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摩尔联军遭遇阻力，被逼撤退

（1900年6月10－18日）

以“对北京进行武装占领”为目的的西摩尔联军，其意义之重大远非1860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占领北京时所可比拟。一是当时中外之间只是签订了几个不平等条约，不像这时中国已被列强成堆的掠夺让与权的条约所束缚，这些条约已经把中国从半殖民地推到了殖民地的边缘。二是当时侵略中国的外国教会势力才刚刚开始进入中国，不像这时已经遍布中国城乡各地，教堂林立，教民众多，传教士也正式拥有了官衔。这样扩大和深入的外国教会侵略势力，我们如果说它为帝国主义列强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作了准备，并打下了现实的统治基础，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三是当时的中国并不是清皇朝的一统天下，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正在由低潮重新转入高涨，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一个农民革命政权的首都——天京，在南方遥相对抗，不像这时的北京是全中国的首都，代表着整个中国。因此，如果西摩尔联军果真能达到目的，在预定的时间内占领北京的话，对中国来说，情况就非常严重，其严重性是“能够改变历史”的进程的。因为，从象征的意义来说，占领首都北京就意味着对全中国的占领和瓜分，历史的进程当然就要改变了。

由于中国这时已经处于帝国主义列强的第三次瓜分危机的严重形势下，所以预计占领北京的军事行动不可能按照窦纳乐设想的只由一个国家来进行，只能按照他的另一个想法由一个以上的国家来共同进行，这就是所谓“八国联军”的由来。当时，由于英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居列强中第一位，所以这一军事行动由它带头进行。英国东亚舰队总司令西摩尔连同他的舰队本来驻在威海卫，“现已率领着旗舰‘百夫长号’（Centurion）和英国皇家军舰‘鳕鱼号’（Whiting），‘安狄米恩号’（Endymion）和‘声誉号’（Fame）驶赴大沽”。1900年6月9日晚，由驻津英领事贾礼士召开了一次各国领事和海军司令官的紧急会议，会上日、意、奥、美等都同意立即进军北京，但俄、法领事却拒绝说，“除非派出一支至少有一千五百人的军队，或者是铁路可通车运行。有人建议说：如果局势真正像人们所描述的那么严重，可向旅顺口方面要求获得这支军队或更多军队”。这情况显示出沙俄想代替英国来充当这次进军北京的主力。不过，话虽如此说，英国毕竟还是抢在头里了。现将以英国为首的西摩尔联军的进军情况简述于下：

1．联军之组成并进军廊坊（1900年6月10日至12日）。西摩尔在6月10日接到窦纳乐拍来的“情况极端严重。除非做好准备立即进军北京，那就为时太晚了”的紧急电报后，立刻在当天早上五点，率领着海军陆战队，带着野战炮、机关枪和两三天的口粮从大沽登陆，上火车出发，七点到达天津。联军由西摩尔海军中将（Vice－admiral seymour）任统帅。由美国海军上校麦卡加拉（Captain Mccalla）任副统帅，由俄国海军上校恰金（KapitanⅠ．Ranga Tschagin）任参谋长。直隶总督裕禄告以“京津火车不通，属其从缓。各领事等峻词不允。德、法两国竟至有抢夺车头而行者，并带同铁路局洋工程司及工料物等随行，意在将道修好，由车路进京”。当时，“由于铁路局不肯调火车，说是铁路被‘暴徒’毁坏了。英国人和德国人就自己跑进车库，强占了机车，并派上了自己的司机”。

