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刘彻怒斩司马迁，坐实李陵投降的惊人消息

李陵兵败后，一开始大家都以为他战死了，后来军队里有四百多名士兵陆陆续续回到了塞内，李陵投降的消息也随之传入朝廷。

得到李陵投降的消息后，刘彻怒不可遏。以往汉匈两国交战多年，或降或叛的事情不在少数，可刘彻对李陵投降一事的态度与其他时候完全不同，这大概是因为他心里对李陵充满了期望。现在李陵居然投敌，这让刘彻认为，李陵有辱李广一家的门风，简直不可饶恕。我们知道，最高统治者一发怒，有人就要倒霉了。

第一个倒霉的是陈步乐，刘彻认定陈步乐替李陵邀功说好话，见到他便指着鼻子一顿臭骂。天威震怒，吓得陈步乐魂不附体，他出了皇宫就如同行尸走肉，好不容易回到了家，魂魄才堪堪归体。虽然自己冤枉，虽然李陵投降跟自己没什么关系，可皇帝哪里会跟你讲那么多道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最后，陈步乐思来想去，尽管自己确实无辜，但他还是一咬牙自尽了。

当然，陈步乐的死是可以预见的，尽管他对李陵投不投降这件事情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是，就凭他是李陵的人这一条，在皇权至上的时代就足够了。然而，第二个倒霉的人让当时的人谁都意想不到。

坐实李陵投降匈奴的消息后，刘彻在朝廷上征求大臣们对此事的看法。以刘彻当时的震怒来看，所谓的廷辩，其实就是在开公判大会，批判李陵投敌卖国的可耻行为，只不过嫌犯没有到场，也无权辩护。

朝堂上，大臣们也很识相，纷纷站出来指责李陵的投降行为，说他缺乏将军战死沙场的勇气，其行为不仅可耻，简直可恨，非但玷污了李广将军的威名，还令朝廷蒙垢。更有甚者还无端捏造一些李陵的往事，证明其脑后有反骨，投敌是迟早的事情，进而归结到皇帝明察秋毫，尽管李陵要求出征，也只让他带了五千人，倘若让他带领五万大军，还不知会连累多少无辜的将士枉死沙场。

在众人一边倒的批李声潮中，刘彻问一旁的司马迁有什么看法。从司马迁对李广流露出的崇敬看，他大概平时也是欣赏李陵的，而且根据司马迁自己的观察，皇帝本人非常喜欢李陵，甚至有把他看作霍去病第二的可能。因此，司马迁想，如果自己现在不跟风，反而为李陵说几句好话，是不是就合了皇帝的心思？

于是，在朝堂之上，司马迁做了这一番揣测圣意的寻思之后，说出了影响他下半生的回答：“据臣所知，李陵是至孝至信之人，而且常怀为国献身的信念，是真正有国士之风的人才。现在不过一次战败，满朝那些平时只知道保全自家性命的人就揪住这一点不放，死命地攻击他，真是令亲者痛，仇者快！想那李陵，以五千步兵深入北方，独斗匈奴数万精锐之师，杀得敌人心惊胆战，迫使匈奴举全国之兵聚而击之。就算如此，他尚能带领军队转战千里，与士卒同心御敌，直至弹尽粮绝，即便是古代最有名的将领，恐怕也不过如此！臣窃以为，他之所以选择投降，是要保留有用之躯，他日定当再报效朝廷。”

不管在哪个朝代，胡乱揣测圣意都是风险极大的事情，对于司马迁这种平时就不精于此道的臣子而言，更是如此。可惜了司马迁，头脑一热，一念之差，做了自己不擅长的事情。

结果，事情的发展完全超出了司马迁的意料。本来李陵不愿意给李广利看辎重就已经得罪了皇帝，要求独立带兵出征，最后又兵败投降，刘彻心里对他有的只是不满，并无一丝同情。这时候，司马迁竟然站出来替李陵说话，而且言语中隐隐地还有影射贰师将军无能之意，这让刘彻将对李陵的不满和愤恨一下转嫁给了司马迁。

