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孔崇儒：历史政策与学术影响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取得独尊地位，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经过魏晋南北朝，道、释兴起，三教互相碰撞与角逐，儒学受到严重挑战，但在唐宋又复巩固其独尊地位。到了元代，嗜利黩武的忽必烈虽然附会汉法，改国号，用年号，定都邑，立朝仪，劝农桑，办学校，以适应汉地发达的农耕经济，但仍参用回回法以逐利，重用色目权臣以敛财，并坚持蒙古本位的国策，在国家体制和语言文字、朝会燕飨、行猎蒐狩等方面，始终保持蒙古原有制度和习俗的核心地位，从而构建起独特的内蒙外汉的政治文化二元复合体制。在这种体制之下，作为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学被边缘化，丧失了其独尊的地位。元仁宗延祐年间复开科举，明令“明经内四书、五经，以程子（指程颢、程颐兄弟）、朱晦庵（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注解为主”[2]，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被定为官本，使理学完成了官学化。但元廷仍然坚持蒙古本位的基本国策未变，理学并未变成官方治国的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儒学边缘化的状况并未改变。

明朝刚建立，朱元璋于洪武元年（1368）二月即下诏以太牢祀孔子于国子学，遣使诣曲阜祭孔，并郑重诫谕使臣曰：“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并，故后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尽礼，修其祀事。朕今为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圣之道。”[3]儒学又重新恢复其独尊的地位。

为了树立儒学的崇高地位，朱元璋大力提倡尊孔崇儒。他在登基的次月，即下诏召元代最后一位衍圣公、国子祭酒、孔子第55世孙孔克坚入京朝见。孔克坚因病，命其子孔希学代他先行入京朝觐。朱元璋怀疑孔克坚瞧不起自己的布衣出身，给他发去一道亲笔谕，曰：“吾率中土之土（士）奉天逐胡以安中夏，虽曰庶民，古人由民而称帝者，汉之高宗（祖）也。尔无疾称疾，以慢吾国不可也。”[4]孔克坚赶忙于四月间入京朝觐，朱元璋说：“尔祖明先王之道，立教经世。万世之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实有赖焉。”[5]并赐田2000大顷，赐宅1区、马1匹，月给米20石。十一月，诏以孔希学为衍圣公，品秩由元代的三品升为二品，赐银印，置衍圣公官署，以其族人孔希大为曲阜世袭知县，立孔、颜、孟三氏教授司，立尼山、洙泗二院，并免除孔氏子孙及颜、孟大宗子孙的徭役[6]。洪武十五年四月，诏全国通祀孔子。五月，京师国子监落成，又“释奠于先师孔子”[7]。到第二年二月，据谏官关贤报告：“国朝崇尚儒术，春秋祭享先师，内外费至巨万。”[8]尊儒之风盛极一时。

在儒家学说之中，宋代的程朱理学在先秦儒学的外王之外，着力解决内圣问题，将内圣与外王有效地贯通起来，形成一个完整而精致的理论体系，因而也更加适应在战乱之后重建封建统治秩序的需要。因此，朱元璋对程朱理学的提倡更是不遗余力。登基之后，他继续任用元末朱学在金华（婺州）的传承人物与学者，让他们参与国家大政的决策，或礼乐制度、文化教育事业的建设，进一步树立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如金华朱学的正宗传人柳贯、黄溍的弟子宋濂自奉诏至应天（今江苏南京），即除江南儒学提举，受命教太子读经，寻改起居注，恒侍朱元璋左右，备顾问。明开国后历任翰林学士、赞善大夫、知制诰、《元史》修撰总裁等官职，除为朱元璋谋划建国方略外，还参与礼乐制度的制定，“郊社宗庙山川百神之典，朝会宴享律历衣冠之制，四裔贡赋赏劳之仪旁及元勋巨卿碑记刻石之辞，咸以委濂，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一代礼乐制度，濂所裁定者居多”[9]。师从郑复初受廉洛之学、继承“儒先理学之统”的刘基，奉诏至应天后，除不时“敷陈王道”之外，还为朱元璋削平群雄、平定天下献计献策。明开国后历任御史中丞、弘文馆学士、封诚意伯[10]。柳贯、黄溍的另一弟子王祎，洪武初年受命参与礼制的制定，并与宋濂共同担任《元史》总裁官，与之一起将金华朱学“文道合一”的主张写进《元史》的《儒学传》。《元史》修成后，擢为翰林待制，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又“奉诏预教大本堂”，教太子与诸王读经[11]。元代金华著名理学家许谦之子许存仁，奉命出任国子学第一任祭酒长达10年之久（包括吴元年）[12]，对树立程朱理学在教育部门的主导地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www.xing528.com)

