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岭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曾是古人类活动的重要场所。已发现的古遗址中，除湖南省道县玉蟾岩遗址，还有广东省韶关市马坝人遗址，距今13.5万年至12.95万年；有湖南省道县福岩洞遗址，发现东亚大陆已知最早的具有完全现代形态的人类牙齿化石，距今12万年至8万年；有作为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代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甑皮岩遗址，距今9000多年至7500年；有广东省韶关市石峡文化遗址，包含新石器时代及夏商至西周时期文化层。如此集中且年代又如此久远的考古发现，足证其作为新石器文明的发源地当之无愧。
道县玉蟾岩那一枚全世界最早的人工干预稻谷，其实不过是南岭先民偶而为之的作品，洞内少得可怜的古稻遗存说明他们对大面积、成规模的野生稻驯化不屑一顾。
张之恒教授认为，南岭地区“天然食物资源很丰富，人们对天然食物的依赖性很大，从而抑制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华南石灰岩洞穴地区，难以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形成稳定的定居聚落，从而不可能形成‘聚落农耕文化’”［6］207。
专家的观点说明，原始聚落的形成，是先民受到生存压力的结果，是走出大山之后的事情。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吴小红教授认为，位于湘西北的彭头山文化可能是南岭洞穴文化发展而来。同样有理由推断，独岭坳稻作文化也是南岭先民沿罗霄山向北迁徙的结果。
席道合研究员对独岭坳一期陶器中为数不少的窄折沿小罐和小釜形罐进行分析后认为，其早期遗存“与岭南地区古文化存在一定的联系或影响”［58］。这一论述印证了独岭坳文化源自南岭的推断。
处于湘赣之交的罗霄山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山脉，与南岭呈倒“丁”字形交汇。罗霄山脉由三段组成，自南至北依次为诸广山、万洋山和武功山。万洋山、诸广山与南岭连为一体，地形地貌与南岭相似。而武功山和万洋山之间存在一片丘陵区。南岭先民的迁徙一开始应是沿着与当地生存环境相似的诸广山向北，再到万洋山。——当然，这是一个以千百年计算的时间概念。
从现在的酃县地界北上到茶陵县地界，是一个具有转折性的节点。
酃县东南部深居万洋山腹地，山地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86.92%，其中石灰岩面积约为357平方公里，遍布可供居住的石灰岩洞穴。只有西北部鹿原、三河、东风一带是丘陵区。(www.xing528.com)
茶陵县处于万洋山和武功山的接合部，东南一角为万洋山余脉，西北一隅为武功山源头，中部是一个由东北向西南开口的丘陵性盆地，属于茶永盆地的上半部分，面积191.5平方公里，占茶陵全县面积的43.6%。［8］64这个盆地与安仁县丘陵区和酃县西北丘陵区相连。茶陵县境内石灰岩出露面积仅72平方公里，相当于酃县的20%。
合理的推测是：南岭先民到达酃县西北和茶陵地界后，首先面临的困境是“居”的问题。由于能供居住的石灰岩洞穴大为减少，先民们不得不搭棚结寨，形成最初的原始聚落。其次是“吃”的问题，由于丘陵区天然食物资源减少，就需要对野生资源进行驯化。所幸当地野生稻资源丰富，有利于进行人工栽培。由此催生出最早的农耕聚落。从独岭坳遗址出土的猪、羊、牛等畜类动物遗存以及房屋、水沟、陶器和墓葬遗存来看，独岭坳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农耕聚落群。
与茶陵以北的攸县和醴陵市尚未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情况相反，“茶安酃”西北的衡东和衡山等县却有陆续发现。这说明先民在“茶安酃”一带进入稳定的农业经济阶段后，再没有沿罗霄山北上，而是向湘江中下游发展。“茶安酃”地区的房屋、农田就成了他们的故园。
席道合研究员通过对独岭坳和株洲县磨山遗址出土陶器的比较，发现“独岭坳中期与磨山早期一段……无疑属于同一种考古学文化的同一时期”［58］。这也可以认为是独岭坳文化向湘江中下游发展的结果。
应当说明的是，原始氏族的中心聚落是一个点而非一个片。以目前条件，要确定炎帝氏族中心聚落的具体位置是困难的。除了湘东南地区的气候和土质条件不利于地下文物保存，炎帝氏族中心聚落迭遭洗劫也是重要原因。
据《尚书·吕刑》记载，尧对三苗氏族的征伐是“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36］536。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以暴制暴，灭其族而亡其种。《淮南子·修务训》记述：“（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59］北方军事集团的征讨深入到了三苗故国，其首领的性命都搭进去了，可见战争之惨烈。《墨子·非攻下》记述了禹时，三苗故国发生异常天象，禹趁机出兵，射杀了三苗首领，三苗从此衰亡。［37］83《国语·周语下》还追记了三苗败落后的惨状，“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不夷于民”［60］101。经过这种绝灭性的杀戮和洗劫，炎帝氏族的原始宗邑可说是荡然无存。
根据以上分析，目前我们只能证明炎帝氏族的发祥地在“茶安酃”地区，至于其中心聚落的具体位置，还有待于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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