“上午九时，第一列开往北京的列车从天津出发，载有英军四百八十名，并有美军百名、意军四十名、奥军二十五名”，“还有铁路局修路幕僚柯里先生（Mr．Currie）和一百名苦力”。随后，又开出第二部列车，“载有英军三百五十名，日军五十名，俄军百名，法军百名”，并带有一个从塘沽弄来的能装“一千五百加仑的水箱”。以供全军饮水和机车用水。在距离天津20英里的杨村跨过北运河的那座桥依然无损，在这里西摩尔“发现了聂士成的军队，约有四千多人，但是我们相互致敬后，渡过了河，继续前进直到午后，这时我们不得不停下来修理被拳民们破坏的铁路了”。当天即10日傍晚，“在离落岱数英里处不得不为了过夜而停止前进，因为要在黑夜里在可能被破坏的铁路上继续前进，那是太危险了。在这里我们会合了第三部和第四部随后开来的列车”。第三部列车载有德军450名，英军60名。第四部列车载有俄军200名和法军60名，至此，联军“总数为军官一百零三人，兵士两千零二十六名，野战炮七门，机关枪十架”。其中英军915名，德军512名，俄军312名，法军157名，美军111名，日军54名，意军42名，奥军26名，这就是西摩尔第一次八国联军各国所占名额。由于俄军人数比英、德少，在天津的沙俄军官沃加克上校非常气愤地说：“我打了几次电报要求派一支强一点的俄国部队来，可现在英国人抢在我们前面了。他们比我们更早意识到危险，立即出动了比我们多两倍的部队”。

1900年6月11日，西摩尔联军继续前进，“留下三十名卫队守落岱车站，在那里修筑了一座安狄米恩炮楼（Fort ndymion）”，这是用一艘英国军舰的名字来命名的。当天下午六点钟，在落岱附近“与拳民们发生了第一次遭遇战；但这次攻击很快就被击退”。裕禄奏称，闻联军“开车后，于十四日晚行至落岱，路遇拳‘匪’数人，洋兵见即下车，追赶至村外，猝出数百人，与洋兵交仗，洋兵放两排枪，轰毙拳‘匪’五十余人，擒获四人”。联军一边修路，一边前进，于6月12日中午抵达廊坊，声称“北京至天津之铁路，现已归洋人修理，修成后专载西兵，不得装载华人及其货物”。同日，贾礼士致电索尔兹伯里说，在11日，“另一支三百人的特遣部队前往北京。到昨夜为止，离开天津的部队总数，估计达二千三百人”。

2．义和团在廊坊与联军血战（1900年6月12日至18日）。廊坊今安次县，这一带曾是古代战略要地，如今又位于京津铁路中途，是由天津向北京铁路进军的必争之地。汉代“光武初，追破尤来、大枪诸贼于安次，即此”。其附近之常道城，“晋司空刘琨尝守此以拒石勒”；石梁城则为“南北朝时所置戍守城”。如今，在一个星期以前，拳民们曾在此力拒聂士成的围剿军队，使其“火车不敢前进”，聂军退至“落岱驻扎”，“调队筹备”。6月6日“申刻，‘匪’众数千来扑”，“先烧铁道，断电线，四面包围”，“我军伤损数十人”。

6月12日中午，联军进抵廊坊，但“进展极为迟缓；铁路大遭破坏，过去二十四小时内仅前进三英里”。西摩尔报告说，“俄国人另有一支一千七百人的部队正在登陆，我已要求将军派遣目前在香港待命的六百五十名军队乘坐‘可畏号’前来大沽。从北京前来的可靠信差报告说：当我们逼近时，那里大为激动”。联军到廊坊后，立即由德军、美军和英军一起修筑了一座用德国军舰名称来命名的“格菲蓉炮楼”。（Fort Gefion）同时，西摩尔派出“曙光女神号”（Aurora）上的史密斯海军上尉（Lieutenantsmith，A．Gordon）带两天给养，率45名军队前往13英里处之安定站，开道前往北京，但他们只前进了5英里，于当天晚上占据了该处一个村庄。

