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施教化，移风易俗，改变状况

在元代，由于蒙古贵族高居统治阶级的最高层，掌握着国家大权，蒙古族的风俗习惯自然也就处于强势的地位，对中原地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少汉人在语言、名字、婚姻、服饰、丧葬等方面仿效蒙古人，受其熏染而使自身的文化发生某些变异。如“士庶咸辫发椎髻，深襜胡俗，衣服则为绔褶宽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甚者易其姓氏为胡名，习胡语，俗化既久，恬不知怪”[90]。又如“同姓、两姨姑舅为婚”，“兄收弟妇，弟收兄妻，子承父妾。有一妇事于父生子一，父亡之后，其妾事于正妻之子，亦生子一。所以夫妇无别，纲常大坏”[91]。即使是与蒙古人接触较少的江南地区，受蒙古风俗习惯影响的现象也不少见。“元既有江南，以豪侈粗戾，变礼文之俗，未数十年，熏渍狃狎，骨化成风，而宋之遗习消灭尽矣。为士者辫发短衣，效其语言容饰，以附于上，冀速获仕进，否则讪笑以为鄙怯。非确然自信者，鲜不为之变。”[92]直至明初，南京居民犹“循习元氏旧俗，凡有丧葬，设宴会亲友，作乐娱尸，惟较酒肴厚薄，无哀戚之情”[93]。

朱元璋对这种现象极为不满，说：“元以夷变夏，民染其俗，先王之礼几乎熄矣，而人情狃于浅近。”[94]决心普施教化，移风易俗，彻底改变这种状况。明朝建立前后，他反复强调：“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衣食给而民生遂，教化行而习俗美。”[95]“世之治乱，本乎人情风俗”[96]，“治道必先于教化，民俗之善恶，即教化之得失也”[97]。强调推行教化同发展经济一样重要，是关系到国家治乱兴衰的重大问题。

朱元璋认为，普施教化，首先要向人们灌输儒家学说、程朱理学的仁义道德、修身齐家的“圣学之道”，“好仁者，耻于为不义。如此，则风俗岂有不美？国家岂有不兴”[98]。为此，就必须大办学校，“礼延师儒教授生徒，以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以革污染之习”[99]。同时，还要建立一套礼法制度，“剽悍骄暴非人之性也，习也。苟有礼法以一之，则剽悍者可使善柔，骄暴者可使循帖。若踝啮之马，调御有道，久则自然驯熟……苟非礼法，人无所守，故必当以此洗涤渐染之习”[100]。因此，立国之初，朱元璋便致力于尊孔崇儒、倡导理学，制礼作乐、立法定律，兴办学校、推行科举。除此之外，他还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普施教化，移风易俗。

第一，重新恢复传统的乡饮酒礼。乡饮酒礼始于周代，原是乡人的一种聚会形式，儒家为之注入尊贤敬老的思想，成为当时一种达于庶民的礼制，旨在使一乡之人在欢聚宴饮之时受到教化。后来时兴时废，至元代已在现实生活中消失。朱元璋认为：“乡饮之礼，所以序尊卑，别贵贱。先王举以教民，使之隆敬爱，识廉耻，知礼让也。”[101]洪武二年八月，他接受监察御史睢稼的建议，诏中书省详定乡饮酒礼条式，洪武五年四月正式诏令全国举行乡饮酒礼。洪武十六年十月颁行《乡饮酒礼图式》，洪武二十二年再定《乡饮酒礼图式》，成为明代乡饮酒礼的定制。明代乡饮酒礼，在继承别贵贱与叙长幼相结合的传统惯例之外，为强化其教化功能，又有两个突出的创新点。一是将饮酒与读律相结合，既习礼又普法。洪武二年八月，睢稼在奏书中建议：“宜仿古人月吉读法之典，命府州县长吏，凡遇月朔会乡之老少，令儒士读律，解析其义，使之通晓，则人知畏法而犯者寡矣。”[102]朱元璋采纳其建议，即诏中书省详定乡饮酒礼条式，“使民岁时燕会，习礼读律，期于申明朝廷之法，敦叙长幼之节”[103]。洪武五年四月，礼部奏请推行乡饮酒礼，规定在学校举行的乡饮酒礼，由“读律者”诵读《大明律令》，里社的乡饮酒礼还兼读刑部所编的《申明戒谕书》，武职衙门的乡饮酒礼兼读大都督府所编的《戒谕书》[104]。二是分别善恶。洪武十四年二月，朱元璋谕示礼部臣，举行乡饮酒礼时，“年高有德者居上，高年淳笃者次之，以齿为序。其有违条犯法之人，列于外坐。同类者成席，不许杂于良善之中。如此，则家识廉耻，人知礼让，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之道不待教而兴”[105]。据此，洪武十六年颁行的《乡饮酒礼图式》，规定有过犯之人坐于众宾席末，听讲律受戒谕。洪武二十二年重定的《乡饮酒礼图式》，又将过犯之人分为两类，罪行较轻的序坐中门之外，罪行较重的则序坐东门之外，执壶供事[106]。

