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推行的孝道措施与《精诚录》

为了将儒家标举的这些孝道推广开来，化为全国臣民的实际行动，朱元璋采取了许多重大的措施。

第一，向人们灌输儒家的孝道思想。登基之后，朱元璋即于洪武元年三月，命翰林儒臣修《女戒》，谓学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为本，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卿等为我纂述《女戒》及古贤妃之事可为法者，使后世子孙知所持守。”[15]《女戒》修成后，即颁之于后宫，令后妃研读遵守。四月，又命侍臣画古孝行及其身所经历艰难起家战伐之事，“为图以示子孙”，令其“朝夕览观”。图画朱元璋自身所经历的艰难起家战伐之事以示子孙，目的是使他们“庶有所警”，不致“习于骄奢”[16]，而图画古孝行，则是要求他们效而仿之，恪守孝道。而当各级学校在全国各地普遍建立之后，四书五经更成为国子监和郡学的必修课程。至于科举考试，更是专取生员所学的四书五经命题，以指定的程朱注疏为准。随着儒家经典的广泛传播，其中所蕴含的孝道便渗透到广大士子的血脉之中。

洪武六年，朱元璋“复虑经旨晦而人不知道”，又命翰林修撰孔克表、御史中丞刘基、秦府纪善林温“取诸经要言，析为若干类，以恒言释之，使人皆得通其说”。他担心儒臣的纂述“未达注释之凡”，不够通俗，还亲自撰写《论语解》二章，交给他们“取则而为之”。孔克表等遵照朱元璋提供的样板，“释四书五经以上”，诏赐名曰《群经类要》[17]，付梓刊行。

后来，朱元璋又觉得，儒家有关孝道的阐述，散在诸多经传，一般人不易掌握，难于领会，又召集东阁大学士吴沉等大臣，说：“朕阅古圣贤书，其垂训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亲。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亲，则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经传，未易会其要领。尔等其以圣贤所言三事，以类编辑，庶便观览。”洪武十六年二月，此书编成呈上，朱元璋“览而善之”，赐名《精诚录》，命吴沉为之作序。该书凡三卷，“敬天一卷，取《易》十章，《书》七十二章，《诗》十七章，《礼记》二十七章，《孝经》《论语》各一章。忠君一卷，取《易》《大学》《中庸》各一章，《书》四十六章，《诗》十章，《礼记》十四章，《左传》六章，《国语》一章，《论语》十四章，《孟子》十二章。孝亲一卷，取《易》二章，《书》三章，《诗》九章，《礼记》四十八章，《论语》十一章，《孝经》十九章，《大学》二章，《中庸》三章，《孟子》十一章”[18]。《精诚录》的编纂，方便人们的阅读与掌握，对孝道的推广与普及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第二，制定礼法制度，为孝道的施行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礼为各种行为提供评判是非的标准，“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19]。吴元年（1367）六月，“初定天下，他务未遑”，朱元璋即“首开礼、乐两局，广征耆儒，分曹究讨”[20]。洪武三年九月，修成《大明集礼》50卷。此后，还相继修成《孝慈录》《洪武礼制》《礼仪定式》《诸司职掌》《稽古定制》《国朝制作》《大礼要议》《皇朝礼制》《洪武礼法》《礼制集要》《礼制节文》《太常集礼》《礼书》等书，厘定包括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在内的各种礼制。其中，有的就是涉及孝道的礼制，如《孝慈录》即记载了嫡子和庶子为父母服孝的丧服制度。

“礼用之于未然之先，法施之已然之后。”当臣民不能遵守礼制的规范时，就必须绳之以法。朱元璋在“明礼以导民”的同时，也“定律以绳顽”。吴元年十二月即编定《大明律令》。后经洪武七年、九年、十六年、二十二年的几次修订，又于洪武三十年（1397）颁行《大明律》。此外，朱元璋还亲自汇集一批当时对“情犯深重、灼然无疑”的“奸顽刁诈之徒”施行法外加刑的案例，加上一些峻令和自己的训话，编成《御制大诰》四编，作为《大明律》的补充。这些律、诰对违背孝道的行为，都规定了严厉的刑罚。“恶逆（谓殴及谋杀祖父母、父母，夫之祖父母、父母，杀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及夫者）”“不孝（谓告言、咒骂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若奉养有缺，居父母丧，身自嫁娶，若作乐释服从吉；闻祖父母丧，匿不举哀；诈称祖父母、父母死）”“不睦（谓谋杀及卖缌麻以上亲，殴告夫及大功以上尊长、小功尊属）”“不义（包括‘闻夫丧匿不举哀，若作乐释服从吉及改嫁’）”“内乱（谓奸小功以上亲、父祖妾，及与和者）”皆定为“十恶”大罪，不在常赦之列[21]。

