秋实集：营建工匠的厌镇事件与明中都的罢废

洪武八年三月下旬，朱元璋得知中都的营建“功将完成”的消息，决定亲自前往“验功赏劳”。四月初二，他兴冲冲地动身离开南京，当天到达滁阳（今安徽滁州），“乘春之景，踏青西郊”，并在醉翁亭下“醴泉备酒”，畅饮一番[39]。十五日到达凤阳，一面督工、验工，一面亲祭皇陵，并遣官代祭常遇春，命李文忠代祭外祖父扬王。不料，当他来到“大内之正中”的奉天门时，却发生了服役工匠的“厌镇”事件——“帝坐殿中，若有人操兵斗殿脊者”[40]。厌镇又称压胜，是古代方士的一种巫术，谓能以诅咒制服所憎恶的人或物。这个事件，反映了工匠对工役繁重的强烈不满情绪。

原来，为了营建中都，明廷从各地征调了大批人力。当时工部所辖“将及九万”[41]的工匠，几乎都在中都做工。除了这些专业工匠，参加中都营建的还有几十万士兵、民夫和罪犯。据记载，洪武五年八月，朱元璋曾令吏部尚书吕本、户部郎中万镛会同行大都督府官给参与营建中都的临濠、怀远、皇陵、长淮四卫军士分发7万件棉袄[42]。六年三月，又“诏于临濠造金吾、左右羽林、左右虎贲、左骁骑、左右燕山护卫、神策、雄武、兴武、广武、英武、武德、鹰扬、龙骧、钟山、兴化、定远、怀远二十一卫军士营房三万九千八百五十间”[43]。成化《中都志》又记载在中都设置的卫所：“国初有金吾、左羽林、左虎贲、左骁骑、左龙骧、兴武、兴化、和阳、雄武、钟山、定远、振武等卫。既定鼎金陵，后皆革调。”[44]通过这些史料可知，参加中都营建的除了设在本地的濠梁、定远、怀远、金陵、长淮等卫，还有原设在南京的金吾、左右羽林、左右虎贲、左骁骑、左右燕山护卫、神策、雄武、兴武、威武、广武、英武、武德、鹰扬、龙骧、钟山、兴化、和阳、振武等卫，合共26卫。如果按照洪武初年每卫万人的编制来推算，则有军士26万人；如果按照洪武七年八月规定的“大率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45]来推算，也有军士14万余人。当时，朱元璋还曾下令，将罪犯发往临濠屯田或做工，如洪武五年正月诏：“今后犯罪当谪两广充军者，俱发临濠屯田。”[46]八年二月敕刑官：“自今凡杂犯死罪者，免死输作；终身徒流罪，限年输作；官吏受赃及杂犯和罪当罢职役者，谪凤阳屯种；民犯流罪者，凤阳输作一年，然后屯种。”[47]后来，“官吏有罪者，笞以上悉谪屯凤阳”，到洪武九年竟“至万数”[48]。如果加上谪屯凤阳的其他罪犯当有几万人。此外，从各地移至凤阳屯田的移民数量也很大，如吴元年十月“徙苏州富民实濠州”[49]，十二月“徙方（国珍）氏官属刘庸等二百余人居濠州”[50]；洪武三年六月令苏、松、嘉、湖、杭五县民无田产者往临濠开种，“徙者凡四千余户”[51]，六年十月徙山西弘州等州县民于中立府，“凡八千二百三十八户，计口三万九千三百四十九”[52]，而最大规模的一次移民是洪武七年迁移江南民14万人[53]至凤阳屯田。这些移民的数量达二三十万人，他们除种田纳粮，还要为营建中都提供夫役。临濠在战争之后，人烟稀少，田土荒芜，工役又极繁重，做工的工匠、军士、民夫、罪犯的生活都苦不堪言。当时待遇最好的要算军士，官府有时还赐给棉袄和粮食，但他们“盛署重劳，伙食失节，董其役者督之太急，使病无所养，死无所归”，以致“多以疫死”[54]。至于待遇最差的罪犯，处境更是悲惨，“怨嗟愁苦之声，充斥园邑”[55]。这些军士、工匠、民夫和罪徒的心中，郁积着一股强烈的不满和愤怒情绪。工匠便在朱元璋视察的殿脊上搞了据说可以招来神鬼作怪的“厌镇法”，以发泄他们心中的积怨。

