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忘国耻·八国联军侵华史》：渔阳鼙鼓动地！

京畿地区之有义和拳这种民间秘密结社，可能为时甚早。自1898年10月赵三多、阎书勤等在黎园屯发动义和拳首次武装起义以来，到1899年秋，即义和团在冀、鲁边区的发展阶段中，北京人民便已开始练拳，“早晚在城内外僻静处街衢练之，动辄数十人，到处遍是，而无中带形迹。瑞王府所统虎神营兵，有设团于端府空地练者，庄府、澜府等皆有练者，亦无中带形迹”。1900年三四月间，随着义和团在冀中和京畿地区的发展，北京练拳之风逐步普遍，“有拳民入京授人以艺者，初在僻处，继则城厢内外街巷中，时见率领十五、六岁之俊童，授以艺”；“艺成之后，头挽英雄结，腰缠红带，足履快靴，向院内东面焚香叩头，佩刀而出”。到5月初，北京“纷传义和拳之多，几至遍地皆是。每当夕阳既西，肩挑负贩者流，人人相引习拳，甚至有大家亦为之者”。“沿街多帖有告白，仿佛希腊神话。时廷议方禁止习拳，告示皇皇，以拳为厉禁。然凡有告示处，则后必有义和拳之告白粘于其后，一若互相诸难也者。”有一项统计称：“谨案五月以来，有禁团民滋扰禁城谕旨七道，严饬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御史及派出之统兵大员，缉拿首要，解散胁众，撤坛拆棚，至矣尽矣。乃禁者禁而为者为，城门由其出入，官兵任其猖獗”。“虽明诏煌煌，不特团民蔑视无关，即地方官吏亦视若弁髦，是则诏谕直等于官样文章耳”。从上述义和拳在北京的发展过程来看，似乎是和他们在冀、鲁地区的发展是同步的。由于北京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势力的中心，义和拳自首义以后，似已注意及此，拳民来此授拳者逐渐增多。赵三多等在1898年10月提出的“发动普通的起义”的号召，到1900年5月底由于涿州的占领而在实际上就形成了。刚毅之亲赴涿州与拳民谈判，正是清政府处于“剿抚两难”的情况下而不得不改“剿”为“抚”的结果。

在帝国主义列强方面，他们对义和拳运动一直是很注意的；但是；他们对这个运动的严重性和事态之如此迅速的扩大，却是重视不够、意料不到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反洋教运动已经闹了几十年，就过去的经验来看，只要他们一施加压力，就能迫使清政府把这个运动镇压下去。如今，他们正在着手瓜分中国，在华侵略势力远比过去强大，清政府也更不敢违抗他们的意旨，连皇位继承问题都得听他们的，镇压人民的反洋教起义更是不在话下了。事实也的确是如此。比如说，1899年底美使康格之要求以袁世凯代毓贤作山东巡抚，1900年初英使窦纳乐之要求对肥城教案作穷凶极恶的科罚，没有一件事列强不是如愿以偿的。不过，他们怎么也估计不到的一点，就是在义和团的势力逐步发展以后，拥有洋枪洋炮的清政府的军事力量也是镇压不了的。自5月27日拳民占据涿州城，28日拳民焚毁长辛店、卢沟桥车站、料厂使形势急转直下，29日英使窦纳乐惊呼局势严重以来，英、俄、德、法、美、日、意、奥、西班牙等国公使连日集会。在28日晚各国驻华公使的会议上，一致决定“不失时机地调来卫队保护各国使馆”，德使克林德（Freiherrvonketteler）在会上认为“这些行动是瓜分中国的开始，这个言论引起伦敦与圣彼得堡间的交换意见”。30日清政府要求“卫队应延迟几天到达”，中午各国公使开会认为“没有任何事情能干涉各国使节调来部队的意图”。