《大明律》参照唐律，对祖父母、父母等作为一家之长的尊长地位及家庭的尊卑名分作出严格的规定。家长被赋予处理家庭财产的全权，以便巩固家长制度的物质基础。别籍异财受到严厉禁止，“凡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八十”。“凡同居卑幼不由尊长，私擅用本家财物者，二十贯笞二十，每二十贯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若同居尊长应分家财不均平者，罪亦如之”[22]。家政一概统于家长，子孙必须绝对服从家长的教训和命令，包括主办婚姻在内，“凡子孙违犯祖父母、父母教令及奉养有缺者，杖一百”[23]。子孙对祖父母、父母，妻妾对丈夫，弟妹对兄姊进行骂詈、殴打或谋杀，要受到凌迟、斩、绞或其他刑罚。“凡谋杀祖父母、父母，已行者皆斩；已杀者，皆凌迟处死。谋杀缌麻以上尊长，已行者，杖一百，流二千里；已伤者，绞；已杀者，皆斩”[24]。至于匿父母丧、冒哀出仕、弃亲之任、居丧嫁娶等违背孝道的行为，均在法律禁止之列。《大明律》又特设“亲属相为容隐”的条款，规定：“凡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妻之父母，女婿，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容隐；奴婢、雇工人为家长隐者，皆勿论。……若犯谋逆以上者，不用此律。”[25]也就是说，家庭成员犯有谋反、谋大逆、谋逆之外的罪行，亲属为之隐瞒，不算犯罪。《大明律》还列有“犯罪存留养亲”的条款，规定：“凡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者，而祖父母、父母老疾应侍，家无以次成丁者，开具所犯罪名奏闻，取自上裁，若犯徒流者，止杖一百，余罪收赎，存留养亲。”[26]也就是说，罪犯如果祖父母、父母老病无人侍养，犯死罪的上奏皇帝裁决，犯徒流罪的只杖一百，犯其他较轻罪行的交纳赎金，可存留养亲。《大明律》还列有“干犯名义”的条文，禁止家属之间的诉讼行为（犯“十恶”大罪者除外），否则要受到凌迟或其他刑罚[27]。亲属之间互相侵犯，则按尊卑亲疏定罪，对尊长的处刑远比卑幼为轻。当然，在保护家长的权力和地位的同时，则要求家长负责担保全家成员对国家、社会所承担的义务，不但全家的户口、租赋和徭役都要家长负责，就连家庭成员犯罪，家长也要受到牵连，而且“若家人共犯，止坐尊长”[28]。(www.xing528.com)

此外，明律还严厉禁革蒙古人传入中原的“胡风”“胡俗”。如同姓、两姨姑舅为婚及收继婚，朱元璋认为有违人伦之大防，不仅在《大明律》中特立专款严加禁止[29]，而且在《御制大诰》中严厉警告：“今后若有犯先王之条，罪不容诛！”[30]后来，发现民间又屡有犯者，洪武二十七年又再次重申：“比闻民间尚有顽不率教者，仍蹈袭胡俗，甚乖治体，宜申禁之，违者论如律。”[31]