13日晨，史密斯先遣军受到拳民们的攻击。西摩尔又派陆军少校约翰斯顿（MajorJohnstone）带队前往，也遭到铁路附近村庄拳民的袭击。侵略军的军火在同拳民的战斗中消耗完了，他们不得不放弃所占村庄，全部退回了廊坊。一群美军在廊坊“同一百拳民发生了小战斗”。西摩尔于本日从一个化装为苦力的秘密情报递送人处得息，“北京人民和以董福祥将军为首的帝国军队正在进行抗敌的准备工作，以抵抗外国军队进入北京城，与此同时日本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Mr．Sogiyama）业已被董军马队士兵所杀害”。实际上，杉山彬是在11日被使馆派去打听联军消息被杀的。“予等之西摩尔统领，今日何为不至乎？彼于十号动身，相距只九十英里，今日为十一号，理应到京，而竟不见至，究为何故？使馆欲派一人往探之”，“会在日使馆言及”，“书记官杉山彬遂当此任，然彼一去而不归矣”。“众人皆知予等已围困于此，不能逃矣”。

西摩尔联军进军北京的战略本来是一厢情愿和十分顽固的，他们采取了边修路、边前进的战术。6月10日星期天，他们前进了25英里，此后就越来越多地遇到了义和团的阻击。11日星期一只前进了5英里；12日3英里。13、14两天基本上不曾前进一步。但是，他们向前修理轨道的工作却仍在继续着。到6月14日，他们又准备步步为营地从廊坊向前进军了。当天“清晨，第一部列车进至廊坊五十六基罗迈当地方，第二部列车尚在廊坊车站，贮备所需之水”，正要准备出发，不料，一场拳民与联军的血战开始了，这场血战的结果迫使西摩尔联军不得不放弃进军北京的顽固战略。“是日早晨九点半钟，忽见有拳‘匪’约三百人，持军刀，荷长枪，大声疾呼，进向车站攻击。联军立即还击，击死拳‘匪’约八十人。有意兵四人，距列车在百里之外，遇拳‘匪’围攻，亦被害。是日晚间，闻悉留在后面保护落岱车站之支队，为华兵数百人向之攻击，遂分一列车，急回援救，留一列车，追击拳‘匪’，约击死拳‘匪’二百人。至夜八点钟，仍返廊坊”。兰多在《中国与联军》中描述这次战争的过程说：(www.xing528.com)

“六月十四日，拳民们发动了一次夺取和破坏装甲列车的最坚决的袭击。午前十点钟左右，……拳民们力图隐蔽他们自己前进直到离列车两百码左右时，突然跳出来战斗呐喊，并冲向联军。联军把连发枪的子弹统统都射向了他们；但是，他们虽说全都暴露在联军的火力之下，却仍然挥着刀剑以惊人的勇敢向着联军冲锋，不怕牺牲。……不幸的是，意军一个哨兵的退路被切断，围满了中国人，一个下级军官和四个海军陆战队的士兵被杀了。……那些被小口径子弹所打伤了的中国人的生命力乃是非常之惊人的。有几个被一、两颗子弹击中的人总是还要继续向着马克沁机关枪冲锋，几个死者经检查确定，他们负伤的地方都不下于四五处之多。他们之中的几个勇士的尸首离开联军的阵地只有四十码之远，战场上至少躺着一百五十名牺牲者，他们是冲锋要来夺取我们的连发枪的蛮勇袭击的受难者。”

