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是一个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时代，战国末年尤其以儒、墨、道、法四家名气最大。秦始皇嬴政正是以法家思想为指导统一了六国，随后又出现了以统一学术思想、巩固帝国统治为目的的“焚书”事件，由此可见学术思想对政治的影响之巨大。
然而，到了秦末汉初，情况又有了变化。墨家的那套“兼爱”“非攻”理论在统治阶级中失去了地位（当然，它也可能从未获得过相应的地位），只能到基层百姓中求生存。而因为嬴政的关系，法家的名气也被搞得奇臭无比，世人连提都不愿提。天下于是便形成了儒、道两家争霸的局面。
我们知道，道家讲究清静无为，予民自治。老子主张“柔弱”和“谦下”，认为应该通过这样的手段去战胜强大的对手。他认为，要想不受别人的欺负，就要先让对手不想欺负你。你变柔弱了，爱闹事的人就不会来跟你生事。如果他铁了心要欺负你，你就让着他，他满足了也就完事了。他从你这里得了甜头，就会以为欺负人是件简单的事情，从而变得越发不可收拾。随着被他欺负的人不断增多，终有一天，他会碰到一个比他更强横的人。所以，你让着他并不吃亏，只是骗他上当而已，最终胜利还是属于你的。
与道家不同，儒家注重君臣父子的等级制度和繁文缛节，提倡礼义廉耻。这些东西在民不聊生的乱世是没什么用的，连汉初的大儒叔孙通都承认“儒生不能进取，只可守成”。所以，汉初动荡的社会局势决定了道家在上层社会中的主导地位，而儒家则成为受压迫的对象。
我们清楚，在汉初的君臣中，开国皇帝刘邦对儒家那一套根本不感兴趣。而刘邦身边的大多数大臣要么尊崇道家，要么是杂家，都不是儒家的信徒。
比如曹参，他是刘邦手下武将中排名第一的功臣，这个人毫无疑问是笃信黄老的。他到齐国去做国相，齐国那地方有很多儒生，曹参却尊胶西国的盖公做老师。盖公研习的就是黄老之学，应邀到了曹参那里后，他就教曹参用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管理齐国，结果，曹参在齐国九年，齐国大治。
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相国萧何去世，死前他推荐素来与之不和的曹参继任丞相一职。曹参赴任之后，只对相府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调整，把能说会道的吏员通通赶回了家，然后招了一批木讷、不爱说话，只知道埋头干活儿的老实人进来，而朝廷所有的规章制度一律沿用萧何当年的制度，不做一字改动。据说，当时甚至到了这种程度—朝廷上的事情报告到曹参这里，他的回答永远只有一句话：“按萧相国以前定的规矩办。”平日里，手下人如果不小心犯点小错，曹参也只是敷衍过去，并不求全责备。
于是有人就奇怪了，既然曹参什么事都不管，那他一天到晚都在忙什么？答案是曹参每天在家就做一件事——喝酒，有时还趁着酒劲和下人中的同道一起纵情和唱，笑傲京城。
曹参就这样做了一阵子丞相，朝廷中很多“积极上进”的官员都看不惯其所作所为。于是，有人就想去提醒他。这些人本来也是好意，可一进曹参家，曹参便看出了他们的意图，但凡想开口谈“正事”的，曹参便主动给他们敬酒。丞相可谓位极人臣，这么大的官给他们敬酒，不喝是不行的，而曹参又是长年锻炼出来的海量，结果可想而知，每个进丞相府的大臣都是竖着进去横着出来的，始终没有一个人能开口劝他一句。
时间一长，连皇帝刘盈也看不下去了。刚好，曹参的儿子曹窋当时在刘盈身边做中大夫，刘盈便让曹窋不上朝的时候回家帮忙问问，就说高皇帝刚驾崩不久，眼下正是需要老臣们尽心尽力办事的时候，是不是因为自己年纪轻不懂事，曹相国看不起他才这样怠慢政事。