案发后，朱元璋下令“尽杀”搞“厌镇法”的工匠，但营建工匠对繁重工役的不满情绪，仍然使他受到强烈的震动。他清楚地记得，吴元年四月，为了拓建应天城，徐达令江南各查验民田，征砖瓮城，曾引起上海农民的反抗，3万多农民拿起农具，在钱鹤皋的率领下，攻破松江府治，捕杀知府苟玉珍[56]。在灾荒连年的元末，元廷征发17万军民修治黄河，激起农民大起义的情景，更是不时浮现在朱元璋眼前。他逐渐清醒过来，开始意识到元朝统治刚被推翻，民困未苏，而统一战争尚在进行之时，就决策营建中都，并要求建得雄壮华丽，是个重大的失误。离开中都之前，他在圜丘祭告天地，怀着沉重的心情向皇天后土请罪：“此臣之罪有不可免者。”[57]

四月二十九日，朱元璋闷闷不乐地回到南京，又得知刘基已经去世[58]的消息，心情越发沉重。刘基是在当年正月吃了左丞相胡惟庸所派医生下的毒药，三月间被朱元璋送回南田老家养病的。乾隆《凤阳县志》云：“《刘基传》：基有妻丧，请告归，时帝方营中都，基临行奏曰：‘凤阳虽帝乡，非建都地也。’罢建中都，盖因基之奏云。”（清光绪二年刻本）王剑英先生认为，“这个说法不过是出于揣测附会，并不确切”。他将工匠的“厌镇法”事件拔高为“劳动人民的英勇斗争”，认为“罢建中都的根本原因是爆发了得到广泛支持和同情的工匠的反抗斗争”[59]。但得知刘基的死讯，还是让朱元璋想起刘基临还乡之前所说的“中都曼衍，非天子居也”的忠告。刘基反对在凤阳建都，虽然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但朱元璋却从刘基被毒死这件事看到淮西勋贵势力的膨胀，为自己的皇权深感忧虑。

朱元璋在起义期间，主要是依靠同自己有乡里、宗族关系的淮西将臣打天下的。登基之后，他对淮西将臣采取优待、重用的政策，不仅赏赐淮西将臣大量土地、财产和各种经济特权，使他们由昔日的农民武夫变为拥有大量土地、佃户的贵族地主，而且给他们加官晋爵，使之成为身居高位掌权握兵的上层官僚。洪武元年正月，朱元璋刚就帝位，即任命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位列文武百官之首，汤和、邓愈为御史台的左右御史[60]。随后，又以李善长兼太子少师，徐达、常遇春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太子少保[61]。洪武三年十一月大封功臣，封公者有李善长、徐达、常遇春之子常茂、李文忠、冯胜、邓愈等6人，其中徐、常、冯、邓与李文忠5人为淮西籍的渡江旧人，且以凤阳人数量居多，李善长原籍歙县但在蕲黄起义后已徙居滁阳[62]，在渡江前已投奔朱元璋，人们一般也将他看作淮西老臣。此后，朱元璋又陆续分封一批公、侯、伯。终洪武之朝，封公者计11人，除上述六国公，另有信国公汤和、凉国公蓝玉、梁国公胡显、开国公常昇，也都是淮西老将，颍国公傅友德虽是砀山人，但“其先宿州人，后徙砀山”[63]，也可算是淮西籍。封侯者计57人，仍以淮西籍居多。只有封伯者6人皆非淮西籍。而所封的侯、伯，其中有些只是恩赐给战败的对手的一种名誉性的爵位，如归德侯陈理、归义侯明昇、承恩侯陈普才、归仁侯陈友富、怀恩伯陈友直、崇礼侯买的里八刺等，他们并没有什么实权和地位[64]。此外，朱元璋还通过联姻的方式，来笼络淮西将臣。他除娶武定侯郭英之妹为宁妃，又聘开平王常遇春之女为皇太子妃，太原卫指挥使谢成之女为晋王妃，卫国公邓愈之女为秦王次妃，中书右丞相、魏国公徐达之长女为燕王妃，宋国公冯胜之女为吴王妃，大都督佥事王弼之女为楚王妃[65]，并将自己的大女儿临安公主下嫁给中书左丞相、韩国公李善长的长子李祺为妻[66]。昔日的淮西将臣，便由开国元勋变成新朝显贵，成为执掌朝廷军政大权的最高统治阶层。(www.xing528.com)

