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孝道之行引领社会，秋实集

朱元璋深知，要以孝治天下，自己作为最高君主，应该以身作则，垂范天下，才能起到引领社会的作用。

登基之后，朱元璋不时回忆起往昔的生活和父母的养育之恩。他是家里最小的儿子，小时候体弱多病[61]，父母格外疼爱，尽管家里很穷，在他六七岁时还把他送到私塾读书[62]。可是由于家里实在太穷，他读了几个月，认得几十个字，还是退学，去给地主放牧牛羊，好给家里减轻点负担。朱元璋上头，还有朱重四、重六、重七三个哥哥。大哥朱重四是家里的老大，父母从小对他十分溺爱，结果反而惯出一身毛病，既不爱干活，又“无状甚焉，其非奉父母之道，有不可胜言”[63]，对父母不怎么孝顺，还带坏了重六、重七。父母对老大、老二和老三非常失望，觉得他们将来不会有什么出息，为此把希望都寄托在小儿子朱元璋身上。看着朱元璋慢慢长大，身体越来越壮实，“姿貌雄杰”，又认得几十个字，聪明过人，感到无限的喜慰。父母俩忠厚老实，勤劳吃苦，邻居有什么事，都热心帮忙，从不惜力，村里人都说他们家将来肯定能出个“好人”，会有出头之日。母亲便对父亲说：“人言吾家当生好人，今吾诸子皆落落，不治产业。”然后指着小儿子说：“岂在此乎？”[64]朱元璋看到三个哥哥好逸恶劳，所有的农活都靠父母去干，风里来，雨里去，辛苦备至，令他十分心酸。可自己年龄毕竟太小，除了起早贪黑去给地主放牧牛羊，顺便给家里拾点柴火，还能干些什么呢？他盼着自己能快快长大，好为父母分担一些辛劳。

然而，未等朱元璋长大成人，至正四年（1344）春，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旱袭击江淮大地，接着又闹起了瘟疫。四月初六，64岁的老爹朱五四染病而亡，初九日大哥朱重四病故，他的长子圣保也染病夭折，到二十二日，59岁的老母亲陈氏也染病而亡。此时，家徒四壁，既无钱财为父母和大哥购置棺材和寿衣，也无坟地安葬。幸亏邻居刘继祖给了块地，朱元璋与入赘唐家的二哥朱重六才卸下门板，将换上旧衣裳的父母抬到坟地分别埋葬。接着，又将大哥和侄儿圣保的尸体抬到地里，紧挨着父母的坟墓，分别埋葬了。后来，朱元璋回忆当时埋葬双亲的情景，还不无感伤地叹道：“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65]

父母和大哥去世后，失去依靠的朱元璋只能入於皇寺为僧。因为旱灾和瘟疫继续肆虐，50天后寺院关门，他只得外出化缘，流浪淮西。几年的流浪生活，风餐露宿，受尽人间的白眼、冷漠和嘲讽，不时勾起他思念故乡和父母之情。他想，父母在世时，家里再穷，三餐总算还有几碗伴着大把野菜的热乎乎稀米粥充饥，晚上总算有间茅草屋可以遮风挡雨。由于思亲情切，至正六年（1346）又返回家乡，祭扫父母和大哥的坟墓[66]。无奈家乡的灾情未见缓和，他不得不又外出游方，直到至正八年（1348）才再度返回故乡，回到於皇寺住下。

至正十一年（1351）刘福通在颍州组织红巾军起义，点燃元末农民起义的烈火。第二年正月，郭子兴与孙德崖等在定远起兵响应，二月攻占濠州。三月，於皇寺焚于兵燹。闰三月，无处存身的朱元璋前往濠州投奔起义军。此后，他逐渐成长为一名智勇双全的战将。龙凤元年（1355）郭子兴病逝后，朱元璋代领其部，被宋小明王封为左副元帅。后来，随着其势力的不断壮大，小明王敕封的职位也越来越高，至龙凤九年（1363）封其为中书右丞相，并封赠朱元璋的三代。朱元璋感到无限荣耀，特撰《朱氏世德碑》，记载自己的家世和小明王对其三代的封赠。碑文将其所建的功业，归结为先世的恩泽，要求后世子孙牢记不忘：“今勉建事功，匪由己能，实先世灵长之泽，垂衍后昆，宜得推恩三代，并为上公，以遂为子孙者之至愿。《书》曰：‘作善降之百祥。’《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先祖父积功累善，天地之报，茂于厥后，凡子孙当体祖父之心，循德存仁，以承其绪于无穷，是吾之所望也。”[67]

自投奔起义军后，朱元璋离开了家乡，而且随着其势力的发展，攻取滁、和，南渡长江，东取应天，不但离开家乡越来越远，而且其故乡濠州还一度为敌对势力所攻占，他母亲的坟墓还曾遭敌对势力的挖掘和破坏[68]，他曾为此感慨道：“濠，吾家也，我有国无家可乎？”[69]龙凤十二年（1366）四月，朱元璋在攻打张士诚淮东地区的战役胜利在望之时，命部将韩政率顾时领兵攻取濠州。占领濠州的张士诚部将李济眼看抵挡不住，于初九日与知州马麟出降。这一天正是朱元璋大哥病死的忌日，距其父亲病故的忌日刚过了3天，距其母亲病逝的忌日还有13天，他当即决定回濠州省墓。四月十三日，朱元璋在曾被罚作书吏的许存仁、起居注王祎等人的陪同下，离开应天，于十六日抵达阔别几载的濠州。当天，他即赶往钟离太平乡孤庄村父母的坟地，只见父亲、母亲、大哥和侄子圣保几个矮小的荒冢，一个挨一个地戳在邻居赠送的一块地头，杂草丛生，破败不堪，心里感到不胜凄凉。他觉得当初限于条件，“始葬时礼有未备”，如今自己成了一方首领，应该进行改葬，就向随行的许存仁、王祎等人询问改葬的仪式，并令有关部门制作比一般丧礼规格要高的丧帽、丧服。但消息传开后，却遭到许多人的反对，说：“改葬恐泄山川灵气。”朱元璋只好作罢，下令“增土以倍其封”。他父母的坟墓本来就靠得很近，经过增土倍封，变成了一个高大的坟堆，仿佛是一座合葬墓。然后举行一个隆重的祭祀仪式，并让儿时的好友汪文、刘英“招致邻党二十家以守陵墓”[70]，赐“朱户”，免其赋役。

