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民在北京的斗争：义和团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1900年夏秋之际，义和团在北京的斗争曾经是举世瞩目之所在。“当其时中国都城，处于惊风骇浪之中，全世界之眼光，皆注于此。虽英国适有南非之战，世人亦暂忘之，其事之重要离奇，可以想见”。“当北京之围结束后，一个美国的主要传教士写道，‘鉴于涉及到的各种利益太大，那样的事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即人类竟敢于忘掉其在十九世纪结束那年在中华帝国的经验’。他这个谨慎的预言未必应验。义和团起义（The Boxer Rising）是历史上诸如波士顿茶叶事件（the Boston Tea party）和加尔各答黑洞事件（the Black Hole of Calcutta）等等事件之一——我们都记得，它们曾经在历史上发生过。它们那栩栩如生，引人注意的性质起到了保存自己的作用，它们已经把自己变成了每一个人头脑中必备的一般知识”。拳民在北京的斗争乃是整个义和团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当时中外人士的注目，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义和拳在京畿一带的活动为时较早。自1898年10月赵三多、阎书勤等在梨园屯发动义和拳首次武装起义以来，随着运动在冀鲁边区和冀中地区的蓬勃发展，北京城内就开始有了零星的、逐步扩大的习拳和散布揭贴的活动。1900年春，“有拳民入京授人以艺者，初在僻处，继则城厢内外街巷中，时见率领十五六岁之俊童，授以艺”。5月27日义和团进占涿州使形势急转直下以后，京郊各县拳民便纷纷进入城内。到处“铺团”，到处张贴揭帖。广大的劳动人民，“肩挑负贩者流”纷纷参加；爱国士兵参加的也不少，如守卫京城的神机营和董福祥率领的武卫后军等等。据说董军中练义和拳的就有“五百余人”之多；义和团著名的首领之一李来中，据说就是“董福祥军门手下之武兵也”。自6月1O日西摩尔统率的“一支由两千名武装士兵组成的国际联军侵略中国”，从天津出发，首先发动侵华战争以后，拳民来京者更多。6月11日，“义和团纷纷进城，予亲目所观已十数起，别处更不知凡几矣”。6月12日，“团民自外来者，一日数十起，或二三十人一群，四五十人一群，未及岁童子尤多，俱是乡间业农粗笨之人。均以大红粗布包头，正中掖藏关帝神马；大红粗布兜肚，穿于汗衫之外；黄裹腿，红布腿带，手执大刀长矛，腰刀宝剑等械不一，各随所用，装束却都一般。有夜来者，城门已闭，至城下叫门，守城兵并不拦阻，即刻开城放入。此予亲眼所见”。“其来自京东者，曰武清团、香河团；来自京南者，曰固安团、永清团。或竖旗曰：某庄村，某镇集。金鼓喧阗”。他们“携持大旗，排队而行，比之军伍尤觉整齐”。一时王公府第，家家设坛；文武衙门，团民驻守；住户铺户，各钉红布。北京城简直是成了义和团的天下了。

拳民们在北京城内大肆展开焚攻教堂和教民的斗争，基本上是在西摩尔联军发动侵略战争以后和大沽口联军攻占大沽炮台之际开始和激化起来的。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战争之“每一次升级，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人民群众对洋人的敌对行为的增强，必然是深恐侵略和瓜分帝国之即将开始，或者说在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在此以前，拳民们多半是在郊区焚毁教堂，并在6月9日把北京西郊外国殖民者的跑马场。

