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义和团运动中，拳民斗争的中心首先是北京，其次就是天津，因为它们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势力集中的地区。
天津之有拳民活动，始于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间，天津突来一穷和尚”，“名海乾，为义和拳首领”。到1900年2月，在拳民入京授人以艺的同时，也“流入天津县，每日有人在南门外，瑞和成机器磨坊后宽阔地方习练，河北一带亦有之”。3月，“练拳者较众，官不深究，‘匪’等愈无忌惮，沿街童孩，三五成群，无非以练拳为戏者”。4月，拳民有“为人疗炎治病者，人多信之，由是习其术者日益众”。5月，各处拳民，“渐有立坛者，河北、河东、城内外皆后先踵起，其坛多立于庙宇中”，“数日之间，多至数十处，众至数百人。彼此见面，则打单手问心，称‘匪’首曰大师兄，他人则概以老师称之。其装束有黄头巾、黄腰带者，有红头巾、红腰带者，亦有花头巾者。大约黄色者为乾字门，红色者为坎字门”。同时还有红灯照，“津西北一带村庄多有之。据云，临战时，能保护义和拳”。此时拳民既多，“皆争购刀矛等器械，于是各铁铺颇沾利益”。“时有直隶候补道谭文焕，又督辕武巡捕徐某二人，屡在裕禄前称义和拳之神”，“不如抚而用之”。可见义和拳在天津的发展，基本上与北京是同步进行的，也是在1900年5月才大量出现，城内劳动人民都纷纷加入，直隶总督裕禄此时也逐渐地减轻了对拳民的敌视态度。
到6月，各地拳民来津日众，其中主要的计划有：8日安次县民杨寿臣率数百拳民到“城内三义庙，树义和团旗，设坛聚众”，影响甚大，“两日间，城内立坛十余处，城外二三十处，每处或数百人，或数十人”。数日后，静海县人曹福田率拳民一二千人进入天津，号称“统带津、静、盐（山）、庆（云）义和神团”，在城西吕祖堂设总坛口。25日，文安、霸县、雄县义和团首领“王德成率领拳‘匪’数百人来津”，在大佛寺建总坛口。28日，新城县人张德成也率领他在静海县独流镇成立的“天下第一团”的5000左右拳民相继来津，在小宜门设立总坛口。天津本地侯家后船家女林黑儿也在船上设坛，组织红灯照，称“黄莲圣母保护团”。
拳民们在大量进入天津的同时，立即同本地群众一起展开斗争。6月2日，他们焚毁了苏家桥教堂。4日，以日人《国闻报》诬蔑拳民为“乱世界之匪徒”，要清政府“严惩痛剿”之故，乃贴出《警告国闻报》揭贴说：“只因四十余年内，中国洋人到处行”。“中原不准有洋人，余者逐回外国去，免被割据逞奇能。《国闻报》上多谬妄，乱语胡言任意登；该报因有日人保，故敢造谤诋我们”。“倘敢再有诽谤语，定须毁屋不留情”。这张揭帖贴在北洋大书院相近之泥城门外上，“其时旁有兵士数人在彼，不独并不揭去，且并不准洋人往揭”，可见义和团运动深受天津爱国军民的同情和支持。10日，为了准备斗争，津地拳民“共有十余万人，皆托铁店代打铁刀，即至小之铁店，亦自早至晚不能停工。天津县出示禁止，皆视同具文”。12、13日，拳民“传令各家，于晚间用竿高挑红灯一个，并插一小红旗，名曰得胜旗”。14日“晚十二点钟，西门内、镇署前、仓门口三教堂”被焚。15日“晚十二点钟，三岔河口望海寺旁教堂被焚”；同时被焚的还有“马家口教堂”。