当然，在优待、重用淮西将臣的同时，猜忌多疑的朱元璋还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防范他们逾礼犯分的行为。一是利用礼制和法令来约束淮西将臣的行为。除制定各种礼制和法令，要求功臣宿将严格遵守外，洪武三年十月还令省台延聘儒士，于每月朔望早朝之后，在都督府的官署为诸将讲论经史及君臣之礼，“庶几忠君爱国之心，全身保家之道油然日生而不自知也”[67]。五年，又作铁榜申诫公侯，规定内外各指挥、千户、百户、镇抚并总旗、小旗等，不得私受公侯金帛、衣服、钱物；非奉特旨，不得私役官军；凡公侯之家，除赐定仪仗户及佃田人户，不得私讬门下，影蔽差徭，不得倚侍权豪，欺压良善，虚钱实契，侵夺人田地、房屋、孳畜，等等。对违反上述禁令，还逐项规定了处罚和用刑的办法[68]。八年二月，还编纂御制《资世通训》，要求臣僚认真学习，做到“勿欺勿蔽”，效忠君主[69]。二是在中书省和六部安插非淮西籍官员，用这些非淮西籍的官员来监视、牵制淮西籍的官员[70]。三是加强对淮西将臣的监视。除利用检校和锦衣卫的特务伺察淮西将臣的活动外，还“以公、侯、伯于国有大勋劳”，给每个公、侯、伯加赐120名士卒，名曰“奴军”[71]，供其驱使，实际上是“防其二心，且稽察之也”[72]。

但是，这些淮西勋贵根本不听约束，不仅恃功骄恣，屡屡干出越礼非分的勾当，而且极力排挤、打击非淮西籍大臣。洪武三年七月，他们将山西籍的中书右丞杨宪倾陷致死[73]；四年三月，又将浙东籍曾任朱元璋顾问的刘基排挤出朝。在中都营建期间，这些权贵争权夺利的活动更加猖獗。洪武五年，朱元璋决定在中都为6公27侯营建第宅之前，武定侯郭英等竟私自役使营建中都宫殿的将士替自己建造私宅[74]。后来，江夏侯周德兴也“恃帝故人，营建第宅逾制”[75]。左丞相胡惟庸还公然对刘基下毒手，派医生给他下毒药，使之中毒而死[76]。朱元璋接受淮西勋贵的建议，在凤阳营建都城，原本想同他们一道衣锦还乡，一起共享安乐，共同维护明王朝的统治。但是，淮西勋贵一系列逾礼越制的行为，又不能不引起他的警觉。他由此想到，如果在凤阳建都并迁都于此，淮西勋贵利用家乡盘根错节的宗族、乡里关系扩大势力，对皇权的威胁更大，那时局面就难以收拾了。于是，他下决心抛弃乡土观念，在回到应天当日即洪武八年四月二十九日下诏“罢中都役作”[77]，放弃了营建中都的计划，从此不再返回凤阳老家。十月，下令对营建工匠进行安抚，命中书省“凡工匠有死亡者，皆给以棺送至其家，复其役三年”[78]。翌年五月，又复赐现役工匠钞币“凡六万三百六十余锭”[79]。

罢建中都后，朱元璋决定对南京进行改建。在罢建中都之前，他曾于洪武七年写下《阅江楼记》一文，比较在何处建都才是“道里适均”的问题，认为在中原建都是“偏北而不居中”，而在南京建都倒是“道里适均”。如果在此建都，“万邦之贡，皆下水而趋朝，公私不乏，利益大矣”[80]。因此，他在洪武六年六月，命留守卫都指挥使司“修筑京师城”[81]，至八月完工，“周九十六里”[82]。又于八年九月下诏改建南京的大内宫殿，要求尽量简朴，说：“唐虞之时，宫室朴素，后世穷极奢丽，去古远矣。朕今所作，但求安固，不事华丽，凡雕饰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坚壮，可传永久。吾后世子孙，守以为法。至于台榭苑囿之作，劳民费财之事，游观之乐，朕决不为之。其饬所司，如朕之志。”[83]洪武十年十月，南京大内宫殿改建完成。十一年正月，朱元璋下诏改南京为京师，同时罢除北京，仍称开封府[84]。犹豫10年之久的建都问题，至此算是解决了。

此后，朱元璋利用从各地调至凤阳的各种建筑材料，修建了皇陵、十王四妃墓和大龙兴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