10日把在西山的英国公使馆的别墅等付之一炬。在此以后，他们为了配合在反侵略反瓜分前线战斗着的廊坊拳民和大沽口爱国官兵的斗争，就在北京城内翻天覆地地干起来了。在当时，如果说全中国都是“教堂林立”的话，那么在北京更是大街小巷都几乎布满了教堂。自此以后，旬日之间，拳民大举焚毁京城教堂。6月12日晨，“东华门外教堂起火”。13日，“焚烧八面糟、双旗杆等处教堂、施医院、讲经堂”。“凡在奉教之男妇老幼莫不丧胆，逃脱不及，多藏隐东交民巷英国府中”。14日，“焚烧顺治门（宣武门）大街耶稣堂，又烧同和当铺奉教之房；又焚烧顺治门内天主堂，并施医院两处”；“所烧全系奉教之家，并未延及良民，术亦奇矣”。15日，“团民焚烧绒线胡同教堂”。16日，“义和团焚烧前门外大栅栏老德记大药房”。20日，“义和团焚烧前门内回子营教堂，并杀教民数人。又焚烧中街、旗手卫、永光寺街，烂面胡同等处奉教之房”。总之，“自十六日（6月12日）始，京师城内两翼地面，城外五城地面，所有教堂及教民住户房产等，焚毁殆尽”。当时，法国天主教在北京最大的教堂是在西安门内的西什库教堂，又称北堂；是主教樊国梁所修建的。6月15日下午，“义和团民火之，仅焚其门面旁舍，至内堂等甚坚固，建有短墙，以为守御之计”。堂内有“法水师兵三十人，意水师兵十人，法教士十三人，女教士二十人，华教民三千二百人”是北京城内帝国主义的一座较为强大的侵略堡垒。拳民始终没有把它攻下来，原因是参加进攻的清政府官兵的阻挠和出卖。掌握军权的武卫军统帅荣禄“与法教士友谊甚好，暗中维持，命军队不必猛攻，实有一种延缓之政策”。二品顶戴纳继成，在“交仗之时，打鬼子则装药，不装铅子；打在闹热之时，回身打毙团民不少”，使团民不胜愤慨。“团民质之端王（载漪），纳继成再三哭求端王救命。端王拟交刑部。团民云：‘王所遵者皇上，我们遵者玉帝；如定须赦宥，团民等即散去矣’。无可奈何，任其杀之。”6月26日，纳继成“被团民杀于顺王府前”。

在义和团焚毁教堂之际，5月底6月初前来北京的拥有新式洋枪洋炮的帝国主义侵略军队已经把东交民巷使馆区变成了他们在北京城内的强大军事堡垒。6月12日“东交民巷一带之地，已均为西兵所据，禁人出入”。13日“夜间，在东交民巷之西兵，开放连珠大炮”。14日，有义和团“一队，向东交民巷进发，为西兵枪毙八人”。同日，各国公使联名照会总署，声称“现在贵国既不能办‘匪’，我等将推英国代守北京，‘剿’此‘匪’党。但自古亡国，未有如贵国之奇者，我等不胜诧异”。我们把它结合着在此前后丁韪良在公使们委托下提出的“四条”措施去考察，中国形势之危急是可以想见的。据窦纳乐说，13日有“一名义和拳身穿全套制服（头系红巾，肩上或腰上缠有红带，腿裹红布或黄布）经过使馆街时，被德国公使捉住。步军统领崇礼……于次日来访，为使该拳民获得释放而作了坚决的努力，但未获成功”。据牧师艾伦（theRev．Rolland Allen）的日记说，“十三日下午，一支德国和意大利的特遣队袭击了附近一座庙宇中正在习拳的拳民”，“缴获了一些武器和大量红带”。这位目击者还说，在14日黄昏，“在接近他们使馆城头上的德国海军陆战队曾向城南正在举行的义和拳群众大会开了枪”。美使康格在其6月15日的电报中说：“我们仅仅力图保卫我们自己直到增援部队来到之时，但是，各国使馆驻军早已枪杀了差不多有一百个拳民。”由此可见，使馆驻军从6月13日起就首先向义和团挑衅，开枪射杀拳民；不到三天，拳民死于侵略军之手者便已将近百人。(www.xing528.com)

