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实集》：明孝的主要内容与解释

朱元璋深明“家齐而后国治”的道理，说：“使一家之间长幼内外各尽其分，事事循理，则一家治矣。一家既治，达之一国以至天下，亦举而措之耳。”[5]但是，要以孝治天下，首先得让臣民知道孝的主要内容。儒家论述孝道的著述可谓连篇累牍，汗牛充栋，不要说老百姓记不住几条，就是一些熟读诗书的士子，恐怕也少有人能够记全。洪武十九年（1386）四月，朱元璋召见各地举荐上来的孝廉人才，他问道：“有司、耆宿举尔是否？”答曰：“是。”又问：“孝，何孝？”答曰：“父母跟前，晨省昏定，供奉饮膳，说的言语，不敢违了。”又问：“止此乎？”答曰：“是。”朱元璋连声慨叹：“呜呼愚哉！以尔所言，人子之道未见尽善，而称孝廉，不亦难乎？”[6]

有鉴于此，洪武十九年（1386）三月，朱元璋在《御制大诰续编》中专辟《明孝》一节，指出“孝子之节，非止一端，岂有但供饮膳而已”，并根据儒家经典的论述针对明初的现实状况，列举亟须践行的孝道的重要内容，并对其意蕴做出详细的解释：

冬温、夏凉、晨省、昏定：冬寒，则奉父母以温；夏炎，则奉父母以凉；清晨，则问父母一宵安否；至暮，则俟寝方归，斯谓之孝也。

饮膳洁净，节之：父母饮食，必要十分洁净，供必以时，且得其中，不使过多，则谓之孝。

父母有命，善正速行毋怠，命乖于礼法，则哀告于再三：父母之命，其合理者，则速为奉行。若不合于理者，则哀告再三。若一概奉行，则致父母有殃，安得为孝？虽违命而告至再三，实至孝也。

父母已成之业毋消：人子承守父母产业者，必使常存，不至典卖及犯法而消费，则谓之孝。

父母运蹇，家业未成，则当竭力以为之：父母衰老，不能生理，况家业未成，子竭其力以成之，不至父母窘于衣食，则谓之孝。

事君以忠：孝子事君，知无不言，心无奸邪。上补于君，下有益于民。禄奉已亡，见存祖父母、父母，是谓大孝。

夫妇有别：人家有子，有孙，有兄，有弟，有姪，体先王之要道，别之以夫妇，家和户宁，是其孝也。若使混淆，不如禽兽，是谓不孝。

长幼有序：人有长幼，居家则有伯叔兄弟，邻里则有高年少壮。凡人居家无长幼之分，出则无长幼之序，其所被辱者多矣。此其所以不孝也。使其居家有长幼之分，出则有高年之敬，是其孝也。

朋友有信：人不能无朋友，必择可交者与交，使言语可复，皆无虚诈。若事有参差，必能谏正，不至于善交之怨，恶交之陷，故谓之孝。(www.xing528.com)

居处端庄：人于起居动静之际，威仪要肃，则人望而敬之，不敢亵狎，故谓之孝。

莅官以敬：士有禄位者，若能持己以敬而临乎人，则事辑而人爱敬之，必不陷身于罪戾，故谓之孝。

战阵勇敢：人之居行伍者，当战阵之时，必奋勇以当先。成功则荣膺名爵，殁身则忠义旌显，垂于千古，故谓之孝。

不犯国法：人皆父母之生，若不谨守法度，至遭罪责，则伤父母之遗体矣。故必保身毋犯，则谓之孝。

不损肌肤：君子爱护其体，为父母之遗体也。设使无籍，被人揉辱，肌肤为之伤，是为不孝。

闲中不致人之骂詈：人于闲中，若放肆忘诞，取人骂詈，则辱及父母矣。故闲静中，必谨言以保其身，则谓之孝。

朝出则告往某方，暮归则告事已成未成：呜呼！先王之道，至孝之哉。所以明所向之方，使父母暮指方而望。归告事成与未成，使父母知其善与不善。至此之际，父母无犹豫之忧，乐然而快哉，此其所以孝也。