登基之后，朱元璋忆及往昔父母的哺育之恩，自己却无力奉养及其殁后“殡无棺椁”的情景，每每“感慨泣下”，泪流不止。有一天，见到一群传说能反哺其母的慈乌，曾十分感慨地写下一首《思亲歌》：

苑中高树枝叶云，上有慈乌乳雏勤。

雏翎少干呼教飞，腾翔哑哑朝与昏。

有时力及随飞去，有时不及枝内存。

呼来呼去翎羽硬，万里长风两翼振。(www.xing528.com)

父母双飞紧相随，雏知返哺天性真。

歔欷！慈乌恸恻仁，人而不如鸟乎？

将何伸，将何伸！

吾思昔日微庶民，苦哉憔悴堂上亲。

有似不如鸟之至孝情，

歔欷！歔欷！梦寐心不泯。[71]

《孝经》说，子孙孝顺祖父母、父母“生则亲安之，祭则鬼享之”[72]。朱元璋自己在《教民榜文》中也曾这样告谕百姓：“父母生身之恩至大，其鞠育勤劳，详载《大诰》。今再申明：民间有祖父母、父母在堂者，当随家贫富奉养无缺。已亡者，依时祭祀，展其孝敬。”[73]朱元璋想，过去父母在时无力奉养，现今自己贵为天子，欲以天下奉养父母却不可得，那就只能在“鬼享之”方面多下功夫了。于是又决定对父母的坟墓进行改建。先是在洪武元年进行第二次修建，“积土厚封，势若冈阜”，广植名木，开辟神道，树立华表和石人、石兽，“以备山陵之制”，命名为“英陵”，命翰林侍讲学士危素依据他的手录撰写碑文，立于陵前[74]。朱元璋大哥、大嫂及其子圣保，二哥、二嫂及其子旺儿，三哥、三嫂的坟墓，都附葬在他父母陵旁[75]。第二年五月，改建完工，更名为皇陵，设皇陵卫以守护之[76]。洪武七年六月，设立皇陵祠祭署，以汪文为署令、刘英为署丞，“专典祀事”[77]。洪武八年，中都罢建之后，又利用中都的积材对皇陵进行第三次大规模修建，至洪武十二年完工，形成三城环套、前朝后寝的格局，既雄伟壮丽又庄严肃穆。在此次修建完工之前一年即洪武十一年，朱元璋以“前所见碑，恐儒臣有文饰”，又亲自撰写《大明皇陵之碑》，“命江阴侯吴良督工刻之”[78]，立于陵前。同年，还下令清理钟离土著旧民，编为陵户，“每户拨给田地一亩，供办皇陵每岁时节祭祀，全免粮差”。洪武二十九年，又将钟离土民“尽编为陵户，祠祭署提调洒扫清洁，均派四时节令大小祭祀”[79]。此外，朱元璋还在京师修建太庙，在宫中修建奉先殿，按时祭祀先祖，以展孝思。

营建皇陵之后，朱元璋还在泗州孙家岗为祖父、曾祖父、高祖父修过一座衣冠冢“祖陵”，在中都城西北的白塔湾为其伯父朱五一一家修建了一座合葬墓“十王四妃坟”。

儒家的孝道不仅要求子孙侍养父母、祖父母，在父母、祖父母去世后隆重加以安葬、祭祀，更要求子孙继承先辈的优秀品德和事业，将其发扬光大，以为先辈增光。朱元璋的先辈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贫苦农民，自然谈不上有什么伟大的事业，但是他们身上却不乏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优秀品德，如忠厚老实，勤劳吃苦，乐于助人，等等，朱元璋在《朱氏世德碑》中将其归纳为“德”和“仁”，热切地表示：“凡子孙当体祖父之心，循德存仁，以承其绪于无穷，是吾所望也。”他不仅这样说，而且确实这样做，在治国理政中，施行德治与仁政。早在登基前夕，他即提出“锄强扶弱”[80]，（《明史》称之为“抑富右贫”[81]）以及“取之有制，用之有节”[82]的主张，登基之后，又提出“安民为本”[83]“藏富于民”[84]的主张。根据这些主张，朱元璋以法律形式提高了劳动者的身份地位，相应降低贵族官僚的特权地位，部分肯定了元末农民战争的斗争成果；严惩贪官污吏，击杀不法豪强，营造清明的政治环境；实行轻赋薄徭，改革土地配置制度，移民垦荒屯田，扶植小农经济。从而收到稳定社会秩序，恢复与发展社会经济，弼成了“洪武之治”的显著效果。他自己也以布衣出身的有为之君形象载入史册，为其父母增了光。试想，如果没有朱元璋这番“治隆唐宋”的辉煌业绩，后人谁还记得朱五四这个普通农夫的名字，谁还记得陈氏这个平凡的农妇的名字？更不要说有那么一座雄伟壮丽的陵墓供后人凭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