第三，建立尊养老人的制度，将家庭的尊养扩大为社会的尊养。汉代有尊养三老之制，时人称：“尊养三老，视（示）孝也。”[32]朱元璋仿效这种做法，总结历代尊养老人的经验，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备的制度，形成尊养老人的社会风气。其具体内容，大抵包括以下几项：一、擢用年老的耆民为官。明朝建立后，各级行政机构逐渐建立，官员奇缺，朱元璋屡次下诏举贤，举荐的对象，既包括年轻的俊秀，也包括年老的耆民。有些大臣认为人到60岁，精力衰耗，难以胜任工作，见到岁数大的便弃置不用，任用的大多是壮年英俊的后生。朱元璋即对礼部臣指出：“古之老者虽不任以政，至于咨询谋谟，则老者阅历多而见闻广，达于人情，周于物理，有可资者。”“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吕尚而兴，穆公不听蹇叔而败，伏生虽老，犹足传经，岂可概以耄而弃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当置翰林以备顾问。”[33]因此有不少年老的耆民被举荐到京师，仅洪武二十三年一年之内“选天下耆民才智可用者”，就“得千九百十六人”[34]。对举荐入京的耆民，朱元璋都根据其德才安排适当的职务。如洪武十五年礼部主事刘庸所举荐的鲍恂、全思诚、余诠、张光年等四人，鲍恂年已八十余，另外三人也都年逾七十，朱元璋并命为文华殿大学士[35]。洪武十八年，已73岁的刘三吾经茹瑺荐举，“奏对称旨，授左赞善，累迁翰林学士”[36]。二、推荐老人，与各里的里长、甲首，共同负责本里治安，“施行教化、督促生产以及裁决民间户婚、田土和斗殴相争之事”[37]。三、在乡饮酒礼中以年高有德之人列坐宾席，以示尊敬。乡饮酒礼为古代嘉礼之一，也是唯一达于庶民的礼制。始创于周代，后时有损益，至元代由于朝廷不加提倡，已在民间逐渐消失。明朝重新加以恢复，洪武五年四月诏令全国举行乡饮，“在内应天府及直隶府州县，每岁孟春正月、孟冬十月，有司与学官率士大夫之老者，行之于学校，在外行省所属府州县，亦皆取法于京师；其民间里社，以百家为一会，粮长或里长主之，百人内以年最长者为正宾，余以序齿坐”[38]。洪武十六年颁行《乡饮酒礼图式》，又规定：“年高有德者居上，高年淳笃者次之，以为齿序。其余犯条违法之人，列于外坐，同类者成席，不许杂于善良之中。”洪武二十二年再定《乡饮酒礼图式》，又规定：“凡良民中，年高有德、无公私过犯者，自为一席，坐于上等。有因户役差税迟误，及曾犯公杖私笞招犯在官者，又为一席，序坐中门之外。其曾犯奸盗诈伪，说事过钱，起灭词讼，蠹政害民，排陷官长，及一应私杖徒流重罪者，又为一席，序坐于东门之外，执壶供事。”还规定“大宾，以致仕官员为之”；“僎宾，择乡里年高而有德之人为之”；“介，以次长”；“三宾，以宾之次者为之”。高年有德者充当僎宾、介、三宾，坐于规格较高的专设席位，其他年龄较高的老年人，则按序齿坐于上席[39]。四、令耆民入京朝觐。洪武六年，朱元璋诏令耆民“五十以上者，随（州县长官）朝京师，访问疾苦”[40]。到二十六年，为免除其长途跋涉之劳累，才又“诏免天下耆民来朝”[41]。五、耆民免服徭役。洪武元年八月宣布：“民年七十以上者，许令一子侍养，免其差役。”[42]六、给老年发放生活补贴。洪武十九年五月，特命有司存问老年：“凡民年八十、九十而乡党称善者，有司以时存问。若贫无产业者，年八十以上者月给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者，岁加赐帛一匹、絮一斤。其有田产能瞻者，止给酒肉絮帛。”[43]七、设养济院收养鳏寡孤独老人。洪武五年五月下诏：“孤寡残疾不能生理者，官为养赡，毋致失所。”官府于是开设养济院，收养鳏寡孤独废疾之老年人[44]。此外，洪武十九年五月的诏令，还特地规定给京城所在地应天和他的故乡凤阳二府的“富民年八十以上赐爵里士，九十以上赐爵社士，皆与县官平礼”[45]。