帝国主义列强在天津原有驻军大约200人，他们随着义和团运动在天津的发展便已开始屠杀拳民；但是，大规模的激战却是在6月17日上午大沽炮台失守后才爆发的。当天下午，敌军就在天津发动了侵略战争。由英、德、意、奥军所组成的175名联军进攻武备学堂，遭到了学生们的英勇反击。他们攻不进去就放火焚烧房屋，使储藏在那里的大量军火爆炸，枪炮亦被焚毁。为了屠杀天津人民和进占天津，列强从大沽口派出大量侵略军于22日晨，“抵顺良镇车站”，“此间铁路毁坏已多，车行不便，乃改为徒步而前”。“至二十三号早晨六点半钟”，侵略军抵达天津近郊，遭到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使“联军伤亡达二百二十四人”。直到当天下午三点半钟，侵略军才得以达到紫竹林租界。到6月24日，“联军全部兵力已在天津集结”者，有步兵“五千三百名”，“骑兵一百五十七名”。于时在塘沽登陆的侵略军共计有7767人：“其中美军三百三十五人；奥军二十六人；英军五百七十人；法军四百二十一人；德军一千三百四十人，意军一百三十八人；日本海军装甲旅六百零二人，陆军一千零五十人；俄国海军装甲旅二百三十五人，陆军三千零五十人”。连同原有天津驻军人数，那么，从大沽口到天津列强侵略军共计达到了15624名。
拳民和爱国官兵从6月中下旬开始，特别是大沽炮台的夺占，他们立即展开了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大军、保卫天津城的激烈的战争。一时城区城郊各地，硝烟弥漫，炮击和枪射之声，不绝于耳。其间主要的战区有两个：一个是海河东岸的老龙头火车站，它是天津城的交通枢纽，有铁路东至大沽，西北到北京，是为了切断敌人援救西摩尔联军的军事上的必争之地。一个是河西紫竹林租界，它在天津城东南，沿着海河依次为日租界，法租界、英租界、德租界等，是当时侵华联军的军事基地，原来就“拥有一支大约二千四百人的军队”。
于是老龙头火车站被俄军盘据，常派兵外出袭击拳民，双方在此不断展开战斗，其中主要的大战有以下三次：第一次大战发生在大沽口之战次日，即“六月十八日，（在天津集结的）一支联军试图由铁路进军，救援西摩尔海军中将，被迫退回了”。这就是天津老龙头火车站之战。当天早晨，为了切断敌人救援西摩尔联军，曹福田率领拳民会同清政府的淮练各军猛攻老龙头火车站。根据一个参战受伤的俄国军官的回忆，激战情况如下：
“从大清早起，中国人就埋伏在铁路堤旁、坟墓后。突然间，密集的子弹和榴弹向我们劈头盖脑地倾泻而下。守在车站上的是（俄军）第四连和第六连，还有我们的两门野战炮和一门英国的戈奇基斯式大炮，……（由）希林斯基中校（Lieutenant－Colonel Shirinsky）……指挥。第四连埋伏在车站前面的战壕里。第五连的半个连布置在车站后面，另半个连布置在车站前面。……第四连的处境很快就变得十分困难，第七连立即赶来援助。日本人也来了，……大约三十人。……希林斯基又把我们的两门野战炮派到车站来，并请英国人支援我们。英国人带了两门炮来到车站，但其中一门很快就不响了，因为他们好几个炮兵一会就受伤了。中国人瞄测得很准，……接二连三地向车站进攻，终于从三面包围了突出在前沿的第四连。……铁路另一边和村子里攻过来成百成千的中国人。……他们完全吓呆了：这已经是第三个连长给抬走了。……情况糟透了。中国人一鼓作气，当着我们的面冲进车站前面最近的一个村子里。那儿的日本人报告说，他们损失了两名军官和一半的士兵，再也坚持不了了。怎么办呢？德国人真行！他们及时赶到，把中国人从村子里打跑了。随后，法国人也来了，他们接替了日本人。第五连和第七连的处境也很坏。中国人……向我们匍匐进攻，有几个不要命的甚至上了刺刀直扑上来。……中国人吃了午饭，休息了两个来小时，两点半钟，又重新开火了。他们又向车站进攻，……打得比先前更加猛烈了。……情况可真是糟透了，因为中国人下定决心要拿下车站，而我们却已经到了山穷水尽，没有人可以增援的地步了。无论是我们俄国自己的，或是别国的，都没人了。天津的全部驻防军都在车站这里战斗，而且已经精疲力竭了。……中国人……至少有两千人越来越逼近，形成一条一俄里长的锁链紧紧地包围了车站，就在离我们两百步远的地方卧倒埋伏下来。看到这一切，就连希林斯基这个勇敢的人也悲观绝望了。……在绝望中开始考虑把所有的大炮都拉过桥，安到兵营里，撤走所有的连队，退出车站，毁掉白河大桥，然后在租界里抵抗。除此以外别无他法，因为无处可得救援了。”