这就是1900年6月14日义和拳和八国联军在廊坊的一次震惊中外的大血战，是拳民们不惜以现有生命的重大牺牲去换来中华民族生命继续存在下去的血战。“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段《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本是中国人民在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时期就开始歌唱和十分熟悉的。哪知道在19世纪的最末一年，就由当时的义勇军，我们的义和团战士在廊坊血战中已经把它亲身实践了。因为在当时八国联军的入侵和1937年日寇的进犯，都使中华民族同样“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缘故。拳民们在14日的血战中伤亡不少，但联军也没有得到什么便宜。“六月十四日，大批义和拳有很大决心袭击停在廊坊的火车，但被击败，所受损失大约有一百人毙命，我方损失为五名意大利人阵亡”。西摩尔在这里没有提到联军在这一场血战中的受伤者和因伤致死的人数。不过，我们拿联军全部过程为“死者，官二人，兵六十三人；伤者，官二十人，兵二百零十人”的伤亡总数与之相比较，除当场五人阵亡外，伤者和因伤致死者估计也不在少数。因此，在6月15日，英军上校泽立科（Captain Jellicoe）与德军上校乌泽多姆（Captain von Usedom）不得不清点伤亡人数，然后就实际情况把联军部队加以改组重编。他们的安排是：“第一部列车为英军和美军，第二部列车为英军和日军，第三部列车为德军、俄军与奥军，第四部列车为法军与意军，第五部列车为需要恢复健康的伤员”等等。“次日，即六月十六日，不管怎么说，都是决定远征军的命运的一天”。当天清晨，西摩尔“与各统兵官会商，拟暂停止由铁路一带前往北京之议”。他们派出泽·希尔默尔上尉（Leutenant zur See Hilmers）乘火车回天津求援。他在傍晚返回廊坊说，不仅到落岱的铁路破坏了，甚至从落岱去天津的铁路也遭破坏，他不可能到天津去了。联军与其基地已被隔断，天津到廊坊已经三天没有通讯了。如今“必须承认，远征在事实上已经失败”。17日，第一部列车在边修路边行军的情况下从廊坊经落岱撤退到了杨村车站附近，车站已经全部被毁，得不到供应品，甚至连找一个人去天津送信都找不到。“六月十八日，星期一，收到了北京英使和法使求救的更加紧急的要求，西摩尔才不愿放弃所有前进的希望，遂要求德军和第二部列车坚守廊坊并巡逻铁道”。不过，当德军发现去北京的一座大桥业已被彻底破坏后，前进于是成为毫无希望的了。不料，这天下午，他们又“遭到义和拳和来自北京的清朝军队的袭击，他们有四、五百人被击毙，我方伤亡为六人阵亡，四十八人负伤”。于是“从廊坊召回了第二部列车和第三部列车”，当天晚上同西摩尔在杨村会合。

19日，联军举行军事会议。他们本来准备在杨村，改道顺北运河而上，“直抵通州”，再去北京的。但是，在这次会议上，西摩尔确定了，“退兵之议”。他认为，“杨村与天津相通之铁路，此时必全已拆毁，即欲再从事于修理，诚恐其难。且据各处探报，董军已在北方。拦塞至北京之路；聂军又切断联军与天津通消息之路。当此时势，非退至天津，与他队联合，以便体察情形，妥筹良法。再往北京不可”。会后开始撤军。

“使联军头疼的是，中国人会在战斗中使用诡计。举例说，他们有一次曾经燃放爆竹，以迫使西摩尔的远征军分散展开。此外，许多人从前相信中国人怕天黑，而现在是必须丢开这种想法了。因为义和团和正规军常采用夜袭”。撤军开始以后，联军伤员被送上由他们掳掠而来的四支帆船，纵队集合在北运河的左岸，在把不能带走的东西连同列车一起举火焚烧之后，联军于下午三时出发。浅浅的、黄色的和湾曲的北运河满布着沙洲，人们只能从岸上用绳子把帆船拖走，随时会遇到搁浅，他们在19日天黑以前只走了2．5英里。