皇帝的要求让了解父亲脾气的曹窋十分为难，他忐忑不安地回到家，看见父亲又在亭子里喝酒，心情好像还不错，就硬着头皮上去请安，然后把皇帝的意思跟父亲说了。结果，刚才还面带微笑的曹参顿时暴跳如雷，把酒杯一摔，揪过曹窋就是一巴掌，又让下人狠狠地赏了儿子两百大板，让他滚回去专心服侍皇帝，还说国家大事他曹窋还没有资格关心。
曹窋平白无故地挨了顿板子，要不是因为自己是曹参的亲儿子，这两百大板下来，他恐怕早被打死了。等曹窋让人架着一身是伤的自己进宫面见皇帝时，刘盈也十分过意不去，他告诉曹窋好好养伤，其他的事情他自己去问曹参。
汉初的上朝制度是五日一朝，刘盈耐着性子又等了三天，终于等到了上朝的日子，就亲自问曹参：“相国，曹窋也没什么错，您干吗要这样责罚他？他说的那些话都是我让他说的。”
这时，曹参出列，把帽子摘了跪伏在地，说道：“臣斗胆问一句，依陛下看，陛下跟先帝比起来怎么样呢？”
刘盈马上回答说：“我怎么敢跟高皇帝比？”
曹参又接着问：“那陛下觉得，我曹参比萧相国又怎么样呢？”
刘盈顿了顿，犹豫了一下才说：“似乎也比不上。”
曹参再拜：“这就对了，陛下。既然您比不上高皇帝，我也比不上萧相国，而他们已经把这江山打下来了，规章制度也制定好了，我们就应该按着他们已经铺好的路一直走下去，这样就可以了，难道还需要改变什么吗？”
刘盈听了哑然失笑道：“对对对，相国您说得对，您回去该喝酒还喝酒。”
三年以后，曹参最终喝死在了丞相的任上，但这并不能抹杀他当政期间对恢复社会发展和维持社会安定所做的贡献。他死后，当时的百姓将其和萧何放在一起歌颂：“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
对于一个人物的定性，人民的评判往往才是准确的。同时，百姓的歌声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需求，汉初的社会稳定也缘于统治阶级对人民需求的了解。此后，不仅是朝中大臣，就连皇室贵族，甚至皇帝本人，也大多信奉黄老。文帝是信黄老的，景帝的信仰我不太清楚，大概也是信黄老的，因为文帝的皇后窦老太太是黄老的忠实粉丝，她因为自己信奉黄老，便要求太子和皇族中所有的窦家人都要研读黄老的学说，禁止他们读其他学派的书，这也导致了黄老之学在汉初宫廷的盛行。
当然，道家的圣典《道德经》之所以受当时的政治家欢迎，大概还因为这本书的言语非常简练，即所谓的微言大义。说白了，就是它留给读者想象、发挥的空间非常大，任何人都可以将自己想做的事情套上黄老的外衣，然后按自己的意思解释一番。
可时间到了公元前140年，这时距刘邦建立汉朝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国家的生气恢复了，人口也成倍增长了，粮食也堆积成仓了，国库也充盈了，国库中很多钱甚至因为长时间花不出去，串钱用的绳子都烂掉了。简单地说就是，社会又经得起折腾了。
这时候又碰到刘彻这么一个雄才大略且好大喜功的皇帝，儒家也该翻身了。
刘彻也是学黄老出身的，但他对道家那一套非常不感冒，而儒家提倡的新王要改制，要改正朔、易服色、建明堂以别于旧王这一套很对刘彻的胃口。这里只需简单讲一下什么是明堂，大家就知道为什么刘彻会喜欢儒家了。(www.xing528.com)
明堂并不是当时的儒生窝在角落胡乱编出来糊弄统治者的东西，这一制度在《礼记》中就有记载。所谓明堂，就是明诸侯尊卑之堂。比方说，一堆朝廷官员平时待在一起，这三公那九卿，你是什么侯，他又是什么侯，乱哄哄的也说不清谁比谁牛，但只要你进得明堂来，往属于自己的位置上一站，自己在朝廷中是什么地位便一目了然，不需要再解释说明什么。
按《礼记》中记载的规矩，在这个明堂里，皇帝一人背对屏风，面南背北而坐，皇帝面前有向下的阶梯，臣子中地位最高的三公站在阶梯的中间，地位低一点的诸侯站在东边的阶梯上，地位再低一点的伯爵站在西边的阶梯上，都要面朝皇帝而站。如果你的地位比伯爵还低，对不起，你就不能站在阶梯上了，请到正门的东面站着，地位更低者就到正门的西面站着，而且都不能东张西望，一律要向北面对陛下。如果你不是中原人，而是少数民族的首领，不好意思，那你连明堂都没资格进，东方的少数民族同胞请站在东门外边，南边来的少数民族同胞站在南门外边，西边来的少数民族同胞站在西门外边，北边来的少数民族同胞就站在北门外边，一律面朝陛下。