看来拳民和练军通过一天的苦战和激战的结果，已经把俄国的“哥萨克骑兵、炮兵以及日本人、英国人、德国人和法国人”的联军打得晕头转向，决心放弃阵地，狼狈逃窜了。眼看着老龙头火车站立即能够收复，但是，为什么最后却没有达到目的呢？因为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敌方从军粮城方面来了援军而我们却没有援军之故，虽鏖战到“傍晚六时”，敌军也伤亡惨重，但是最后却终于不得不撤军了。这是中国近代战史上一个典型的功败垂成的战例，它的经验教训是值得加以总结和吸取的。此外，由于这次大战，6月18日，这支试图由铁路进军援救西摩尔海军中将的联军不得不被迫撤退。
第二次是6月27日发生在老龙头火车站东北贾家沽的东局子（北洋机器局）之战。东局子是当时华北最大的兵工厂，有“将近两千工人，能制造鱼雷、炮弹、褐色菱形无烟火药、普通黑色火药、火棉和毛瑟枪子弹等等”，是中国军队弹药的主要供应地。由于“不得东局，租界不能安枕”，侵略军遂由俄国斯捷谢利将军指挥前来进攻。当天清晨五时，敌军侦探队前往侦察，“遇到猛烈的火力，不得不撤回”。在上午九时，大队俄军联合英、美、德、法、日军共2000余人“分三路纵队向制造局发起总攻”，“互相射击持续了约两小时”。“武卫前军营官潘金山严饬营兵潜伏不动，俟其将近，用排枪轰，击退复来，如是数次，击毙洋兵多名”。“战未逾时，而军粮城又突来洋马队千余，与洋兵会合，四面包抄。我军仍竭力抵御，枪炮子弹如雨。潘金山右腿被枪子洞穿，裹创力战”。“约午后一时”，敌“炮打中了一个大火药库”，“洋兵即乘势闯入。其时四面火起，我军抵敌不住，遂退至堤头”。于时天津城内义和团约2000名前往声援；但是，远水难救近火，东局子于一时三十分被敌军攻入，清军伤亡300余人，敌军死伤亦近百人。由于东局子“是一座价值一千万卢布以上的，里面有数不清的炮弹、子弹以及火药和各种作坊的大型兵工厂”，所以被敌人看作是“在整个直隶战争中”的“最好的战利品”。
清军在东局子之战中是很勇敢的，但无补于统领的腐败，以此终于被敌人占领。“天津东制造局之未失也，聂军分统姚良才驻其中，先则纵兵大掠，铸钱局银数十万，顷刻都尽。继而西兵来攻，则置鞭炮无数燃之，以助威烈，最后棉花厂不知何故轰炸（被敌炮打中），聂军遂以退让西人。盖彼以西人之来，正合其意；不然，则数十万之款，无从着落故也。聂军十五月二十一、二日（6月17、18日）到处掠夺，目不忍睹，……此实录也。然武卫无军不掳，吾何必于聂独深责备也”。这就是东局子为什么陷入敌手的真象。
第三次是7月2日至3日的再次老龙头火车站激战。先是，拳民领袖曹福田于6月27日，即东局子之战的当天曾向帝国主义侵略者下了一道战书说：
“统带津、静、盐，庆义和神团曹，谨以大役布告六国（指英、俄、德、法、美、日六国）使臣麾下：刻下神兵齐集，本当扫平疆界，玉石俱焚，无论贤愚付之一炬。奈津郡人烟稠密，百姓何苦受此涂炭。尔等自恃兵强，如不畏刀避剑，东有旷野，堪作战场，定准战期，雌雄立见，何必缩头隐颈，为苟全之计乎！殊不知破巢之下，可无完卵，神兵到处，一概不留。尔等六国数十载之雄风，一时丧尽。如愿开战，定准战期。”