1900年5月31日晚，英、俄、美、法、日、意等六国官兵共356名，自天津抵达北京。“计英国兵官三员，兵七十二名；美国兵官七员，兵五十六名：意国兵官三员，兵三十九名；日本兵官二员，兵二十四名；法国兵官三员，兵七十二名；俄国兵官四员，兵七十一名；共计各国兵官二十二员，兵三百三十四名，均随带枪械”。6月3日，“有五十一名德国兵和三十二名奥匈兵到达北京”。据马士统计，“总共有四百五十一名武装人员。其中有两名军官及四十一名卫兵保护西什库天主堂北堂，十七名军官和三百九十一名卫兵保护使馆。英、美、奥、意的部队每队都有一架机关枪；俄兵带来的炮弹则只能适用于他们自己的大炮”。在列强海军陆战队相继来京以后，各国政府又相继给予了他们驻华公使以便宜行事的大权。6月7日，英政府给予窦纳乐以“完全不受约束”的“处理事务的自由”，“可以采取那些您认为方便的措施”。在此前后，克林德已被德政府“授权得直接与舰队司令协商必要的保护措施”。美使康格“已被赋予以极广泛的全权，让他应用他的专门经验的判断来决定一切个别事件”。沙俄政府“授予格尔思先生（Giers，MichaiI Nikolajevitch de）最充分的权力，采取他认为有必要采取的任何立即行动，并从海参崴或旅顺口调集所必需的任何数量的部队，以保持同沿海的联系及保护各国使馆”。本来已经成为清政府太上皇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在京公使，如今既有侵略军在身边，又拥有便宜行事的大权，特别是调遣那些早已停泊在远东海面的军事力量的特权，这不是克林德所说的“瓜分中国的开始”又是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列强更积极干涉的时机业已到来”了。

不料，5月31日的洋兵入京，对于业已在城乡全面爆发的义和团运动来说，在促成事态进一步严重发展上乃是火上加油。洋兵入京不仅在侵略者克林德看来，在反侵略的爱国拳民们看来更是“瓜分中国的开始”。我们知道，1898年10月梨园屯的义和拳首次起义就是以“谣言来有洋兵”作为导火线来爆发的。我们还知道，拳民占据涿州以后，便“声言涿州兵备空虚，洋兵将来，愿为代守”。可见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下，以反瓜分斗争为目标的拳民们对于洋兵在中国领土上的出现，是抱有极高的警惕的。在洋兵未来中国之前，义和拳“扶清灭洋”的宗旨是“扶中朝、灭洋教”，而不是灭洋人。因此，他们对于外国传教士，只采取威胁吓唬的办法迫使其离开中国了事，并不在于要在肉体上消灭传教士。义和团纪律严明的表现之一，就是在“1900年5月31日之前，在整个义和团运动中，在中国的任何地方，没有一个外国人是死在拳民手上的；唯一的一个就是卜克斯先生在山东的遇害”。实际上，如我们在前面有关章节所述，卜克斯是在肥城县张家店与庄农孟洸汉互殴致死的，而孟洸汶却并不是一个拳民。

但是，在洋兵既来中国并进入北京城之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拳民认为，洋兵入京就是瓜分中国的开始。既然帝国主义列强已经动用军队来到中国的首都，也是他们势力集中的地区，那就是开始瓜分中国的战争的开始。既然敌军已经深入堂奥，单纯采取威胁吓唬的办法就是远远不够的了。英国传教士两人于6月1日之所以在顺天府永清县遇害，当然事有凑巧，不过也决不是偶然发生的了。自此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在实质上已经发动了侵略战争，拳民们当然以战争的手段来对付战争。那些负有瓜分中国使命的列强公使们，尽管身边有军队，却也置身于拳民起义的汪洋大海之中了。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只是处于千军万马的人民群众的反帝怒潮之中时，各国公使才真正有了一种危机感，感到“此惟救死而恐不赡”了。从这时起，陆续发生了如下的一些事件。(https://www.xing528.com)

（一）永清教案（1990年6月1日）。当天清晨，有一队义和拳约数百人进入顺天府永清县城，此地在京津铁路廊坊东南。拳民们随即“攻击该处英国教会，杀死了派驻该处的两名传教士中的一名，即孙牧师（Charles Robinson），并带走了另一名传教士孟鹤龄先生（H．V．Norman），将他囚禁在邻近的一个村庄”，“他在被关了二十四小时后被杀”。这两人过去曾组织教民与当地拳民斗争，负有血债。据说杀死孟鹤龄的李某就是为了报复其杀子之仇的。

