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推行科举制度，士人成果显著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曾着手兴办儒学和书院，将书院逐渐纳入地方儒学教育体系，并在中央设立国子学，改变了以往蒙古国不重视儒学文治的偏向。但是，元代的学校教育，也充满民族歧视的色彩，如至元二十四年（1287）设立国子学，规定生员之数为200人，“其百人之内，蒙古半之，色目、汉人半之”。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立“国子学试贡之法”，规定“蒙古授官六品，色目正七品，汉人从七品。试蒙古生之法宜从宽，色目生宜稍加密，汉人生则全科场之制”[55]。在当时的官场上，七品不过是个“芝麻官”，从七品就更卑下了。不仅如此，忽必烈还迟迟不开科举，儒士也就无法通过科举踏入仕途，被边缘化。在元朝，入仕的主要途径是怯薛（宫廷卫队），由怯薛出身做官的不仅人数很多，而且升迁很快。但只有蒙古人、色目人才有权充当怯薛，汉人、南人没有充当怯薛的权利。汉族儒士大多数只能充任吏员或教官等卑微的官职，就拿教官来说，即便是路、州级的教官，最高也就是区区九品，而大多数州、县教官则是不入流的底层官员。无怪乎时人会发出“热选尽教众人做，冷官要耐五更寒”[56]的慨叹。儒士入学读书的热情也就因此大大降低。元朝又实行独特的儒户制，将祖先父辈中有名儒身份或是从事儒业者编为儒户，世代相袭，不许改变，可免除徭役、差役，但须照纳赋税。儒户是世袭的，非儒户子弟也就难以学儒，元代教育的发展因此也受到很大的限制。元仁宗虽然复开科举，但仍坚持民族歧视政策，规定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分卷考试。乡试、会试，蒙古、色目人试经问五条，试策一道；汉人、南人试明经、经疑二问，试经义一道，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试策一道。殿试，蒙古人、色目人试时务策一道，限500字以上成；汉人、南人试策一道，限1000字以上成。汉人、南人不仅试题比蒙古人、色目人难，而且按人口比例的取士名额也比蒙古人、色目人少得多，规定会试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个等级各取75名。殿试不再淘汰，只排名次。元代尚右，以“国人暨诸部（蒙古人、色目人）为右榜，以汉人、南人为左榜”。两榜各分三甲。第一甲各一人，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同进士出身[57]。两榜的第一名都算状元，实际上只有右榜的状元才算真资格，左榜的状元并不被朝廷重视。就是二、三甲的进士，右榜授的官职也都高于左榜。从延祐元年至元亡的54年间，元朝共举行9次科举（其间曾停科两次），取士1200余人，只相当于唐代和北宋的十分之一强。其中参相者仅9人，官至省、部宰臣（包括侍郎）、行省宰相及路总管者亦不出六七十人，此外大部分“例不过七品官，浮湛常调，远者或二十年，近者犹十余年，然后改官。其改官而历华要者十不能四五；淹于常调，不改官以没身者十八九”[58]。时人因而感慨道：“元朝之法，取士用人，惟论根脚，其余图大政为相者，皆根脚人也；居纠弹之首者，又根脚人也；莅百司之长者，亦根脚人也。而凡负大器、抱大才、蕴道艺者，俱不得与其政事。”[59]儒士边缘化的处境仍无大的改变。学校是培育和传播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而儒士则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传承者。元代学校教育的发展受到限制，儒士被边缘化，传统文化的发展也就受到严重的阻滞。

朱元璋为了培育人才，推行教化，复兴传统文化，极其重视学校教育的发展，说：“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风俗，莫先于学校。自胡元入主中国，夷狄腥膻，污染华夏，学校废弛，人纪荡然，加以兵乱以来，人习斗争，鲜知礼义。今朕一统天下，复我中国先王之治，宜大振华风，以兴治教。”[60]因此，他把学校之设视为“国之首务”[61]。早在龙凤五年正月，即在婺州开设郡学，十一年九月又在应天开设国子学。登基称帝后，更是大力发展教育，形成了国学、郡学和社学三类学校。

国学是由中央设立的高等学府，前身是龙凤十一年设于应天的国子学，洪武十五年改为国子监。洪武八年三月还在凤阳设立一所国子监，二十六年并入京师国子监。两所国子监合并后，生员人数多达8124名，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监生分为官生（包括品官子弟、土司子弟与海外留学生）和民生（包括贡监即地方官从府、州、县学中选拔的岁贡生员，和举监即保送入监补习的会试下第举人）。监生学习的内容，有四书五经、《御制大诰》、《大明律令》，及汉代刘向的《说苑》。除此之外，还有数与书（书法）。读书之余，还需兼习骑射。监生考试结业，可以直接做官，也可以参加科举，及第后做官。

郡学又称儒学，是由府、州、县设立的中等学校。龙凤五年开设于婺州的郡学是最早的一所儒学。洪武二年十月，朱元璋诏令“天下郡县并建学校”[62]，各地陆续开设儒学。据《大明一统志》的记载统计，整个洪武年间，全国计有儒学1311所[63]。儒学的生员，起初规定府学40名，州学30名，县学20名，后来又命增广，不拘数额。生员“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64]，并学习《御制大诰》和《大明律令》。生员经过考核，成绩优异者可岁贡为国子监生，也可参加乡试而为举人。如果入学十年学无所成，或有大过，则送吏部充吏，追夺廪粮。

此外，同府、州、县儒学相近的，还有都司、卫所设立的儒学（亦称卫学）和土司设立的儒学。洪武年间，计有都司、卫所儒学26所[65]。此后各朝又陆续增设卫学。土司儒学设立较晚。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贵州宣慰司始设儒学，二十八年六月，朱元璋谕礼部臣曰：“其云南、四川土官，皆设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知君臣父子之义，而无悖礼争斗之事，亦安边之道也。”[66]此后在云南、四川等地，陆续出现了土司儒学。以后各朝皆承此例。如土司未设置儒学，则令其子弟入读附近的儒学。