28日，张德成率领拳民来津后，立即同曹福田联名出示说：“初三日（6月29日）与洋人合仗，从兴隆街至老龙头，所有住户铺面，皆须一律腾净，不然恐有妨碍。”此后拳民就大举展开了对敌营、车站和租界的进攻，适马玉昆率武卫左军于7月1日由刘家庄移扎新浮桥一带，与曹福田率领之拳民联合，“以便规取老龙头一路”，发生了7月2日至3日的再次车站激战。7月2日，他们“由陈家沟、贾家桥、十字街、娘娘庙各处，分路进剿。洋人出队约有二千人，迴环抵御。该军亦分队迭进，昼夜不停，阵毙洋人百余名。该军愈战愈奋，洋人力渐不支，直到初七（7月3日）傍晚，退归老巢，该军遂将火车站夺回，移营前往填扎”。我军“力战两昼夜之久，击毙洋人百余名之多，实为异常苦战。现将火车站要地夺占，扼守咽喉，使洋人不能肆出侵扰”。据西人记载，这次战役十分激烈，但老龙头火车站可能系一度占领，却并未夺回。在战斗中，华军“有逼近车站之势，日军乃遣发步兵一队，野战炮兵一队，前往援助。至晚间炮兵未能得手，终行撤退；惟步兵固守其车站及附近一带地方”。至于海河西岸紫竹林租界地区的战斗，比起老龙头火车站的战斗来，开始较晚。租界地区先是遭到拳民的围困和清军的炮轰。大约从6月20日起，开始了对租界的“炮击和枪射，以后天天如此，造成许多伤亡”。“洋兵之保护租界者，西面则由英美两国兵士，南面则由德日两国兵士，东北则由俄法两国兵士”。7月2日上午七时，清军“开炮轰击租界，俄兵由东岸还炮相击，华兵接连开炮，轰至四点钟之久，租界中房屋多处俱遭击损”。“至午刻西兵欲驱散华人（拳民），冲突前进，力战有五点钟之久，未能取胜，祗得退回。是役日兵阵亡武弁两人，兵士一人，法兵阵亡一人，受伤十二人，俄兵伤折更重。华人炮火，其准头甚准，颇为利害”。当时，紫竹林租界：“在几天之内受到不下六十门大炮的攻击，数千名兵士的射击以及拳民们的不受法律限制的所作所为的威胁，处境看来是危险的”。
拳民和爱国官兵在这个阶段，主要是6月中下旬，在天津的激战的意义在于：首先，它在拳民血战廊坊与大沽口守军坚持抗战之后继续发扬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的战斗精神，特别是6月18日老龙头火车站之役，使外国侵略者也不得不认为：“华人此次甚勇敢，为从来所未见。向尚不信其有此耐战之心，目下观之，彼等之勇猛及耐心之处，较被围西人之心更胜矣”。这种英勇战斗精神，诚如曹福田在其《战书》中所说，使帝国主义列强“数十载之雄风，一时丧尽”了。其次，它阻止了敌军对西摩尔联军的增援。联军于6月14日在廊坊遇阻后，非新增援兵不能进攻北京。他们一直等到6月19日，差不多经过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才决定撤军，就是因为拳民在天津的激战断送了他获救的一切希望，最后才不得不撤军的。须知西摩尔在6月18日还“要求德军和第二部列车坚守廊坊并巡逻铁道”呢！可见当天老龙头火车站之役从这一方面来看也是具有重要作用的。看来西摩尔只要有一线获得救授的希望，是不会放弃他进攻北京的目的的；即便不走铁路，他也准备走北运河那条水道去北京。对中国来说，西摩尔联军到达北京的后果，问题就是非常严重的。其三，天津的激战使敌人不止一次地想撤退到大沽，它是关系全局的激战。“方联军未据该城（天津）以前，华兵在各阵地，防守极为奋勇，致联军欲退大沽，已非一次”。敌军在天津“战既无功，退亦为难，每日丧失，动辄不可以数计。迨至奋力进攻一次，华兵抵御亦极坚。联军总数，不过八千，竟伤亡九百。连日天气极热，又无水取而御渴，但借干粮以度饥。事后追思，每令人心悸”。“若果该城永能固守，则联军旷日持久，势非撤退不可；而直隶一省，即可高枕无忧。不过联军退去后，扬子江两广一带，又从此多事耳”！“这样的撤退必定会丧失北京外侨最后获得解救的机会，并且把上海和其他北方口岸置于危险的境地”，可见义和团和爱国官兵保卫天津激战的重大的、事关全国形势发展的不可忽视的意义。