朱元璋还通过各种途径，大力提倡读经。他反复告谕廷臣：“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夫五经载圣人之道，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无。人非菽粟布帛，则无以为衣食，非五经四书，则无由知道理。”[13]他除经常命儒士为太子、诸王和文臣武将讲授儒家经书外，还规定学校生员必修四书五经。北方经过长期战乱，经籍残缺，洪武十四年四月特地颁赐四书五经于北方学校，“使其讲习”[14]。朱元璋还特命国子学祭酒许存仁教授生员“一宗朱子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15]。在国子监与各府州县学均立有一块卧碑，上刻几行大字：“国家明经取士，说经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者以典实纯正为主”，“不遵者以违制论”[16]。全国的科举考试，一概从四书五经中出题，以程朱注疏为准，四书主朱熹《集注》、《易》主程颐《传》、朱熹《本义》，《书》主蔡沉《传》及古注疏，《诗》主朱熹《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17]。这样，举国上下所有思想言论，都被纳入程朱理学的轨道。

朱元璋不仅要求文武大臣和学校生员读经，自己更是努力学习、钻研四书五经。朱元璋原本没有多少文化，小时只读过几个月的私塾[18]，因为家境贫穷而辍学。父母双亡后，入於皇寺为小行童，仅过50日，由于灾荒严重，“岁歉不足给众食”，寺院关门。他流浪淮西三年，眼界大开，至正八年（1348）重返於皇寺，“始知立志勤学”[19]，跟随几个识字的老和尚学习佛经，文化水平有了提高。参加起义后，冯国用兄弟、李善长、范常、陶安、李习、宋思颜、潘庭坚、王恺、汪广洋、夏煜、杨宪、孔克仁、秦从龙、陈遇等文化人及儒士前来投奔，他们引经据典，谈论古今，帮助他分析形势，出谋划策，使朱元璋进一步懂得读书的重要性，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人治国平天下的计策及经验教训都写在书本上，不读书，就无法吸收借鉴。于是，在战斗的空隙，他便抓紧时间刻苦读书，“甚喜阅读经史”[20]，并四处寻儒问道，“日攻询访，博采志人”[21]。每到一地，就设法招揽儒士，留置幕府，朝夕相处，讲论经史。龙凤四年（1358）朱元璋率部攻占婺州，征召儒士。范祖干持《大学》进见，朱元璋即命“剖析其义”[22]。接着，他又征召儒士许存仁、叶瓒玉等13人，“会食省中，日令二人进讲经史，敷陈治道”[23]。从浙东返回应天，又征聘各地名儒，“与论经史”[24]。后来，又尝召宋濂为他讲《春秋左氏传》[25]，命许存仁讲《尚书·洪范》休咎征之说[26]。明朝建立后，虽未确定经筵制度，但仍不定期地令儒士为其讲读经书，如命宋濂、王祎等进讲《大学》[27]，陈南宾讲《尚书·洪范》九畴[28]，朱善讲《周易》[29]。除了请儒臣讲解之外，朱元璋自己“每于宫中无事，辄取孔子之言观之”[30]。经过长期的学习、研读，朱元璋对四书五经不仅烂熟于心，而且还颇有独到的见解。对臣民和诸王讲话时，常脱口而出地引用经书中的词句，有时一次讲话就连续引用好几部经书中的语录。儒家思想、程朱理学成为他治国理政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方针。

除了儒家思想、程朱理学，朱元璋还积极扶植中国传统文化组成部分的佛、道，发挥其淑世劝导、化恶为善的教化功能，起到“暗助王纲”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