最后，他告谕全国臣民：“从吾命者，家和户宁，身将终老，世将治焉。”[7]《明孝》一节所列的16项内容实质上也就是《御制大诰续编》卷首的《申明五常》一节所列的“五常”，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所以他在《申明五常》一节又明确规定：“倘有不如朕言者，父子不亲，罔知君臣之义，夫妇无别，卑凌尊，朋友失信，乡里高年并年壮豪杰者，会议而戒训之。凡此三而至五，加至七次，不循教者，高年英豪壮者拿赴有司，如律治之。有司不受状者，具在律条。慎之哉，而民从之。”[8]

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对孝道的提倡，并不完全照搬儒家经典的古训。周代《仪礼》依据“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的原则，对子为母服丧之制作出规定：父卒，为母服齐衰三年，若父在，则服齐衰杖期。此处所说的母，基本上指的是亲生母亲，至于庶母，因其身份卑贱，家中非其所生的儿子，在她死后只能为其服缌麻三个月。不过，这也仅限于士庶之家，大夫以上则无须对庶母服丧，《仪礼》即明确规定：“大夫以上为庶母无服。”[9]朱元璋主张礼应适时而变，说：“人情有无穷之变，而礼适变之宜。”[10]认为人情是随着时代条件、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礼制也应该随着人情的变化而变化。就这一点来说，他的主张颇有与时俱进的味道。如洪武七年九月，孙贵妃病逝，她生了三个女儿，次女早卒，而没有儿子，朱元璋想叫其他儿子为这位庶母服孝，命礼部议定丧服之制。礼部尚书牛谅等大臣奏曰：“周《仪礼》，父在，为母服期年，若庶母则无服。”朱元璋又命翰林学士宋濂等曰：“养生送死，圣王大政。讳亡忌疾，衰世陋俗。三代丧礼散失于衰周，厄于暴秦。汉、唐以降，莫能议此。夫人情无穷，而礼为适宜。人心所安，即天理所在。尔等其考定丧礼。”[11]宋濂等儒臣奏报，说古人论服母丧者凡42人，愿服期年者14人，愿服三年者28人，比愿服期年者增加一倍。朱元璋即说：“由是观之，三年之丧，岂不合人情者乎？夫父母之恩一也，父丧（服）三年，父在，为母则期年，岂非低昂太甚乎？其于人情何如也！且古不近人情而太过者有之。若父母新丧，则或五日、三日，或六七日，饮食不入口者，方乃是孝，朝抵暮而悲号焉，又三年不语焉。禁令服内勿生子焉。朕览书度意，实非万古不易之法。若果依前式，其孝子之家，为已死者伤见生者十亡八九，则孝礼颓焉，民人则生理罢焉，王家则国事紊焉。”他认为“礼乐制度出自天子”，随即下令：“子为父母，庶子为其母，皆斩衰三年；嫡子、众子为庶母，皆齐衰杖期，使内外有所遵守。”[12]并将这一制度汇辑为《孝慈录》，亲自为之作序，于洪武七年十一月颁行。中国过去只为父亲服孝，为母亲服孝是明朝新创的制度。洪武三十一年颁行《教民榜文》，更将《御制大诰续编》所提倡的“五常”发展为“圣谕六言”，将“父子有亲”改成为“孝顺父母”[13]

又如洪武二十七年九月，青州日照县民江伯儿，其母久病不起，他仿效古人割股疗亲的做法，将自己胁下肋骨上的肉割下一块，煮熟了喂给母亲。但母亲吃了仍未康复，又到泰山的岱庙求神，许愿神灵保佑母亲病愈，他将杀子以祀神。不久，母亲竟然康复，江伯儿果然杀死三岁的儿子来祭祀神灵。地方官闻讯，立即奏报朝廷，望给予旌表。朱元璋看了奏章，勃然大怒，说：“父子，天伦至重。礼，父为长子三年服。今百姓无知，贼杀其子，绝灭伦理，宜亟捕治之，勿使伤坏风化。”下令逮捕江伯儿，“杖一百，谪戍海南”。随即命礼部定议孝行旌表事例。礼部议曰：“割肝刲股，或至丧生，卧冰或致冻死。”规定割股、卧冰“不在旌表之列”，朱元璋“诏从之”[14]。前代被列入《二十四孝图》的割股疗亲、卧冰求鲤等非理性行为，便被排除在旌表事例之外，使孝行更趋于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