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大数据：引领地理大发现

狭义地讲，地理大发现［1-4］，指15—17世纪欧洲的船队出现在世界各处的海洋上，寻找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以发展欧洲新生的资本主义。欧洲人发现了许多当时在欧洲不为人知的国家与地区。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贸易交流开始大量增加，殖民主义与自由贸易主义也开始出现。欧洲这一时期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其超过亚洲繁荣的基础。对世界各大洲在数百年后的发展也产生了久远的影响。

广义地讲，地理大发现开始于公元前600年左右，腓尼基人沿非洲东岸向南航行［5］，绕非洲南端进入大西洋，达·伽马（Vasco da Gama，约1469—1524）则是反向而行［6］。北欧移民者曾到达冰岛、格陵兰以及加拿大东岸。15世纪初阿拉伯航海家也从非洲东岸南航到达莫桑比克（Mozambique）［3］。15世纪初称雄世界海洋的是中国明朝的船队［7］，该船队已经来往航行于欧亚大陆以南（中国、印度、东非）。图1-1所示是1626年的一幅世界地图，已经采用色彩区分不同国家［3］。

1）地理大发现产生的原因

（1）君士坦丁堡的陷落［8］。1453年，地理位置特殊的东罗马帝国首府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伊斯坦布尔的旧称）被奥斯曼土耳其人所攻陷，切断了联系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欧洲人从此不能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通过波斯湾前往印度及中国，也不能再直接通过这个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的巨大港口来获得他们日益依赖且需求量巨大的香料和丝绸。欧洲人必须找到一条新的贸易路线，以直接获取香料和丝绸等资源。

图1-1　1626年的一幅世界地图

（2）对新殖民地的渴望［1，3，4］。很久以来，与中国、印度的贸易，一直是通过阿拉伯人作为中介的，而在整个欧洲，与阿拉伯人的贸易又几乎都掌握在意大利的威尼斯和热那亚商人手中。在西欧，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君主还有商人们都急切希望能够打破意大利人和阿拉伯人的垄断，自行前往印度、中国和“香料群岛”等地，直接与当地人进行香料、丝绸等商品交易。

另外，由于当时欧洲的商品对于中国人、印度人而言毫无吸引力，导致欧洲人只得用大量的金银来换取香料和丝绸等商品。长期的入不敷出，导致欧洲人对于获取金、银、宝石或者直接获取香料等资源显得十分感兴趣。至此，那些出产这些珍贵资源的地区便成了欧洲人猎取与互相争夺的目标。

（3）对未知世界的向往［1，3，4，9］。现存最古老的葡萄牙海图显示，探索中的达·伽马曾到达印度。在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中，欧洲在15世纪以前一直扮演着一个次要的角色。而在同期亚洲创造出了更为繁荣的文化，并将这一优势不断扩大。对于世界的发展而言，亚欧大陆及北非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超过了其他地区，这导致很长一段时间内，亚欧大陆及北非的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仅仅局限于此。

而这个“世界”的两端——太平洋西岸和大西洋东岸几乎没有过直接的交往，欧洲黑暗时期正是亚洲国家空前繁荣的年代。他们对彼此的认识也仅仅是通过7 000余千米的丝绸之路相互了解。这样漫长的距离和通行这段道路所需要的时间，也扭曲了东西方之间绝大部分可供了解的资讯。

（4）来中国的寻金热［1，3，4，10］。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天圆地方观念与地理中国中心是社会的标准常识。与之相对的欧洲，相似的理念则是数世纪前成书的《圣经》与托勒玫（Claudius Ptolemaeus，约90—168）在2世纪所著的《地理学指南》（人们将它从希腊文翻译为拉丁文——大规模被欧洲人了解的前提之一，则是在1406年）。欧洲人通过《地理学指南》可以准确地了解他们憧憬的亚洲、北非。但对于世界的另一半，依然是一片空白。他们所知道的世界并不比千余年前的罗马人甚至希腊人多。他们根本不知道有美洲、大洋洲和南极洲的存在。虽然他们已经知道了印度与中国的存在，但是真正到过那里的人却很少。13世纪末，马可·波罗（Marco Polo，约1254—1324）与他的游记在欧洲掀起了对东方向往的狂潮：马可·波罗笔下的中国、东亚甚至整个亚洲成为一个拥有空前繁荣的文化、遍地黄金、香料发达而强盛的区域。这引发了大量欧洲人一窥东方文明的愿望。然而马可·波罗前往中国时所途经的波斯湾对于欧洲人，特别是15世纪之后西欧人而言已经成了禁区；虽然已经有人深信地球是圆的，但是他们对地球大小的估计却是完全建立在错误的数据基础之上的。当时甚至有人认为从欧洲往西至多几周时间便可到达亚洲。