然后，你以为这就完了？非也，如果你是没有爵位的郡守一级的官员，那就更不好意思了，你连看正门的资格都没有，请到二重门以外站着。尽管你已经什么也看不见了，但依然要恭恭敬敬地面朝皇帝站着，形成一幅“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景象。
以这样的阵势来彰显皇帝的威严，刘彻怎能不喜欢？！于是，刘彻一即位就任命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窦婴和田蚡又推荐赵绾做御史大夫，王臧做郎中令。这几个人都尊崇儒学，于是就准备按着刘彻的意思把定礼仪、建明堂的事搞起来。随后，刘彻下令以策问的方式向全国征召贤良文学之士，结果儒家董仲舒凭《天人三策》位列第一。刘彻又让人打造了减震性能极好的马车，把赵绾和王臧的老师，即当时已经八十多岁的申公，从鲁国千里迢迢请到长安来求教。一下子，儒学好像就要在朝廷上压过其他学派一头了。
然而，世上的事但凡有门派，便有门派之争，学这家的尊崇这家，自然也就看不上其他的。学术也是如此，学儒的瞧不上道家的清静无为，崇道的看不惯儒家的繁文缛节，见面时双方往往要在口头上相互贬低讽刺对方。在当时，道家恶心儒家倒也没什么，可儒家反过来指责道家时就出问题了。道家的后台是谁？那可是太皇太后窦老太太，赵绾这些人贬低道家本来就让老太太很不满了，何况他们还策划要让长安的侯爷们“之国”(1)。
“之国”这事当年文帝就干过，那是诸侯们不能接受的事，尤其跟皇帝的外家沾点关系的诸侯，更加不愿意“之国”。他们于是都跑到窦老太太那儿说窦婴、田蚡、赵绾和王臧的坏话，窦老太太对赵绾等人的不满因此就变得更强烈了，处处给他们下绊子、设障碍。
关于儒家的祖师孔子，有则很有名的故事，内容大概是这样的：当年，孔子经常在各国之间来回跑，到处给自己求官要官。有一次，他跑到陈国和蔡国之间时被困住，一连饿了十天，几乎快饿死了。这时候，他的弟子子路就偷了别人家的肉，又抢了别人的酒，拿去孝敬孔子。孔子见到酒肉，顾不上问东西是哪里来的，也没管什么仁义道德，拿起来就是一顿胡吃海塞。后来，孔子一行人脱困后到了鲁国，鲁国的国君以极高的规格接待孔子时，孔子的表现就不一样了：席子摆得不正，他不坐；肉切得不齐，他不吃。
于是，子路就很奇怪，他问老师：“为什么您前后的表现相差如此之大？”孔子回答说：“那个时候我们是在求生存啊，哪里顾得了那么多，现在我们是要生活，就要把礼义廉耻捡起来。”
这个故事不管怎么解读，至少说明孔子是一个很懂变通的人，后世的儒者却多为顽固之辈，赵绾、王臧亦是如此。他们看到太皇太后总是对朝廷大事横加干涉，就建议皇帝以后凡事都不要向太皇太后请示。
窦老太太的眼睛虽然瞎了，但耳朵灵得很，赵绾几人的建议很快就被老太太知道了。这下子，他们彻底惹怒了窦老太太。老太太将他们视为蛊惑皇帝的新垣平第二，勒令刘彻将窦婴、田蚡、赵绾和王臧全部打入大牢。尽管刘彻多次向老太太求情，但老太太始终坚持严肃处理：因为窦婴、田蚡毕竟是皇家的亲戚，不好赶尽杀绝，便就地免职；至于赵绾和王臧，这两人都不是皇家的亲戚，那就杀头。
赵绾和王臧到底知趣，没敢再为难皇帝，没等宣判自个儿就在大牢里自尽了。赵绾、王臧一死，什么改正朔、建明堂的事情也就吹了。年轻的刘彻也拗不过老太太，可他转念一想，自己才十八九岁，急什么急呀，老太太年纪那么大，估计也熬不了几天了，等等再说吧。
终于，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窦老太太薨逝，之后再也没人能阻止刘彻倒向儒家了。他重新把尊儒的事情提上日程，按照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刘彻不但把明堂建了起来，还把儒家提倡的巡狩、封禅、改制、郊祀等所谓的大典都搞了个遍，又按儒家的意思创立了年号。刘彻这一番举动正式确立了儒家作为国家学术的正统地位，在之后的两千多年里，儒家的这一地位都未曾改变。