第四，普施教化，移风易俗。朱元璋强调：“治道必先于教化，民俗之善恶，即教化之得失也。”[46]他普施教化、移风易俗的措施，有许多是围绕弘扬孝道来展开的。一是在举行乡饮酒礼之时，要由司正致辞，曰：“恭惟朝廷，率由旧章，敦崇礼教，举行乡饮，非为饮食。凡我长幼，各相劝勉，为臣尽忠，为子尽孝，长幼有序，兄友弟恭，内睦亲族，外睦乡里，无或废坠，以忝所生。”[47]灌输孝道思想。二是强制讲读《御制大诰》。洪武十八年十月颁行《御制大诰》，特地规定官民每家都要备置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48]。十九年三月颁行《御制大诰续编》，更规定：“务必户户有之。敢有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迁居化外，永不令归。”[49]十九年二月再颁《御制大诰三编》，并于二十年闰六月命礼部下令：“民间子弟于农隙之时讲读之。”[50]朱元璋还将《御制大诰》颁赐国子监生及天下府州县学生[51]，后又“诏礼部令今后科举岁贡，于大诰内出题，或策、论、制、诰参试之”[52]。各级学校于是便掀起一股讲读《御制大诰》的风气，洪武三十年，全国讲读《御制大诰》的师生入京朝觐的人数达到193400余人，“并赐钞遣还”[53]，可谓盛况空前。三是在全国乡村遍设申明亭、旌善亭，以旌善惩恶。申明亭起初张榜公布境内人民所犯罪过[54]。后来担心将境内百姓的杂犯小罪都张榜公布，会“使良善一时过误为终身之累”，改为“自今犯十恶、奸盗、诈伪，干名犯义、有伤风俗及犯赃至徒者，书于亭，以示惩戒。其余杂犯、公私过误，非干风化者，一切除之，以开良民自新之路”[55]。旌善亭张榜公布官民的善政善行，既书“民之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及善行之人”，也录“有司官善政著闻者”[56]，以示旌表。四是强化基层里甲组织维护孝道的功能。里甲的里长、甲首和推举出来的老人，除了负责维护治安、督促生产以及裁决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之事外，还有维护孝道的职责。他们必须负责奏报本里孝子顺孙、义父节妇及有一善可称者的事，以供朝廷的表彰；督促七八岁或者十二三岁的本里子弟讲读《御制大诰》；教育本里乡民，为子孙者奉养祖父母、父母，为父母者教诫子孙，为子弟者孝敬伯叔，为妻者劝夫为善。每乡每里还设置一木铎，每月六次，令年老或残疾或瞽目者，由小孩牵引，持铎巡行本里，高声呼喊：“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57]

第五，大力表彰孝行，甚至将孝悌力田者提拔做官，为臣民树立榜样。浙江浦江郑氏家族，自宋代以来，“代以一人主家政”，累世聚族同居，几三百年。龙凤四年（1358），李文忠下浦江，特旌之为“义门”，禁士兵不得侵犯。明初，郑家族长郑濂担任粮长，入京受到朱元璋的接见，问以治家长久之道，曾想给他官做，他以老辞。后来，胡惟庸谋反案发，有人告发郑家“交通”胡惟庸，官府到郑家逮人，郑家六兄弟争着赴京承担罪责，郑濂之弟郑湜径自前往京师，准备入狱受审。正在京师的郑濂迎接他，说：“吾居长，当任罪。”郑湜说：“兄年老，吾自往辩。”两人争着入狱。朱元璋闻讯召见他们俩兄弟，说：“有人如此，肯从他人为逆耶？”下令释放他们，并提拔郑湜为左参议，命其举荐可用之人。郑湜举荐同郡王应等五人，皆被授为参议之职。洪武二十六年，又擢郑濂弟郑济为左春坊左庶子。后来，又召郑濂弟郑沂，自布衣擢为礼部尚书。浦江王澄，仰慕郑氏家风，令子孙聚族同居。后来，他的孙子王应被擢为参议，另一孙子王懃被擢为左春坊右庶子[58]。

有些臣民犯法获罪，因其子有突出的孝义行为，朱元璋往往屈法宥之，或减轻处罚。洪武八年，淮安府山阳县有人犯罪当受杖刑，其子请以身代，朱元璋对刑部大臣曰：“父子之亲，天性也。然不亲不逊之徒，亲遭患难，有坐视而不顾者。今此人以身代父，出于至情。朕为孝子屈法，以劝励天下，其释之。”[59]江宁人周琬16岁时，担任滁州牧的父亲坐罪论死，他请求代父亲去死。朱元璋怀疑他是受人指使，下令将其处斩。周琬面对屠刀脸不改色，朱元璋很是惊异，令将其父免死戍边。周琬再次求情，说戍边与处斩，同样都是死，父亲死了，儿子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他愿就死以赎父戍。朱元璋复怒，命将其缚赴市曹处斩。周琬却面露喜色，认为自己受斩却可使父亲免除戍边之苦。朱元璋“察其诚，即赦之，亲题御屏曰‘孝子周琬’，寻授兵科给事中”。浙江新昌人胡刚，其父谪役泗上，因逃亡论罪当死，敕驸马都尉梅殷监刑。胡刚正在河边等待渡船，准备过河前往省城，请求代父受刑，闻讯即脱下衣服跳入河中，泅水而往，哀号泣代。梅殷上奏朝廷，朱元璋“诏宥其父，并宥同罪者八十二人”[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