司马迁话音刚落，刘彻当场拍案而起，指着司马迁就是一通诘难和谩骂：“你怎么知道李陵是怎么想的？你怎么肯定他是假投降？这都是他告诉你的吗？还是你们之间有什么阴谋？！按你的意思，以后将士们上了战场，也不用拼死杀敌了，打不过投降就可以了，是不是？！”

司马迁知道自己触了逆鳞，可到了这个时候，说什么也没有用了。愤怒的刘彻一挥手，当场让卫士把司马迁押下去，交由廷尉杜周审理。

一听杜周的名字，司马迁顿时绝望，知道这次自己算是玩儿完了。

至于杜周是个什么样的人，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但这不要紧，因为杜周这个名字其实代表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类人。那么，只要知道这是一类什么人，我们就知道司马迁为什么会绝望了。

我们在前面说过，历史上但凡有大作为的君主，骨子里都是法家独裁思想的信徒。而为了让举国上下都能不打折地传递自己的意志，所有的独裁者都需要这么一群人：他们外表看起来是独立的人，但实际上只是独裁君主们的牵线木偶，通常以严酷的手段一丝不苟地执行独裁者的命令，甚至为了满足独裁者内心的需求不择手段。这群人的本事总结起来就两条：如果皇帝说你有罪，他们就能让你承认自己有罪；如果皇帝怀疑你有罪，他们就能让你承认你确实有罪。在历史上，这群人有一个统一的称谓——酷吏，而在汉武帝一朝，杜周就是酷吏中的杰出代表。

虽然杜周是主管刑狱的廷尉，但对他而言，他的工作就是严格执行皇帝的意志，法律和真相什么的并不重要。但凡落到他手里的人，如果是皇帝想要放过的，他就会把人关上几天，找个由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是皇帝想要除掉的，他不仅要把这个人的罪证做死，还要深究其党羽，尽可能地把事态扩大，就连曾经和犯人一起吃过饭、见过面甚至呼吸过同一个地方空气的人，他都不会放过，真正是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

由于杜周们的努力工作，武帝一朝，光诏狱里的犯人就多达十几万。你可能以为，这样一来，廷尉要审的人是不是太多了，杜周自己会不会忙不过来？那你就太小看酷吏们了。但凡如杜周这样的酷吏，根本不用审什么案子，找什么证据，犯人还没上堂呢，他的罪名、犯罪动机、过程啊什么的，杜周早就已经想好了。你只要招“是”就可以了，杜周让你招供的办法也很简单，一律刑讯逼供，说白了就是打，打到你说“是”为止。所以，司马迁被皇帝下了廷尉，他想不绝望都不行了。(www.xing528.com)

依皇帝的愤怒程度看，杜周认定司马迁是死罪，于是，审判的结果是，司马迁依律被判处死刑。各位可以自行脑补过程。我们知道，在汉朝，如果你被判了死罪可你又不想死，是有两种办法的。第一种办法比较常见，很多人尤其是很多将军（比如李广）都用过，就是花钱买命。现在我们觉得，一个官员要想弄点钱那太容易了，尤其是在古代，只要向下面人一伸手，三年清知府还有十万雪花银呢。可惜的是，司马迁和他父亲做的都是太史，“掌天官，不治人”，没办法跟神仙们索贿。现在急用钱，可司马迁一家一时半会儿根本凑不出赎命的钱。

没钱，又不想死，怎么办？还有第二种办法——受宫刑。

可能有的人觉得这太残忍了，不过是说了几句话，就要受到这样的惩罚？而作为一个相对意义上的穷光蛋，司马迁要是不想死，那就只有这一条路可走。

当然，李陵最后也辜负了司马迁对他的信任。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刘彻以李广利为首，再发大兵二十万进攻匈奴，同时派将军公孙敖深入匈奴腹地，发动宣传攻势，试图迎回李陵。然而，公孙敖这一趟徒劳无功，他白跑一趟不说，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还把一条没有经过确认的信息反馈给了皇帝：“根据捉到的俘虏的口供，是李陵教匈奴单于平时如何设防以防备汉军的袭击的，所以臣等才无功而返。”

后来我们得知，教匈奴人如何防备汉军的并不是李陵，而是汉朝的另一个投降将领李绪，但当时刘彻闻言勃然大怒，将李陵尚留在中原的一家老小灭了族。这是致李陵于死地的最后一击，从此以后，李陵即便有心，也再不可能返回中原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当时投降匈奴已经很丢人了，现在如果回去，那等于再丢一次人，算了吧”。

