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主导的礼乐纪纲

元朝既然将儒学边缘化，儒家的礼法制度自然也被摒弃不用。元朝建立后，便依据内蒙外汉的基本国策，另行构建蒙汉杂糅、大量保留蒙古旧俗的礼法制度。史载：“元之有国，肇兴朔漠，朝会燕飨之礼，多从本俗。”[31]“元之五礼，皆以国俗行之，惟祭祀稍稍稽诸古”[32]，然也大量保留蒙古旧俗，如“其祖宗祭享之礼，割牲、奠马湩，以蒙古巫祝致辞，盖国俗也”[33]。至于乐制，更是将“古乐俱废，惟淫词艳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虏之声与正音相杂，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饰为舞队，谐戏殿廷，殊非所以道中和、崇治体也”[34]。法制方面，元朝始终没有修成一部形式完备、内容稳定的法典，只颁行一些称为“条例”、“通例”或“条画”的单行法规和处理个别事件的指令性文书（通常称为“断例”）。其中，既有源出金朝以唐律为基础编订的《泰和律》，又受到蒙古习惯法较多的影响，如对偷盗牲畜者实行盗一赔九的规定就是一种蒙古的习惯法。这些单行法规和指令性文书，不仅繁杂重出，往往同罪异罚，易被官吏上下其手，而且贯穿着优待蒙古人、色目人，歧视汉人、南人的原则，例如蒙古人打死汉人，只“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35]，但汉人仅仅打伤蒙古人，就被“杀以惩众”[36]。汉人、南人犯盗窃罪的要刺字，蒙古人有犯，则“不在刺字之例”[37]。

朱元璋对元朝这套蒙汉杂糅的礼法之制深恶痛绝。明朝建国前夕，他总结元亡的教训说：“元氏昏乱，纪纲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致天下骚乱。”强调“立国之初，当先正纪纲”。所谓纪纲，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礼乐与刑政两手，“礼法，国之纪纲。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38]。明朝一建立，他就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致力于礼乐制度和法制的建设。

礼是儒家文化的一个核心内容，被视为“国之斡”“国之柄”。儒家所说的礼，一般包括乐在内。礼的含义非常宽泛，它既是国家典制、仁义道德的规范，也是人际行为的准则，具有定尊卑、明贵贱、辨等列、序少长的作用。儒家的乐，不是今人所说的音乐，而是被赋予某种道德属性的德音雅乐，起到陶冶性情、淑化人心、协调人群、团结社会的作用。礼用以辨异，分别贵贱的等级；乐用以求同，缓和上下的矛盾。朱元璋认为：“朕观刑政二者，不过辅礼乐为治耳。……大抵礼乐者，治平之膏粱，刑政者，救弊之药石。”[39]因此，在礼乐刑政两手之中，他尤重礼乐制度的建设，将它作为治国之先务来抓，决心重拾华夏传统，结合明初的社会现实，制定一套去蒙古化的新的礼乐制度。吴元年六月，“初定天下，他务未遑，即首开礼、乐两局，广征耆儒，分曹究讨”，编撰礼书。除“屡敕议礼臣李善长、傅瓛、宋濂、詹同、陶安、刘基、魏观、崔亮、牛谅、陶凯、朱升、乐韶凤、李原名等，编辑成集”，还“诏郡县举高洁博雅之士徐一夔、梁寅、周子谅、胡行简、刘宗弼、董彝、蔡琛、滕公琰至京，同修礼书”[40]。洪武元年，中书省会同礼官拟定新的祀典及官民丧服之制，官民房舍及服饰等。洪武三年九月，《大明集礼》修成，共50卷，“其书准五礼而益以冠服、车辂、仪仗、卤簿、字学、音乐，凡升降仪节，制度名数，纤悉毕具”[41]。此后，还相继修成《孝慈录》《洪武礼制》《礼仪定式》《诸司职掌》《稽古定制》《国朝制作》《大礼要议》《皇朝礼制》《大明礼制》《洪武礼法》《礼制集要》《礼制节文》《太常集礼》《礼书》等书，厘定包括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在内的各种礼制。这些礼制，皆“斟酌古制”而定，“其度越汉唐远矣”[42]。