巡狩、封禅、郊祀、改正朔、易服色、定年号，这一切在现在看来都不过是些虚头虚脑的把戏而已，尽管它们在当时意义重大。这里有一个问题：对我们现代人而言，其中哪一点最有意义呢？
答案或许会出乎你的意料：定年号。
年号的确立是在公元前122年。这一年，刘彻去雍县祭祀五帝，途中闲暇之余还不忘去打打猎，结果，他猎到了一头从未见过的异兽。这只动物全身的毛发都是纯白的，每只脚上有五个蹄，头上只有一只角。看过西方神话故事的人大概都知道，西方似乎也有这玩意儿，叫独角兽。但那个年代的人是不知道这个名字的，当时大臣们纷纷猜测，认为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麒麟。刘彻一听是麒麟，也很高兴，就亲自作了一篇《白麟之歌》来记述这件事情。大臣们却觉得，此等上古神兽出现，光写篇文章哪里够？于是，他们就请皇帝定年号为“元狩”来纪念这件事情，刘彻认同了他们的建议，这一年便成了历史上第一个有皇帝年号的年份——元狩元年。
然而，这时刘彻已经在位十九年了，过去的十八年没有年号怎么办？刘彻就让大臣们再讨论讨论。讨论的结果是，把之前的十八年进行三等分，然后依照当时国家发生的重要事件分别补一个年号，定为“建元”“元光”和“元朔”。此后，一出现刘彻自认为的祥瑞征兆和大事件，他就会宣布改年号。这传到后来就成了各朝各代皇帝约定俗成的规矩，有的皇帝甚至改年号改上了瘾：唐高宗李治在位三十四年间换过十四个年号，而她的老婆武则天虽然只当了十五年的皇帝，却也改了十三次年号，有的年号甚至只存在了数月。
皇帝似乎觉得，最近好像什么事都不顺，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改个年号去去晦气呗。
后来一直到明清时期，皇帝继位确立年号后才不再改动，年号因而也成了皇帝的代称。比如，爱新觉罗·玄烨当了皇帝，定年号为康熙，就可以称他为康熙皇帝。
对此，或许有人有疑问：对于我们来说，年号有什么用？
答案是，有了年号，我们现在的人就可以很准确地知道史书上的某件事发生的具体时间，或某件物品出现的具体时间。比如，考古学家挖到一件东西，不知产于何时，这时一看底部的落款“元狩四年”，就知道它是公元前119年的东西了，十分方便。
汉武帝之前的皇帝是没有年号的，秦始皇没有，汉高祖没有，文帝和景帝也没有，后人只能在写史的时候人为地给它粗略划分个“前××年”“中××年”“后××年”。再往前追溯到周朝，人们对时间的描述一律可概述为“唯王××年”。如果考试的时候，老师给你个东西，说是东周的，让你考证下时间。你一看落款是“唯王五十二年”，东周一共五百一十五年，一般人哪里知道“唯王五十二年”指的是这五百多年间的哪一年？当然，如果你很牛，知道东周在位的君主中只有一个人干到了五十二年，那就是末代的赧王，那么，翻看下年表，你就能很快得出答案。要是不幸来个“唯王二年”，任谁都要骂娘了。
然而，刘彻按着儒家的方式做了这么多，他真的信奉儒家吗？其实不然，刘彻要的只是儒家的排场，他内心实际向往的是法家的独裁。刘彻想要的是如嬴政和刘邦一般，做出一番经天纬地的事业。刘彻生性雄才大略，身子骨比他父亲刘启硬朗太多，精力旺盛得无处发泄。
大丈夫在世，就要建不世之功，享奢靡之福，清静的不取，无为的不要。
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汉帝国的权杖传到刘彻手上，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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