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稻作文化在湖湘大地形成以后，开始东扩西进，北上中原。学界认为，炎帝氏族北上中原主要有东、西两条通道。
古人类学家、旧石器考古专家李占扬描绘了东路的“江淮通道”：“走长江中游地区进入黄淮河平原。”［1］151农史专家卫斯描述了西路的“南阳通道”：“溯汉水入陕南，入丹江口直至中原。”［2］
著名农史专家、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副理事长游修龄认为：“稻作是从南方传入北方黄河流域的，而史书记载的少数民族动态则是自北而南迁徙的。自南而北迁徙的资料要少得多。民族迁徙不论自北而南或自南而北，应该是交互都存在的，由于种种原因，特定的时期有主流的迁徙方向也是存在的。就稻而言，向北传播的时间远早于少数民族自北而南的迁徙，黄河流域在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时期（距今4000多年）从陕西、河南到山东都已有稻。但南方的粟和麦要迟到约3000年前才有。”［3］游教授的观点说明炎帝氏族向北迁徙的时间“远早于”北方民族南迁的时间，并且这个向北迁徙的时间不会晚于距今4000年。
稻作农业的传播就是部族的迁徙，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指出：“炎族北侵，利在变麦田为稻田。”［4］48生机勃勃的炎帝氏族在中原显示出明显的生产力优势，不但粮食生产规模大，玉器的制作工艺也明显地高于同期的黄河流域，农业、手工业整体发展状况以及社会分工与交换更比中原发达。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区域文化品牌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研究员周行易在《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几点质疑》一文中指出：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起点的河南省二里头遗址，其青铜文化不是诞生于本土，而是来自距今4500—3900年的南方；那条象征二里头文化精魂的绿松石龙，其绿松石来自湖北石家河文化区，而龙面原型，来自湖南高庙文化，比二里头早了4000多年。［5］（见图3-1）这一分析证明了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某些渊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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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二里头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头部特写（左）与湖南高庙文化中的距今7800年的“龙面”（右），图片来自周文的插图
傅斯年在《〈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中记述了南方部落在黄河流域和汉水流域的势力范围：“祝融诸族在虞夏商周间的分布，实在洛邑迤东，河南北岸甚宽广之区域，东经许郑（河之南）卫（河之北）各地，逾曹滕诸境，直括淮水之北，凫峄之阳，而抵瑯琊东海。又有西北上的一支，在河东汾水区域。更有西南部的一堆，在今湖北境汉水中流。”［6］122用今天的话来解释，北上后的炎帝氏族以河南为起点，东面的一支到达了山东邹城、曲阜、临沂，西北的一支到达了山西中部汾河中游，西南的一支到达汉水中游。西南的这一支或许北上时就停在这一带。
前面已经讲到，祝融即炎帝，所以傅氏说的“祝融诸族” 即是蒙文通所说的“炎族”。
傅先生通过原居北方的两大系统（即代表东方的太暤氏和代表西方的虞夏氏）与祝融诸姓的对比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凡此种种皆证明西土之夏，东土之殷，皆继祝融诸姓而强大，在夏殷未作之前，据东土西土者，必以祝融诸姓为最强大。”［6］128
傅先生认为，在中原的祝融诸姓“神道为拜火之教，族类为来自南方之人”，“以祝融为宗神宗祖之诸姓，虽在夏商起来之前占据中原，但毕竟是和南方有牵连的民族”［6］128。
李占扬教授充分肯定了南方文明对中原文明作出的贡献：“使用细小石器的猎人们向北撤离以后，中原地区在新石器文化到来之前，一直处在文化的真空，之间经历了大约2000年‘无人期’”，“史前学者习惯于将华南地区距今1.6万—1.1万年的文化称为过渡期文化。1万年前的早期新石器文化应来自洞穴中的过渡期文化。……洞穴新石器文化形成后快速发展并向北扩展，彭头山文化和贾湖文化均是发展并向北扩展的重要阶段或驿站，……新石器文化向北发展中，找到了更适合自身发展的环境，使其得以迅猛发展，以至于这种进步文化继续向北拓展，到达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了发达的新石器晚期文化，并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夏、商、周崛起等积淀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1］15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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