所谓《东南互保章程》之议定
（1900年6月26日）(www.xing528.com)
所谓《东南互保章程》指的是1900年6月26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上海道余联沅与盛宣怀等奉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电令，与帝国主义列强驻上海领事官会商议定的《东南保护约款》九条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十条两者而言的。《东南保护约款》的主要内容是：
1．“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省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中外商民人命产业为主”。
2．“各口岸已有各国兵轮者，仍照常停泊，惟须约束水手人等，不可登岸”。但各国以后如不待中国督抚商允“竟至多派兵轮驶入长江等处，以致百姓怀疑，藉端启衅，毁坏洋商教士人命、产业，事后中国不认赔偿”。吴淞及长江各炮台、上海制造局、火药局一带，各国兵轮勿往游戈、驻泊；“此局军火，专为防剿长江内地土‘匪’保护中外商民之用”。
3．“内地如有各国洋教士及游历各洋人”，切勿冒险前往“偏僻未设防地方”；租界设防亦“切勿张皇以摇人心”。
《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十条的主要内容则为：
1．共同保护上海城厢租界和非租界地区。“租界内华人以及产业，应由各国巡防保护；租界外洋人教堂、教民，应由中国官妥为巡防保护，遇有紧要之事，互相知照妥办”。一体“严拿”华洋地界“聚众滋事”之“流氓”及“土棍”，由地方官“从重严办”。
2．共同在上海设防。由“中外官商公议捐助章程”，以“添办各项工程及添募勇丁口粮”。租界内外，都应“添募巡捕”。租界内边地，由工部局“建造捕房，常川驻守”。租界外边地，则由华官派兵，“搭盖棚帐，常川驻守，勿令成群‘乱人’闯入租界以内”。“若有火警，附近居民不可乱动”。
3．共同稳定上海金融。上海“以钱业为大宗”，“钱市一有挤倒，各行生意必皆窒碍。市面一坏，人心即震动不安”。因此，“钞票应照旧行用”。现又因“各处商贾停滞”，应请“中外各银行东及钱业董事，互相通融缓急，使钱行可以支持”等等。
根据上述所谓《东南互保章程》两项条约的主要内容来看，它是帝国主义列强与清政府的地方封疆大吏慑于义和团起义的声威，互相勾结起来，镇压在上海、长江流域以及苏杭等地准备起义的爱国人民而议订的一个公开同中央政府的《宣战诏书》唱反调的协定。当时，由于义和团运动在北京和天津的狂飙突击式的发展，引起了全国各地爱国人民的响应，使遍布各处的外国传教士和侵略者感到大难临头，坐卧不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起义并不仅限于直隶省，也在江苏和广西爆发了。在镇江的中国人的银行都因害怕义和团而未开门营业，上海各银行将透支款项全行收回。在扬子江流域笼罩着动荡不安的气氛”。特别是在上海，人民的爱国情绪日益高涨。