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令皇太后归政：真真假假?

从御前会议的经过来看，所谓“勒令皇太后归政”问题乃是决定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主张宣战的一个重要问题。不过，在迄今为止的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中，这个问题的有无真伪尚是一个未曾解决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在宣战以后就曾经受到过主和派的否定。袁昶说：“决战之机，由罗粮道嘉杰上略园相书，称夷人要挟有四条（相出示同列，其一条，称请归政，不知确否，各公使无此语，岂出于各水师提督照会北洋耶？北洋不以上闻，而罗轻启当国者，此人乃祸首也）。致触宫闱之怒，端邸、徐相、刚相、启秀等，又力主惩治外人，推抨之几遂决”。袁昶在7月29日被杀前曾断定“罗语妄诞不根，荒唐无据，轻率密禀，实为祸魁，非请旨革职拿问，讯明严惩不可”。还有人认为这是罗嘉杰的“轻信”，“各国无是说也”。后来，《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作者马士（H．B．Morse）也说它是“一份伪造的公文”。有的说，“这四点要求，实际上是端王（载漪——引者）捏造的。”或者说“这些要求纯系捏造，几乎可以肯定是出于端王之手。”或又说：“有人伪造各国公使要求太后归政照会，太后声言决战。”但是，问题的破绽在于，罗嘉杰诚然“轻信”，老奸巨猾的慈禧太后和她所信任的荣禄却决不是这样“轻信”的。况且，在16日晚间得到此四条后，到21日发布《宣战诏书》，中间还有四五天时间和好几次御前会议，清政府和使馆之间的联系并未中断，要弄清这个问题应当说不是很困难的。再说，在20日清军和义和团开始攻打使馆后，肃亲王善耆曾要求一位京师大学堂教授秀耀春送一封信给英使窦纳乐说：“他深信，如果他能够带给朝廷一项关于各国无意瓜分中国的保证，那么，便将下令停止攻击。”窦纳乐授权秀耀春先生说：“所有各国驻北京使节的任务是要维护同中国政府的友好关系，英国以及我所知道的其他国家对中华帝国的完整都不怀有任何图谋。”肃亲王在得到此信后，“立即上马向宫廷的那个方向奔去”。如果窦纳乐此说正确的话；那么，慈禧和荣禄即便一时“轻信”，也当不再继续“轻信”下去了。

关于所谓“勒令皇太后归政”的有无真伪的问题，我们首先要问当时有没有“四条”之说？其次是如果有“四条”，那么在其中是否包含有“勒令皇太后归政”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一解决，那么别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现有史料证明，这“四条”是有的，其中正好也包含了“勒令皇太后归政”这一条。它是帝国主义列强驻京公使们准备在西摩尔联军到达北京以后作为对中国的瓜分方案，即他们所谓的“重建方案”（a scheme of reconstruction），也就是赫德所说的“能够改变历史”的方案而事先起草的一个文件。起草这个文件的人非他，原来就是“游中国二十余年，历充同文馆大学堂教习、赏头品顶戴”的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鼎鼎大名的中国通丁韪良（Martin，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他回忆受命写这“四条”要求时的情况说：“我被告知，列强驻京公使们在提出要皇帝复起（也就是要“太后归政”——引者）方面时意见一致。这个想法本是理所当然，以致于没有一个人敢于声称，他想到这点乃是一个创见；不过，笔者也许是把这提出来作为重建方案的基础的第一个人。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看法早在六月中旬，便已经形成了文件，它在掀起围攻使馆以后不久就付印了”。这个在当时“业已送呈各国使臣核览”的《丁教习韪良条陈》说些什么呢？它说：

“目前的问题是怎样把秩序恢复，同时也是怎样把一次革命的果实拿到手（secure the fruits of a revolution），这次革命非常出人意外地已经把中国的命运交给了外国列强。以下四条措施看来可以充分地处理这些问题：

1．必须把皇太后流放（let the Empress Dowager be sent into exile），以消除她所造成的损害，必须让皇帝在附属于几个大强国提携的条件下，恢复他的适当的权威。