（5）基督传教热情——圣战［1，3，4］。六分仪图解使得欧洲走上了大航海时代的前台，有证据显示维京（Viking）的海盗们曾到过格陵兰，并在加拿大设立了海盗据点。除了海盗活动，梵蒂冈的活动也成为促进远航的要素之一：葡萄牙与西班牙的探索活动多少有将基督教传播到世界，并将异教徒转化为基督教徒的想法，并且伊比利亚半岛（Iberian Peninsula）在历史上曾多次被伊斯兰国家军队进攻过，伊斯兰教对伊比利亚半岛的政治、宗教、文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政治、经济上的扩张主义加上文化理念上的扩张要求令伊比利亚半岛的航海家们对自己的活动坚信是上帝的使命，从而为远航的心理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十字军东征带来的长年战争，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等，导致欧洲人对基督教产生了一种狂热的感觉。很久以来，积极传教便是基督教会的特点之一。而且，为了使那些异教徒或不信教的人皈依基督教，人们总是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尤其是那些刚刚战胜了摩尔人的西班牙传教士们，特别渴望将战场上的胜利转化成宗教上的胜利，将基督教带出伊比利亚半岛，带出欧洲，传向世界的每个角落。

（6）西方航海技术的发展［1，3，4］。远洋航行所需的技术也在不断发展。对于航海家而言，他们能够在海上活动，除了宗教信仰以外，更多的则是依靠来自各地的科技：由占星术发展的方向辨识、指南针，从伊斯兰的独杆三角帆船发展的大三角帆技术——这项技术将三角帆从横帆的替代物转化为推进船只的重要附加物，还有本国发达的造船业才是在海上最可信赖的依靠。而在这些科技流传至欧洲之前，没有人会打算到世界“边缘”去冒险，地圆说的出现打消了航海家从地球摔向地狱的担忧。从12世纪开始，欧洲人便开始制造用于航海的大型船只。1200-1500年，欧洲普通船舶的吨位普遍增加了1～2倍。在短短的几个世纪，他们或是从阿拉伯人那里学会了使用，或是自己动手发明改造了诸如罗盘、六分仪、海图、三角帆、艉舵、三桅帆船等工具或技术，使得欧洲人拥有了在各种复杂气候条件下进行远航的能力。(www.xing528.com)

2）“地理大发现”主要事件

（1）新航路的发现［1，3，4］。从15世纪起，葡萄牙人不断沿非洲西海岸向南航行，占据了一些岛屿和沿海地区，掠夺当地财富。1487—1488年，葡萄牙人迪亚士（Bartolomeu Dias，约1450—1500）到了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成为探寻新航路的一次重要突破。葡萄牙贵族达·伽马奉葡萄牙国王之命于1497年7月8日从里斯本出发，绕过好望角，沿非洲东海岸北上，之后由阿拉伯水手马季得领航横渡印度洋，于1498年5月20日到达印度西海岸的卡利卡特（Calicut，科泽科德的旧称），次年载着大量香料、丝绸、宝石和象牙等返抵里斯本。这是第一次绕非洲航行到印度的成功，被称为“新航路的发现”，如图1-2所示。

图1-2　新航路的发现

（2）新大陆的发现［1，3，4］。在葡萄牙组织探寻新航路的同时，西班牙也力图寻求前往印度和中国的航路。1492年8月3日，意大利人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约1451-1506）奉西班牙国王之命，从巴罗斯港（即古都塞维尔，今塞维利亚）出发，率领探险队西行，横渡大西洋，同年11月12日到达了巴哈马群岛的圣萨尔瓦多岛（华特林岛）［San Salvador Island （Watling Island）］，之后又到了古巴岛和海地岛，并于1493年3月15日回航至巴罗斯港。此后哥伦布又三次西航（图1-3），陆续抵达西印度群岛、中美洲和南美洲大陆的一些地区，掠夺了大量白银和黄金之后返回西班牙。这就是人们所称的“新大陆的发现”。

图1-3　哥伦布航海路线

（3）第一次环球航行［1，3，4］ 。1519年9月20日，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Fernão de Magalhães，约1480-1521）奉西班牙国王之命，率探险队从巴罗斯港出发，横渡大西洋，沿巴西东海岸南下，绕过南美大陆南端与火地岛之间的海峡（即后来所称的麦哲伦海峡）进入太平洋。1521年3月到达菲律宾群岛，麦哲伦死于此地。其后，麦哲伦的同伴继续航行，终于到达了“香料群岛”（今马鲁古群岛）中的哈马黑拉岛（Halmahera）。之后，满载香料又经小巽他群岛（Lesser Sunda Islands，努沙登加拉群岛的旧称），穿过印度洋，绕过好望角，循非洲西海岸北行，于1522年9月7日回到西班牙，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

（4）新航路的开辟［1，3，4］。新航路的开辟开创了欧洲主导世界的世纪，但是其主要的诱因却是原来的传统东西方经济交流道路被当时强悍的奥斯曼帝国阻碍。通常改革都是因为现有的社会形态不能进一步前进成为桎梏而进行的，这是很有趣的一点。即便是在被纪念的哥伦布也是怀着寻找东方的梦想经过了偶然的巧合才发现美洲的，他在登陆了古巴后就认为自己到了日本附近。历史的巧合就是这样。

（5）同时期亚洲航海发展［1，3，4］。中国人进行了世界航海历史上最辉煌的一次壮举——郑和下西洋，同样性质的封建国家不同性质的航海壮举产生了不同的后果。当今的中国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假设，如果当年郑和像西方殖民侵略扩张一样，那么当今的中国就是另外的样子了。图1-4所示为郑和航海路线。

图1-4　郑和航海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