日销2000份的上海《新闻报》，由于首先登载了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遇害一事，上海人民都拥向报馆，不惜“以高出平常三倍的价格去强购这份报纸。报纸的发行数量立即跃至一万份”，可见情况之紧张。上海人民的爱国热情不亚于京、津人民，它的形势很可能步京、津人民的后尘而一触即发。因此，中外反动派就准备利用《东南互保章程》的议订来首先稳定上海的局势，然后再对长江流域及苏杭地区加以控制。这个所谓“东南互保”局面的出现，主要是由英国政府导演的。它是在6月14日由英国驻上海代理总领事霍必澜（Warren，Sir Pelham Laird）向首相索尔兹伯里首先提出由英国保护其“势力范围”，后来演变成为列强共同参加，搞成了一个所谓《中外互相保护章程》的。霍必澜在电文中说：
“我没有收到关于北方局势的准确情报，但消息似乎愈来愈坏。我深信，如果有同北京政府终于断交的任何可能性，我们应当立即与汉口及南京的总督达成一项谅解。我完全相信：如果他们可以指望得到女王陛下政府的有效支持，他们将在所辖地区尽力维持和平。毫无疑问，长江流域的任何骚乱将会造成巨大的损失，而且可能使很多人丧失生命。必须采取迅速行动；局势是严重的”
这个建议得到英首相同意。15日，索尔兹伯里电告霍必澜，他将派军舰去南京和汉口，向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保证，“他们在维护秩序时将获得英国的保护”。16日，英政府命“仙女号”开往南京，“红雀号”开往汉口，“无畏号”“离开香港驶往吴淞”。19日，“仙女号”指挥官致电英政府，认为“目前不应减少长江的兵力，而且我对派遣军舰前往各条约口岸已经作好安排”。
刘坤一、张之洞本来就是敌视义和团运动的，“皆极愿与英联络”。他们在6月15日《寄总署电》中曾借赫德所谓“大局若无速转机，各国定并力大举，危亡即在旦夕”的话来压清政府。16日，金陵关税务司韩森（P．C．Hansson）把英政府的保证告诉刘坤一。刘说：“只要英国方面帮助，什么都肯做。”他还“屡次声明不管太后的意图如何，他决心照自己的方针行事。他甚至于这样说：如果太后现在有谕旨给我，谁敢说这不是俄国政府的指示呢”。17日，英驻汉口代总领事法磊斯（Evarard D．H．Fraser），见张之洞。张说：“所有洋商教士，力任保护。”他说：“若英水师入江内，恐民间惊扰生事，外恐各国援例效尤，转为不妙。若虑他国占先，吴淤外英舰甚多，英舰不进，他国不敢，似此镇静密防，最为上策。”
20日，盛宣怀电刘坤一说：“英领事要我请其保护，是其伪术；若为所愚，各国必不服，白藻泰（ComteG．de Bezaure）已将此情电法。”这是盛宣怀从美人福开森（Fer－guson，John Ca1vin）那里了解到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反对单独由英国来保护后向刘提出来的，他的意见是，刘坤一“应饬沪道告知各国领事，自认保护，勿任干预”。刘承认“英允保护，确系诡计，已电沪道密阻”。他同张之洞认识到：“长江商务，英国最重，各国觊觎已久，惧英国而不敢先发，英亦虑各国干预而不敢强占，以启各国戒心”。21日，张之洞电驻美使臣伍廷芳，让他转达美国政府，“恳其与各国切商保全东南大局，不可遽派船入江”。22日，张之洞又电驻英、美、日使臣罗丰禄、伍廷芳和李盛铎等转告各驻在国政府，声明“目下长江沿海一带，各督抚力任保护之责，诸国洋人，均可无庸顾虑”。23日，上海领事团把6月20日的联军《大沽宣言》在上海城厢公布。6月24日，盛宣怀在得知清政府已于21日发布《宣战诏书》后，立即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说：“须趁未奉旨之先”，赶快议订所谓《东南互保章程》；在这种情况下，“似非从权不可”。