2．自戊戌政变以来开始的，所有皇太后的政令，包括她所任命的党羽，除为新政府所同意者外，必须一律废除取消。

3．皇帝的改革计划，必须在列强的批准下方能重新开始和执行。

4．必须让列强划线分出他们的利益范围，每一个强国均须任命一个代表，以控制省政府的行动。(www.xing528.com)

对于中国来说，完全的独立自主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上述计划可能使现存的政府机关保持运转，可能防止无政府状态，可能有利于进步，也可能赢得中国人民中最开明的人士的支持。否则，只有推翻当前的朝代和帝国的正式瓜分（the formal partition of the em－pire）——那是一个笼罩着长期的、激烈的冲突的过程。外国列强通过我所提出的这个方案，将有时间来慎重拟定他们的政策，将有时间来引进逐步的改革，这要比起他们通过公开的或暴力的并吞所能希望拿到手的东西多得多。通过中国人来统治中国是容易的；否则，就不可能。

北京，一九〇〇年六月十八日。”

这就是丁韪良所拟定的“四条”的内容。无独有偶，英国在上海的喉舌《字林西报》于6月19日晨就发表了一篇社论说：

“中国与列强同时作战，是出于慈禧太后及其奸党的选择而作战的。他们万分愚蠢，妄自尊大，自以为他们能够安全地抗拒外国列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这批奸党如不自动离去，就必须把她们逐出北京城。希望有可能把光绪皇帝找出来，把他重新置于皇位之上。现时应该对中国人明白指出，挑起目前战争的是慈禧太后，我们不是对中国作战，而是对篡夺政权的北京政府作战。”

此文在6月20日即由《北华捷报》作为每周社论转载，其中“太后归政”的腔调与上述“四条”是完全一致的。它们同时在中国南北一齐抛出。可见所谓“四条”在实质上乃是当时帝国主义列强酝酿己久的一个瓜分中国的方案。这个方案很显然，它是在“勒令皇太后归政”的条件下，以光绪皇帝为傀儡，以列强在华势力范围为基础来拟定的对中国进行非正式的瓜分方案。

这个方案是在6月18日正式送呈各国公使的，但它在16日晚就被罗嘉杰弄到手并送呈荣禄了。17日晨，荣禄把它送呈了慈禧太后；两人在当天上午进行了紧锣密鼓的准备，下午在第二次御前会议上抛出了它的部分内容。丁韪良的“四条”与御前会议上讨论的东西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就是要清政府“将天下拱手让去”，但在内容的细节上，慈禧作了更改。她不仅闭口不提“把皇太后流放”的“太后归政”，反而把它说成是把光绪皇帝流放，即所谓的“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用心良苦。不管她作什么更改，反正她同荣禄两人，是看到了丁韪良“四条”原件的内容的。

在义和团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在丁韪良看来，瓜分中国只能采取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两种方法。二者择一，别无他法。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保留清朝政府。丁氏“四条”虽说“让列强划线分出他们的利益范围”并在各自的范围内自行派出代表加以控制，但仍然保留了一个在列强共同控制下的光绪皇帝。这样，表面看来，中华帝国还是“完整”的，所以在6月20日英使窦纳乐可以通过肃亲王向清政府保证，列强“对中华帝国的完整都不怀有任何图谋”。但是，看过丁氏“四条”原件内容的慈禧太后，深知其中卖的是什么膏药，可以说是与“太后归政”问题毫不相干，当然不会发生什么作用。须知，所谓中华帝国表面上的“完整”，在“太后归政”以后，保留光绪皇帝也是可以完全作得到的。不过，慈禧所谓“顷得洋人照会四条”一语，也不完全符合事实。她得到的是江苏粮道罗嘉杰弄来的副本，并不是洋人向清政府提出的正式照会。丁氏“四条”要以正式照会的形式送达清政府，是必须以西摩尔联军到达北京为其先决条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