从上述事实来看，使馆之围实际上是外国侵略者挑起的；他们还以为西摩尔联军瞬息将至，可以有恃无恐。我们知道，清政府的《宣战诏书》是6月21日发布的：但是，在19日下午五时左右，清政府认为大沽炮台为列强联军攻占，各国己与中国宣战，照会“要求各国使馆于二十四小时内启程前往天津”。20日，下令围攻使馆。此事固然违反了“国际公法”；不过，使馆驻军枪杀拳民也违反了国际公法，而列强对待他们正在瓜分的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也是很少真正按国际公法办事的。当天上午，德公使克林德与翻译柯达士（Cordes，Heinrich）前往总署。“当公使之乘轿而出也，适值神机营霆字枪队章京恩海，率领部下数十人巡街，见洋人乘轿而来。亟让在北首高处立住，取枪对准轿子，将发；而公使先在轿中开手枪，恩海让过敌弹，即发一枪。枪声响处，轿夫弃轿逃散。恩海至轿前拖出公使，已气息奄奄”。

先是，公使们在6月19日已经预感到情况不妙。西摩尔联军作为增援部队“已被认定在廊坊处境狼狈。杨村车站已被焚毁。求援急差已落入拳民手中，他的信件已被烧掉，急差本人是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的”。当天下午接到总署照会后，公使们要求“展缓时间，派兵护送，并望于（20日）九点钟回复。今九点钟已到矣”，“中国政府竟无明白回答之公文来到”。“十一公使中多胆怯之辈，仅有二三人，竭力鼓舞，以壮其同伴之胆，但无效果”。他们都不敢全体去总理衙门询问，“其后法公使言英公使此日面甚红，不知何故。史君亦言法公使自告奋勇，言苟全体去者，彼亦同去，而言时面色发白。予等既有红面公使，又有白面公使，苟再加蓝面公使、绿面公使者，则此全体会议之国旗，即凑成矣”。后来德使克林德自告奋勇，前往总署，“被枪打死，闻之不寒而栗”。“其余各公使自经此事，始恍然于事之真象，知予等今已处于绝域”；“彼等已无法可施，实皆不称其职；今已变为兵卒，与予等同矣”。自此以后，各公使“开始遭到围困，它恰好持续了八周。直到七月十四日为止，它的历史几乎纯粹是军事方面的”。“从七月十四日起开始有信件往来，它一直持续到围困结束”。

以上是拳民在北京的斗争初期时的一个大概情况，它所具有的重要历史意义是显然的。首先是，义和团抢在帝国主义列强动手瓜分中国之前，即在1900年5月底6月初大举进军北京，使他们陷子被动，打乱了他们的瓜分步骤。有人在事后把部分责任归之于列强公使说：“欧人皆谓派往东方之代表，只需二等人才即足”；实则“为中国使臣者，必须其聪明才略，足以转移事势，而不为事势所转移，乃能胜任，已无疑义；非有敏活坚强之腕，不能当此艰巨变幻之局也”。实际上，列强瓜分中国和中国人民反瓜分斗争的事势，不是这些使节所能转移的。其次是，拳民在北京的斗争与拳民在前线的抗战，关系极为密切，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没有6月14日拳民在廊坊与西摩尔联军的血战，那么，他们就早已入京，丁韪良的“四条”措施也就必然出笼，局势的发展是难以预计的，至少也将增加在京拳民斗争的不少困难。其三是，列强从北京拳民斗争中认识到中国人民反瓜分的起义运动有如法国“巴黎公社（Commune）与过激共和主义（Sansculottism）混杂在一起”的起义，换句话说，就是1870年法国无产阶级革命和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混杂在一起的起义，使“两个世纪的目标都同时碰在一起了，这是因为我们外国人不断强求让与权、贪婪黄种人的财富，颠倒了远东的平衡之所致”。当然，义和团就其没有资产阶级领导来说，它不同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就其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来说，更不同于1870年的巴黎公社。不过，拳民们毕竟是把革命革到帝国主义列强的头上来了。他们“既无为首之人调遣，又无锋利器械；且是自备资斧，所食不过小米饭玉米面而已。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况只仇杀洋人与奉教之人，并不伤害良民”。他们是一支浩浩荡荡的反对帝国主义瓜分的中国人民的义勇军。帝国主义列强在幻想把这次“革命的果实拿到手”之际，他们的一些坛场宫馆已被焚毁，公使们也为自己的安全而胆战心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