他们在接到盛电后，为了争取时间，大家都在这一天内忙得个不亦乐乎。刘以“盛请会饬地方官沪道与各领事订约”的意见去征求张的同意。张则请刘“即刻飞饬上海道与各领事订约”，并提出“杏翁（盛宣怀）思虑周密，敢恳杏翁帮同与议，指授沪道必更妥速尤感”。25日，盛电两广总督李鸿章；李答以对清政府21日发布的《宣战诏书》“粤断不奉，所谓矫诏也。希将此电密致岘帅香帅（即刘坤一与张之洞）”。同日，上海道余联沅“约各国明日三钟会议”，“各领愿请到场会议”。这就是6月26日所谓《东南互保章程》的由来。在会上，余联沅、盛宣怀和福开森等人代表刘坤一和张之洞，“要求领事们致电他们各本国政府，建议说：除了现在正在进行战斗的北方地区之外，他们宣布其他所有地区的中立；如果那样办理，那么，他们就能够保证维持秩序。”各国领事说，6月20日的联军《大沽宣言》也就是他们的答复。“他们宣称：各国仅对义和拳及那些反对派遣部队前往北京援救他们本国同胞的人进行战斗。保持和平的责任须由中国官员承担；如果中国不破坏和平或不从事战争行为，他们无需害怕遭到我们这方面的任何袭击”。这个所谓《东南互保章程》的议定，实际上是中外反动派在义和团运动高潮声中所勉强达成的相互保护的协定，是联军《大沽宣言》具体地运用于我国东南地区的结果；但是，它却始终不曾正式签字。6月28日，盛宣怀“见宣战各明旨，与所议保护章程，诸多窒碍”。“若一传播，则东南保护之议全裂，立刻危变”。因此，他要求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人“飞饬各局，不准宣扬”。另一方面，他又将李的不奉“矫诏”与刘、张的“无论北事如何”，均“一力担承，仍照原议办理，断不更易”的主张与各领事去面商。结果是“诚恐北方衅端更大，东南人心摇动，自应彼此再为声明”；“由余道赶办照会”，并“会电各驻使愈速愈好”。在帝国主义列强方面，对章程中某些条文他们还有异议。比如说《东南保护约款》中第五款所谓各国兵轮，如不经中国督抚允许，驶入长江出事后中国不认赔偿一点，与前此之不平等条约相违，“恐各国难允”。只是由于列强慑于拳民战斗的声势，在当时只好“默然接受”罢了。一旦时局有变，他们就是根本不遵守的。1900年8月17日英军之在上海登陆，虽经督抚以对此口岸已经给了有效保护为理由而加以抗议，仍是无济于事的。美国政府对于这个抗议也答复说：“如果我们认为有必要派兵登陆上海以保护我们在那里的公民的话，我们就应当这样作，像我们已经在大沽作过的一样；对于其他任何国家这样作的权利，我们是不能提出疑义和质询的”。随着英军的登陆，其他列强的军队也争先恐后地在上海登陆，这就大大地“削弱了总督们的地位”。可见义和团运动在本质上决定了列强对中外“互保”的默认，没有拳民在京、津的鏖战，所谓《东南互保章程》是一文不值的。后来清朝封建统治者“论东南保护之功，皆论无盛某维持策画，刘张亦无所措手，何论余道”，好像盛宣怀一人系天下安危似的，其实这只不过是一个神话罢了。
“上海领事团对总督们有能力维持秩序一点很少有信心，他们坚持其派遣外国军队和军舰去保护口岸的要求”。只是因为拳民在京、津的鏖战使“局势极为严重。义和拳运动正在发展；如果天津的联军不能制止它，那么，它将扩大到华中和华南，并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运动，结果将驱逐或杀死内地的所有外国人，而且使外国贸易遭到彻底毁灭”。因此，领事团之所以“支持总督们维护秩序”，乃是以拳民在天津的激战为前提的。