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黄帝、炎帝分别是周人的父系和母系的宗神,因此也由周人的始祖成为了华夏民族的始祖。之后,由于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不断地融合,形成了博大浩荡的中华民族,炎、黄二帝就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人文始祖。
刘起釪统计了自西周至战国前期产生的神话人物,属于宗祖一级的有19人之多,但只有炎、黄二神称为“帝”。[3]16战国以后产生的神话人物也再没有称“帝”的。由此也可以看出,炎、黄地位在其他所有氏族宗神之上。
顾颉刚还原了商周以前中国大陆各自为国、互不相通的社会状况:“其实,就是诸夏的基本团体,夏、商、姬、姜四族,他们也何尝出于一家。夏的一族的来源固不可知,但商族是自以为‘天命玄鸟’降下来的,《商颂》。周族是自以为上帝凭依了姜螈而生下来的。《大雅》及《鲁颂》。……他们对于自己的祖先,都以为由于上帝的命令而出现,这个观念的存在是铁一般的事实。因为有了这种观念,所以他们不承认始祖的前一代是人,他们不承认本族和别族有共同的祖先。”[7]135
这种状况在西周以后发生了变化,由于西周礼制的深远影响,周边民族相继仿效。据《公羊传》记载,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年),晋国征伐赤狄潞氏,俘获其首领潞子婴儿。潞子被俘的原因居然是“欲去离夷狄之俗而归于中国之义[5]”。问题是他“离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国,晋师伐之,中国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11]。已经宣布要革除夷狄之俗,却又未能完全融入中原文化圈。革除夷狄之俗的举措使得潞氏得罪了自己原属的赤狄集团,“未能合于中国”又使他们不见容于中原势力。这虽然是一个两面不讨好的例子,但是它从侧面证明了中原文化对夷蛮各族的同化现象。(www.xing528.com)
到了战国时期,由于各国不断的争斗,社会长期动乱,人们希望民族统一的心情更为急迫。顾颉刚先生指出,为了各族的融合,战国和秦汉间的人“岂仅把上帝拉做了人王,使神的系统变作了人的系统;而且把四方小种族的祖先排列起来,使横的系统变成了纵的系统。如伯夷,本是姜姓一族的祖先;皋陶,本是偃姓一族的祖先;益,或伯翳,本是嬴姓一族的祖先(见《左传》或《国语》)。他们都请来放在《尧典》里,使得他们和夏祖禹,商祖契,周祖稷成了同寅[6],于是这一班人的时代整齐划一了。太暤,是任、宿、须句、颛臾诸国的祖先;少暤,是郯国的祖先;共工,是齐国的祖先;大庭氏,是原住在鲁国之地的(见《左传》或《国语》)。他们取来一齐说为古帝王,于是颛顼、帝喾之前又堆上了许多的王者了。这样一来,任何异种族异文化的古人都联串到诸夏民族与中原文化的系统里,直把‘地图’写成了‘年表’”[7]138。顾氏虽是从他的“古史辨派”角度对上述神祇的整合持批评态度,然而民族的融合却是社会的大势所向。
沈长云在《黄帝、黄帝部族与黄帝发祥地》一文中谈到周族祖先被奉为华夏始祖的过程:“周族还在灭商前,就以‘夏’ 来称呼以自己为首的反商部落联盟。商朝灭亡后,西周王朝大肆分封子弟、亲戚到各地去做诸侯,那些由周王室分封出去的诸侯亦皆以‘诸夏’自称(或称‘诸华’,华、夏二字音义相同)。由于诸夏分布在十分广阔的地域,且又处于政治、军事上的主导地位,日后进行的民族融合,便分别以他们为中心而展开。……这个新形成的共同体,很自然地沿用过去‘华夏’的称呼,那些原来各氏族部落独自崇拜的祖先,则成了华夏族共同崇拜的祖先。其中地位最高的祖先,当然非周人的祖先莫属。”[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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