社学是设在基层的启蒙性质的初级学校，遍布于各府、州、县的乡里城坊。最初属于官办，后来由于地方官借此扰民，曾一度下令停办。洪武十六年十月，朱元璋下诏“令民间自立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有司不得干预”[67]，于是又出现了民办的社学。社学也以《御制大诰》和《大明律令》作为必修课程。据统计，洪武年间各府州平均设有社学61所，数量相当可观[68]。后来社学大量发展，虽穷乡僻壤，也“莫不有学”。(www.xing528.com)

除上述几类学校，还有为宗室子弟开设的宗学，为武官子弟开设的武学，民间私人开办的私学（私塾），等等。

为了推动教育的发展，朱元璋采取了许多措施。第一，考核官吏的办学成绩。洪武五年敕谕中书省臣：“令有司今后考课，必书农桑、学校之绩，违者降罚。”规定所在地方“师不教导、生徒惰学者”，当地官吏“皆论如律”[69]。第二，重视教官的选拔，稳定师资队伍。洪武十五年十月，朱元璋特命各地按察司严格考核儒学教官，不通经术的送吏部调任他职，有通经术、能文章而受到压制、任用不当的，列出名单上报，由朝廷另作安排[70]。二十六年十月又定教官考课法，规定教官在任9年，所教生员，府学有9人、州学6人、县学3人中举，本人经考试又精通四书五经者，提升官职；所教生员中举人数较少，本人又考不通经，则降黜之，调任教官以外的职务[71]。为了稳定师资队伍，提高教学质量，朱元璋还严禁随意将教官调离学校，担任其他部门的职务。洪武十四年九月，礼部尚书李叔正反映，许多州县儒学的训导被以贤良等名目荐举到京师做官，致使教官缺额，生徒废业，他即明示：“其即禁之，著为令。”[72]翌年五月，令全国郡县访求经明行修之士时，又明确规定现任儒学的教授、学正、教谕、训导，不在荐举之列[73]。第三，优礼师儒。规定在学生员由官府供给廪粮，并享受免役特权，除本人外，可免其家二丁差徭[74]。学习成绩优异者，岁贡易得美官。对教官，明令“禁有司不得差遣”，让他们能“尽心教导”[75]。教学成绩优异者，可升任中央或地方官职。第四，书籍笔墨实行免税[76]。这些措施的推行，有力地推动了教育的发展，从而形成“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的局面。“此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77]

在大办学校的同时，朱元璋还大兴科举。吴元年三月，他就下令设文武二科取士，命“有司预为劝谕民间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时勉学，俟开举之岁，充贡京师”[78]。洪武建国后，洪武三年五月下诏正式建立科举制度，“定于当年八月举行科举考试，果有才学出众者，待以显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者，毋得与官”[79]。翌年三月，又令各行省连试三年，以后三年一举。当年，京师和各行省分别举行乡试，第二年举行会试，录取了120人。从洪武四年起，连续举行乡试三年，因为官员缺额很多，考取的举人均免于会试，赴京听候选官。但连试三年后，发现录取的多系“后生少年”，缺乏实际工作能力。洪武六年二月又下令停止科举，别令察举贤才。此后科举停止了10年。但荐举上来的人滥竽充数者也不少，授任之后往往“政绩少闻”，朱元璋于是决定对被荐举者实行考试，同时恢复科举，于洪武十七年命礼部定科举之式，颁行各行省，遂为永制。

洪武年间的科举考试，分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考试的内容，与学校教育相一致，专取生员所学的四书五经命题，“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80]，四书五经以指定的程朱注疏为准。洪武三年规定，乡、会试分三场，初场试本经义一道、四书义一道；二场试礼、乐论一道，诏、诰、表、笺内选一道；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一道。中式后十日，再面试骑、射、书、算、律[81]。洪武十七年三月颁布科举定式，规定初场试四书义三道；二场试论一道，判五道，诏、诰、章、表内选一道；三场试经、史、策五道，取消骑、射、书、算、律的面试[82]。乡试录取名额定为500名，除直隶100名，广西、广东各25名外，其他行省各40名，“才多或不及者，不拘数额”。中式者被称为举人[83]。会试的参加者，必须是乡试中式的举人，录取名额皆临期奏请定夺。洪武十八年一次录取多达472名，二十四年一次仅录取31名[84]。中式者被称为贡士，可参加殿试。殿试仅试时务策一道。殿试及第分三甲录取，一甲仅取三名，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所取进士，或授翰林院修撰、编修、检讨等官，或至翰林院、承敕监等近侍衙门历练，称庶吉士，俟其谙熟政事，再擢任具体官职。其他或授给事、御史、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太常、国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县。举人、贡生多次参加考试落第的，可以改入国子监，卒业后也可担任小京官，或做府佐和州县正官，或做郡学的教官[85]。元代儒士被边缘化的局面，也就因此得到根本的改变。明代官员的任用，“国初之制，谓之三途并用，荐举一途也，监生一途也，吏员一途也”[86]。由于朱元璋规定，应“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者毋得与官”，科举日益受到朝廷的重视，“内外重要之司，皆归进士”[87]，后来就逐渐形成所谓进士、科贡、吏员三途并用的格局[88]。据万历、崇祯两朝的缙绅录所记，出身于学校、科举两途的士子，已构成明代官员的主体，都察院等监察系统的官员以及六部的尚书、侍郎，则全部出身于进士[89]。儒士的境遇与元代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