联军自19日起开始从杨村仓皇逃窜，直到6月26日，整整用了8天时间，才逃回了天津租界。

3．廊坊血战的重大历史意义：我们从以上叙述可知，6月14日义和拳与西摩尔联军的廊坊血战构成了整个这次战争的转折点。在此以前，联军不管每天前进多少里。或有无进展，他们总是乘胜前进的。在此以后，联军伤亡重大，败局已成；尽管他们一再想卷土重来，或另行觅路前往北京，事实上却只有败退撤走的一条路。这次血战使他们丧失了元气。虽经多次努力，想重整旗鼓；可是再也恢复不过来，只好撤退了事。因为他们深知，“坚持下去，就是导致全军覆没”。他们“除了撤退以外，没有任何别的选择自由”。所以，廊坊血战之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乃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它粉碎了赫德之流所盼望的、代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观点的所谓“能够改变历史”的西摩尔八国联军向北京的进军，使之不得不半途而废。它已经改变了“能够改变历史”的联军进军，就说明廊坊血战本身更具有“能够改变历史”的重大历史意义。帝国主义列强，北京的公使，甚至西摩尔本人，事先都完全没有预计到这一点。他们事先设想并有先例可循的是：中国人是不会在洋枪洋炮洋兵面前抵抗的，像两年多以前，即1897年11月14日德国远东舰队司令棣德立希斯之进军胶州湾一样；万一他们即使抵抗，也不过是望风而逃，正像5年多以前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它的军队未曾打过一次胜仗”一样。西摩尔认为，他率领的联军在6月10日出发以后，“他将作一趟十分顺利的行军，今晚就能到达北京”，“在北京公使们那儿进晚餐”；“但是他大错特错了。即使让他带上两千人，也将一事无成，很快就会空着两手回来。只要他还能平安无事地回得来，也就万事大吉了”。

其次，就义和拳本身来说，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的一次用血肉之躯去同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侵略军相搏斗的、最悲壮的、可歌可泣的血战。侵略者把它看作是“拳民们的蛮勇”或“有勇无谋的企图”（theirfoolhardy attempts）。其实，这是他们深思熟虑的结果，认定没有这场拼搏，联军一进北京，中国的瓜分就是不可避免的。从一年多以来他们同清军的战斗中可知，义和团已经拥有一些游击战术，并且是十分爱护拳民的生命的。反动军官杨福同之被诛，就是他们施用诱兵计和出其不意地进行袭击的结果；他们在同清军战斗中如有伤亡，一定要报仇雪恨；在朱红灯、心诚和尚和武修和尚等牺牲以后，拳民们的领袖一般都隐姓埋名地去干挽救中国的事业，以免暴露目标，为敌所乘。但是，这次西摩尔联军却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到一处就修补铁路，到一站就建筑炮楼碉堡，如落岱之安狄米恩炮楼和廊坊之格菲蓉炮楼等均是。等到联军把路修好，装甲的火车开出后，没有现代化武器的义和团是无法阻止联军前进的。他们只有在联军出发之前，去展开一场血战，使联军伤亡枕藉，打掉侵略军的锐气，才能阻止敌军前进。这就是6月14日廊坊血战的真实背景。在这种千钧一发的情况下，拳民们不得不实现他们的祖先在反洋教运动初期所许下的“横竖总是死，他不过是炮火利害，我们都拌着死，看他一炮能打死几个人；只要打不完的，十个人杀他一个人，也都够了”的庄严的诺言了。在这场血战中，英勇爱国的拳民们的牺牲当然是重大的，数倍于敌人的；但是，联军在把枪炮打空以后，就不能阻止他们上前去同自己肉搏了。联军在肉搏中伤者累累，事后因伤致死的当然不在少数，所以西摩尔在报告中一反旧例，干脆就不提伤兵数目。如果联军在这次血战中除死了5人以外，别的毫无损失，那是根本不可能阻止侵略军前进，也是根本不可能使联军自此以后一蹶不振，只能撤退，才能避免被拳民们歼灭的命运的。英国随军记者惠泰尔（Whittall）承认拳民们“面对着来福枪和机关枪秋风扫落叶似地射击，还是勇猛冲锋，真是不能想象世界上还有比他们更勇敢的人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也是最早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评论说：“义和团虽然是被机关枪打死了很多的人，血肉横飞，但是还不畏惧，还不退却，总是前仆后继，死死的把联军围住。弄得西摩尔带的那三千联军，终不敢通过杨村直进北京”。“就那次战争的情形而论，西摩尔有几句批评说，照当时义和团之勇气，如果他们所用的武器是西式的枪炮，那些联军一定是全军覆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