第二，强化基层里甲的教化职能。朱元璋认为：“古者风俗淳厚，民相亲睦，贫穷患难，亲戚相救；婚姻、死丧、疾病，邻保相助。近世教化不明，风俗颓败，乡邻亲戚不相周恤，甚者强凌弱，众暴寡，富吞贫，大失忠厚之道。”[107]他钦定的《教民榜文》规定，每里除里长、甲长之外，“须令本里众人推举平日公直、人所敬服者，或三名、五名、十名”，称为老人，与里长、甲长共同负责以下工作：理断本里的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等一切纠纷；将本里强劫、盗贼、逃军、逃囚及生事恶人擒拿赴官；向朝廷奏报本里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及有一善可称者的实迹，以供朝廷表彰；督促有丁子弟入读社学；督促本里七八岁或十二三岁的民间子弟讲读御制三编大诰；教育本里乡民，为子孙者，奉养祖父母、父母；为父母者，教诫子弟；为子弟者，孝敬伯叔；为妻者，劝夫为善；遇到里中人户婚姻、死丧、吉凶等事，组织协调邻里互相赒给；每乡每里各置一个木铎，每月六次，令年老或残疾或瞽目者，由小儿牵引，巡行本里，持铎高喊：“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每村置大鼓一面，凡遇农种时月，于五更擂鼓，众人闻鼓下田，该管老人点闸。有懒惰不下田者，许老人责决[108]。(www.xing528.com)

第三，在全国乡村遍设申明亭、旌善亭，以旌善惩恶。洪武五年二月，朱元璋“命有司于内外府州县及其乡之里社皆立申明亭，凡境内人民有犯，书其过名榜于亭上，使人有所惩戒”[109]。后来，觉得将犯人所犯罪过不分大小，全部在申明亭张榜公布，会“使良善一时过误为终身之累”，洪武十五年八月又改为“自今犯十恶、奸盗、诈伪、干犯名义、有伤风俗及犯赃至徒者，书于亭，以示警诫。其余杂犯、公私过误、非干风化者，一切除之”[110]。旌善亭建于何时，史无明载，但一些地方在洪武十六年已有旌善亭出现[111]。旌善亭张榜公布官民的善政善行，既书“民之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及善行之人”，也录“有司官善政著闻者”[112]，以示旌表。

第四，革除蒙古人传入中原的“胡风”“胡俗”，“悉复中国之旧”。登基伊始，朱元璋即于洪武元年二月“诏复衣冠如唐制”，规定“士民皆束于顶，官则乌纱帽、圆领袍、束带、黑靴，士庶则服四带巾、杂色盘领衣，不得用黄玄”，庶民妻“不得服两截胡衣，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113]。当年十二月又下令禁止丧葬时宴会亲友、作乐娱尸的陋俗[114]。明初许多地方仿效蒙古习俗，实行火葬，朱元璋认为：“古者圣王治天下，有掩骼埋嘴之令，推恩及于朽骨。近世狃于胡俗，死者以火焚之，而投其骨于水，孝子慈孙，于心何忍，伤恩败俗莫此为甚”，于洪武三年下令“禁止之”，并规定：“若贫无地者，所在官司择近城空阔闲地为义冢，俾之葬埋。或有宦游远方，不能归葬者，官给力费以归之。”[115]对于同姓、两姨姑舅为婚及收继婚，朱元璋认为有违人伦之大防，更是深恶痛绝。不仅在《大明律》中立有专款严加禁止[116]，而且在《御制大诰》中严厉警告：“今后若有犯先王之条，罪不容诛！”[117]后来，他发现虽然“禁令屡颁，民间仍有犯者”，又在洪武二十七年再次重申：“先王之治天下，彝伦为本。至于胡元眛于教化，九十三年之间，彝伦不叙，至有子纳父妾而弟妻兄妻、兄据弟妇者，此古今之大变，中国之不幸者。朕膺天命，君主华夷，复先王之教以叙彝伦，务使各得其序。既定于律，又著之大诰，以明示天下。比闻民间犹有顽不率教者，仍蹈袭胡俗，甚乖治体。宜申禁之，违者论如律。”[118]至于官员之间、官民之间、庶民之间相见的礼仪，朱元璋也令议礼诸臣重加厘定，去蒙古化，而复归华夏之传统。此外，还严禁官员嫖妓，并严禁不事生产、四处闲逛的游民。

第五，严格规范民间的祭祀及文艺演出。我国自古就将祭祀视为国之大事，国家的祀典对各种祭祀活动规定了严格的等级和仪礼。但民间的祭祀，往往无视祀典的规定，不仅祭祀众多原始宗教信仰和秘密宗教的神灵，而且混杂了许多带有巫术色彩的仪式。朱元璋登基之后，将这种民间祭祀通通斥为“淫祠”，洪武三年下令严加禁止，制曰：“朕思天地造化能生万物而不言，故命人君代理之。前代不察乎此，听民人祀天地，祈祷无所不至。普天之下，民庶繁多，一日之间祈天者不知其几，渎礼僭分，莫大于斯。古者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山川，大夫士庶各有所宜祭。其民间所祭之神，礼部其定议颁降，违者罪之。”于是中书省臣等奏：“凡民庶祭先祖，岁除祀灶，乡村春秋祈土谷之神。凡有灾患，祷于祖先。若乡厉、邑厉、郡厉之祭，则里社郡县自举之。其僧道建斋设醮，不许奏章上表，投拜青祠，亦不许塑画天地神祇，及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巫觋、扶鸾、祷圣、书符、咒水诸术，并加禁止，庶几左道不兴，民无惑患。”诏“从之”[119]。流行于民间的通俗文艺如戏曲等，深受平民百姓的喜爱，对民风民俗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朱元璋则以儒家思想、程朱理学加以规范，要求民间文艺为宣传儒家的礼法制度和伦理道德服务。元末高明主张戏曲创作要有关风化，为宣扬儒家的伦理道德服务。他创作的《琵琶记》极力宣扬三从四德、忠孝两全的伦理道德，朱元璋大加赞赏，说：“五经四书在民间，譬诸五谷，不可无。此记乃珍馐之属，俎豆之间，亦不可少也。”[120]依据朱元璋的旨意，《大明律》特立专款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与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121]

这一系列教化举措的推行，使民风民俗逐渐发生变化，形成了一种俭朴淳厚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