儒家认为：“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43]历代都强调二者并用，相辅相成。朱元璋也将乐与礼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认为二者同为“治天下之道”，谕群臣曰：“治天下之道，礼乐二者而已。若通于礼而不通于乐，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达于乐而不达于礼，非所以振纪纲而立大中。必礼乐并行，然后治化醇一。”[44]他认为元朝之所以覆亡，原因之一就是废弃华夏古乐，说：“礼以道敬，乐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为治？”[45]龙凤二年攻克应天后，他即命设典乐官，翌年又设置雅乐，“以供郊社之祭”。吴元年六月，在设置礼局的同时，正式设立乐局，征调懂音律的儒士，研究乐制的制定问题。他“锐意雅乐”，特地指示作乐的儒臣，要恢复华夏古代雅乐的传统，所撰的词章要“章和而正”[46]，弃绝谀辞；所作乐曲要和谐自然，“协天地自然之气”[47]，弃绝艳曲。根据朱元璋的旨意，洪武年间相继制成一批朝贺、祭祀、宴飨的乐歌，其中有些词章还是朱元璋亲自撰写的，如《圜丘乐章》《方丘乐章》《合祭天地乐章》《先圣三皇历代帝王乐章》等[48]。经冷彝、陶凯、詹同、宋濂、乐韶凤等一批熟知音律的儒臣的反复究讨，终于制定了祭祀之乐歌节奏、朝贺宴飨之乐歌节奏及祭祀朝贺之乐舞器服制度。(www.xing528.com)

朱元璋在强调“明礼以导民”的同时，也重视“定律以绳顽”[49]。他指出，只有礼法并用，才能建立“上下相安，和气充溢，天地清宁”的社会秩序。当臣民不能遵守礼制的规范时，就必须齐之以法。否则，“法纵而民玩”，使“奸者得以恣肆，良者含冤而受暴，虽欲善治，反不可得矣”[50]。明朝建立前夕，朱元璋即于吴元年十月下令议定律令，于当年十二月编定以唐律为蓝本的律285条，与记载诸司制度的令145条合在一起，编为吴元年律令。洪武建国后，律条经洪武七年、九年、十六年、二十二年的几次修订，最后于洪武三十年五月正式颁行全国，这就是通行有明一代的《大明律》。除《大明律》外，朱元璋还亲自汇集一批针对“情犯深重、灼然无疑”的“奸顽刁诈之徒”施行法外加刑的案例，加上一些峻令和自己的训话，编成《御制大诰》四编，先后颁行于洪武十八年十月、十九年三月和十二月、二十年十二月，作为《大明律》的补充。洪武三十年五月重新颁布改定的《大明律》时，又择取《御制大诰》的有关条目，与有关律文一起编成《钦定律诰》，附载于《大明律》之后，规定“其递年一切榜文禁例，尽行革去。今后法司只依律与大诰议罪”[51]。

《大明律》以唐律为蓝本，吸收了唐代以来特别是明初的治国经验，在体例结构和内容方面均较唐律有了发展。在体例结构上，唐律继承隋律的篇章结构，分为12篇30卷。洪武七年编成的《大明律》将唐律的末篇《名例律》列为首篇，其下11篇仍沿袭唐律之旧。洪武二十二年修订时，考虑到中书省和丞相已经废除，由六部分掌中书省的职权，除首篇《名例律》，将其他11篇归并为6篇，依六部官制分为《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合共7篇30卷。这样，不仅分类更加合理，而且内容更为集中，条理更为分明，也更接近于近代按部门的分科立法。在内容上，为了强化君主专制，《大明律》设立“奸党”条，增加有关惩治思想言论犯罪的条款；并设立《受赃》的专卷，加重对官吏赃罪的惩罚。适应明初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大明律》还加大经济立法的比重，设立《户律》和《工律》两个专篇和《课程》《钱债》《市廛》等几个专卷，并取消了唐律中有关“占田过限”的条款。明律充分反映了明代统治阶级的意志，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晚期高度成熟的一部法典。

基于礼法结合的精神，明律还引礼入法。为此，《大明律》特在卷首开列《二刑图》（《五刑之图》《狱具之图》）与《八礼图》（以儒家纲纪伦常为依据制定的丧礼服制图）。朱元璋说：“此书（指《大明律》）首列《二刑图》，次列《八礼图》者，重礼也。”[52]从重礼的原则出发，《大明律》还规定“犯罪存留养亲”（对犯有死罪之人，所犯死罪不属“十恶”范围的，如有祖父母、父母老而无养者，可奏请免予处死，以留下来养亲）[53]。“亲属相为容隐”（同居亲属犯有“十恶”之外的罪行，可互相容隐）[54]的条款。此外，明律还规定，除了“十恶”大罪，奴婢不得告发主人，子孙不得告发父兄；告人祖父，不得指其子孙为证；弟不得证兄，妻不得证夫，奴婢亦不得证主人。凡此种种，旨在发挥礼的教化作用，以维护封建统治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