至此之后，李陵虽然很得匈奴单于的赏识，甚至被单于封为右校王，但那个意气风发、以五千步兵就敢直面八万骑兵的少年英才已一去不返。二十三年后的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李陵在碌碌无为中病死于匈奴。

李陵的一生无疑是个悲剧，他本有可能成为卫青和霍去病一般闪耀的将星，却在种种机缘巧合之下落得如此下场，不得不让人感叹造化弄人。实话实说，李陵的悲剧虽然有他自己年轻气盛的主观因素，可是客观因素也非常重要。以五千孤军千里转战八万敌军，他并不算对不起大汉朝廷，相反，对不起他的是让他孤军出征的刘彻，是不肯给他打接应的路博德，以及害得他家被满门抄斩的公孙敖。若非要说他对不起谁，满打满算也就是对不起隔空为他说了两句好话的司马迁。

对于司马迁而言，人生虽然残酷，但生活还要继续。在牢里待了一段时间后，司马迁又被放了出来，并出任比原职务更高一级的中书令。受了宫刑的他已经断了一切的念想，唯一支持他继续活下去的理由，只有那一部寄托着他父亲的临终愿望，而他自己即便在牢里也坚持写作却仍未完成的作品。可是这个时候司马迁的心境已经完全不同，他心里对这个社会，对社会的统治者和统治阶级，都充满了失望甚至痛恨。以这样的心境写作，无怪乎司马迁会对历史上那些悲剧人物或失败者充满同情，而对那些成功者，甚至当权的统治者刘彻，却毫不留情地进行批判和讽刺。这使得司马迁的作品跟历史上所有的史学作品相比，都显得那么的与众不同。然而，他无所畏惧，他已经失去了一切，没什么可以再失去了。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司马迁终于完成了这部长达一百三十卷的通史。这部作品第一次改变了以往史书按纪年编写的方式，以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的形式记录了从黄帝到武帝太初年间三千多年的历史，它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史学本身，更深入后世的小说、戏曲、传记和散文之中。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史记》，知道鲁迅先生赞它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乍一听似乎它是到了近现代才被人们广泛认可的。其实不然，哪怕是在《史记》成文之初的汉代，就已经有很多大学者对它推崇备至。文学家扬雄在他的《法言》一书中说，即使是圣人，看了《史记》也能从中有所收获。哲学家桓谭在他的著作中也曾评价过《史记》，大意是说，历史上的通才们写过数以百计的论著，但只有《史记》算得上巨著，而其他的都只能算小论，汉代的学者不少，但只有司马迁是大河，而其他都是小溪。

司马迁在完成《史记》之后，又小心地誊抄了一份，他将副本保存在家中，交由自己的女儿和女婿保管，正本则献给了皇帝刘彻。司马迁把自己的作品给皇帝看，似乎是个充分非必要条件，毕竟皇帝并没有让他写这个东西，而且可以想到的是，司马迁在书里对汉朝的皇帝尤其是刘彻恐怕没几句好话，刘彻看了以后脸色定然不会好看。我只能揣测，司马迁这样做是为了小小地满足下自己的报复心。

大概在完成《史记》后不久，司马迁便离开了人世，因为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之后，除了一封他留给因为卷入一场动乱即将被处死的好友任安的书信外，关于司马迁的其他消息都消失在了历史中。

从现在来看，司马迁估计是病死了，因为刘彻看了他送上来的《太史公书》后虽然勃然大怒，立即销毁了《今上本纪》等章节，但他最后还是把这部著作大体保留了下来，而且也并没有史书记载他对司马迁进行过什么进一步的处罚，因为这时候的刘彻正被朝廷中一场波及甚广的动乱弄得焦头烂额，可能他对这个仍然用笔头和自己抗争的司马迁已经没什么兴趣了。

这场动乱是当时朝廷中的一件大事，甚至可以说是一件影响了西汉王朝未来走势的大事，其牵连之广，破坏之大，在汉朝前百年的历史中前所未有，而司马迁的好友任安在这件事情中只是一只小虾米而已。

后来，我们管这件大事叫“巫蛊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