由此可见，决定当时局势发展的不是所谓《东南互保章程》，而是天津激战。归根到底，这个《章程》之所以被列强暂时默认，也是由天津激战来决定的。不能否认，6月14日霍必澜的电文与英首相索尔兹伯里关于“每一国应个别地及独立地在它自己的利益范围内行动”的看法是一致的，意思就是根据“势力范围”来瓜分中国。但是，义和团的英勇战斗使局势变化得出乎人们所能预料到的要快得多，不到七天，在6月20日联军《大沽宣言》使中国的瓜分危机得到第一次的缓解以后，同一天，美人福开森就把列强反对单独由英国来保护上海及长江流域的意见告诉了盛宣怀，使他们认识到这个英国的诡计为其他列强所不容许，乃改而同各国驻沪领事磋商，使“英人想在扬子江流域建立特权，要求在那里不仅占领导地位，并且排除其他列强的参加”一事未能实现。6月26日，在所谓《东南互保章程》的议定会议上，上海领事团就援引了《大沽宣言》说：“六月二十日发布的联军各国舰队司令的布告，就是领事们所作的答复”。
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东南互保”为地方军阀官僚在帝国主义列强支持下搞封建割据开了先例。他们在东南独树一帜，与清政府公开发布的《宣战诏书》唱反调。这种情况在实际上表明了“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三位总督和福建巡抚许应騤，联合起来形成了一种临时政府，并派代表到上海去，同各国领事商量保持华中、华南中立的办法”。这种情况也使某些英帝国主义分子跃跃欲试；认为“由于刘坤一倾向英国”，“英国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从内部重建一个中华帝国，以南京为核心。只有英国能办到这件事”。这些督抚们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的瓜分危机面前，早已对瓜分割据作了卖国求荣的思想准备。据说张之洞在1897年底德军强占胶州湾以后曾说：列强“分割之后，亦当有小朝廷，吾终不失为小朝廷之大臣也”。梁启超认为，张氏这话代表了当时“中国全国二品以上大员之心事”，即“以为即使吾及身而遇亡国之事，而小朝廷一日尚在，则吾之富贵一日尚在”；“终不以他年之大害，易目前之小利也”。在这种情况下，“东南互保”的办法一时在刘、张的串联下，为各省督抚所效法，使“互保”范围由原来两江总督所辖的江苏江西、安徽和湖广总督所辖的湖北、湖南等省迅速扩大到了广东、山东、浙江、福建、四川、陕西、河南等十余省。由此可见，中国近代这种明目张胆的封建割据的恶例乃是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未果所保存下来的流毒；不管怎样，它以地方政府而公开抗拒中央政府一事是太明显了，始终也是这帮督抚们的心病。1901年3月6日刘坤一在《复盛宣怀电》中说：“昨读客腊二十六（1901年2月14日）电旨，查销五月二十四日（1900年6月20日）以后‘伪’诏，不禁拍案叫绝。西狩以来，惟此次纶音最为得体，而运量妙于无形”。为什么呢？照刘坤一看来，这样销毁原件的结果，可以使那些爱国人士“以东南保护之约为不遵朝命，甚至指为海外叛臣，亦无所施其‘毒蜇’矣”。他们好比是一面卖淫，一面却念念不忘地要树立贞节牌坊。这也不足为奇，那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封建官僚搞两面派活动的拿手好戏。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