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献中炎帝与炎帝氏族的记录

在先秦和两汉的文献中，由于“六经”和《史记》的编纂者有选择地削删和著述，炎帝氏族的活动情况反映甚少。但从“经”“史”之外仅存的吉光片羽中仍能推定其中心聚落的位置。

1.1　《山海经》中的“南方……有人曰苗民”

《山海经·海内经》说：“南方……有人曰苗民。”郭璞注云：“三苗民也。”［20］455—456

以下资料证明，三苗即炎帝之族。

徐旭生认为：“苗、蛮二声当系阴阳对转，古字同音同义　”。［35］58“三苗”犹“南蛮”，是北方氏族对炎帝氏族的蔑称。东吴学者韦昭注《尚书·吕刑》说：“三苗，炎帝之后共工也。”［36］538吕思勉也说：“三苗姜姓，姜为炎帝之族，其初固当在东南。”［21］87

1.2　《墨子》中的“炎人国”

《墨子·节葬》：“楚之南，有炎人国者，其亲戚（父母）死，朽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乃成为孝子。”［37］101

《墨子》的译注者释“炎”为“啖”［37］102，谬矣！“炎人国”实行的是二次葬：父母死后，先浅葬一段时间，待尸肉腐败再将尸骨水洗入葬，所以又称“洗骨葬”。而《墨子·鲁问》记“啖人国”如下：“楚之南，有啖人国者桥，其国之长子生，则鲜^[2]而食之，谓之宜弟，美则以遗（wèi，赠送）其君，君喜则赏其父。”［37］205这个吃人的部落叫“桥”，与炎人国是两回事。

其实在“炎人国”的同一段文字中还记有一个“輆沭（kǎi shù）国”：“其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37］101与炎人国的“朽其肉而弃之”也完全是两码事。译注者所以释“炎”为“啖”，大约是他也不相信炎帝部落会在南方。

现代考古发现，在湘西北的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18座墓葬多为二次葬；湘中的株洲县磨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24座墓葬全为二次葬；湘东南的茶陵县独岭坳遗址一期34座墓葬中，除了孩童墓坑，其余也为二次葬。这说明新石器时代早期，湘西北、湘中及湘东南都有“炎人国”的活动足迹。

1.3　《战国策》中的“三苗之居”

古今学者研究三苗故国最重要的资料是《战国策》中吴起对魏武侯的一段话：“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38］引文选自湖南师范大学李维琦教授的点校本。该本以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为依据，撇开了汉以后两千年间可能引起的传抄刻印的错误，更接近于原貌。

关于“三苗之居”，多数学者认为是三苗氏活动的区域，笔者认为应是“三苗之都”，也即炎帝氏族的宗邑，理由如下。

其一，“居”和“都”的古韵同在鱼部，“居”属见母，“都”属端母，二字可以通转。例如：

（1）在《世本八种》中，王谟辑本说“黄帝都涿鹿”［39］20，（黄帝建都于涿鹿）而秦嘉谟辑本却说“黄帝居涿鹿”［39］272。(www.xing528.com)

（2）《世本》秦嘉谟辑本说“平王徙居洛”［39］273，洛邑是东周的首都，“徙居洛”就是“迁都洛邑”。

（3）《世本》王谟辑本说“夏禹都阳城”［39］20，而《太平御览》在引用这句话时写作“世本又言夏后^[3]居阳城”［40］。

上述三组例子证明，“居”可以与“都”相通。“三苗之居” 即是“三苗之都”。

其二，通观吴起这段对话，意在谏讽魏武侯“河山之险不足凭”，多举善政才是巩固政权的根本。吴起一共举了“三苗之居”“夏桀之国”和“殷纣之国”三个例子，用相同的句式排列了三者所据的“河山之险”，但是都因“为政不善”而致败亡　。［38］其中的“夏桀之国”在《史记·吴起列传》中作“夏桀之居”。这份资料更直接地证明，“三苗之居”就是“三苗之国”，即三苗氏的都邑。

其三，重要的是吴起后面还说了“恃此险也”，进一步缩小了“三苗之居”的范围。古代洞庭湖和鄱阳湖绝不是现代的版本，而是两片浩渺的水域。吴起当时在魏国，他站在北方的角度看，三苗宗邑好像夹在鄱阳和洞庭两大泽国之间，北以衡山为障，南有文山作屏，这种情形才与“恃此险也”相称。如像有的学者所论，“三苗之居”是指江汉至江淮那样辽阔的区域，又有何险可恃？

关于“都”，《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32］332“先君之主”是祖先牌位所在的地方，所以“三苗之都”即是三苗氏宗庙所在的地方。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吴起说的“三苗之居”即是三苗的宗邑，是炎帝氏族中心聚落的所在地。

1.4　《西羌传》中的“其国近南岳”

《后汉书·西羌传》：“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41］国者，国之都也，《庄子·秋水》有“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可证。《西羌传》虽然产生于南北朝，对于它的史料价值，顾颉刚也作了特别的肯定：“西戎的名号应以《竹书纪年》所记的为最早。刘宋范晔作《后汉书》时，离《竹书》的发现不久，所以他在《西羌传》中尽量采用了。”［42］668

徐旭生在论及传说时代的资料时，认为“综合材料比未经系统化的材料价值低”。未经系统化的材料虽然零散，却是“零金碎玉”，“（要）把后一项零星资料小心地搜集和整理起来，洗刷掉它那神话的外壳，找出来可信的历史核心”［35］31。

《山海经》关于“苗民”的记载、《墨子》关于“炎人国” 的记载和《战国策》关于“三苗之居”的记载正是这样的“零金碎玉”。作者仅是拿这些资料来说明其他问题，而并非要证明资料本身。这就说明此类资料不但“古已有之”，而且为社会所公认。

徐旭生还对上古史材料的价值提出了分等原则，他认为产生于先秦的为一等，西汉人著作中保存的有关材料为二等，新综合材料、《世经》为三等。［34］33根据徐先生关于资料等次的意见，《墨子》《山海经》和《战国策》产生于先秦，属一等资料，价值不容低估。《西羌传》因为采自魏国的《竹书》，应与先秦文献同等看待。

“南方有苗民”将三苗故国界定在长江以南。“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又将范围缩小至湘东和赣西之间。“其国近南岳”排除了赣西，“楚之南有炎人国”和“衡山在其北”进一步排除了湘东北。这些“零散的”“未经系统化”的材料经过梳理，将三苗故国的位置锁定在湘东南，这与上一节说的苍梧之野在地域上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