（二）“义和拳与武装的欧洲人的第一次冲突”（1900年5月29日至6月4日）。由于芦保铁路洋工司倭松（Ossent）等41人“急欲赴津，遂于本月初二日（5月29日）雇民船十一只，派护局马勇十四名，步勇八名保护前进，孙道钟祥亲送至安州，回顾局务。兹于初五日据去勇王得功等回称，初四日（5月31日）午前行至雄县小龙庙庄，突遇拳‘匪’数百名，队与洋人均开枪抵敌，无如‘匪’行陆续聚至万余，将洋人追赶上岸，未知存亡。伊等鹜水得生，计逃出步队六名，马队四名，余无下落”。据另一种说法是，“护送的士兵也参加了攻击，但这次攻击却被洋人打退了。他们于是舍舟登陆，带着极少的食粮在烈日和风尘下徒步前进；他们有时边跑边打，有时秘密爬行于村落之间，这样经过了四天，在六月四日下午四点钟到达天津。在这一队人中，有九人失踪，二十三名受伤，九名无伤害”。其间在6月2日，俄使格尔思曾派在天津的25名哥萨克兵去接他们。当哥萨克兵“行至独流镇地方”，在夜晚停下来休息的时候，“他们被义和拳包围，不得不从包围中冲杀出来，并退回天津，而没有遇见那些逃难的人。一名哥萨克军官从马上跌下来，被刺了六枪；一名哥萨克士兵在援救他的军官时被割掉了鼻子；据说大约有十四名义和拳被杀死”。

（三）拳民陆续来京与京内拳民结合，展开斗争（6月上旬）。“五月初一日至十五日（5月28日至6月11日），义和拳团民在京外各府州县，及京南黄村、丰台等处，焚拆铁路洋房，拔毁电杆、电线”；“连日团民陆续来京者甚众，俱在庙宇及空闲客店内设坛居住”。6月4日，在北京总税务司任职的英人朴笛南姆威尔（Putnam Weale，系辛博森B．L．Simpson之笔名）记载其仆人说曾亲眼看见拳民“有三大车，满装刀枪，从哈达门（即崇文门）进来”。是日，“团民拆杨村铁桥，京津火车从此停轨矣。自是各路电线均断、电报不通，如欲打电，须送至山东转行”。6月7日，“连日义合（和）团民，三五成群，头包红布，手持刀械进城，络绎不绝”。6月9日“清晨，一伙义和拳从附近的一座庙宇中冲出来，并放火焚烧跑马场的大看台，跑马场在北京以西大约三英里，是外国侨民常去的一个娱乐场所”。同日，慈禧太后“由颐和园回京”，董福祥也率领业已有拳民渗入的甘军“重入城中，驻扎于天坛先农坛前之空地”；“使馆至此，始大震动，急电与水师提督，速派援兵，至急至急！但为时已晚矣，真太晚矣”！为什么这事引起使馆的惊恐呢？这是因为，他们本来认为慈禧太后“十分惊慌，并已决定逃往西部的古都西安府”；如今却又从颐和园回到北京城，显示出清政府要倒向义和团一边，也就是说要改“剿”为“抚”。他们本来认为，清政府是可以并且能够镇压义和团的，所以他们最初的努力都集中在勒令清政府限期剿灭义和团和把那些关于镇压义和团的上谕在《京报》上明令公布：如今，在清政府镇压失败以后，他们所调的卫队于5月31日进军北京，以为这样就可以吓倒拳民，不料洋兵入京促成了拳民运动的更加高涨。他们本来还认为，在拳民运动高涨以后，还可以利用“若局面无速转机，各国必定并力，大局危亡即在旦夕”的威胁来迫使清政府“镇压北京城内潜伏的骚乱势力”；如今，却把过去“各国公使曾经要求撤出北京近郊的董福祥甘军”调近城内。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形势的发展跟过去相反了，完全不以帝国主义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了，出现了许多他们估计不到的情况。这时候“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了他们瓜分中国的狂想曲了。但是，帝国主义列强是不甘心的，英使窦纳乐在6月9日下午，立即“给舰队司令西摩尔（Seymour，Admira1 Sir Edwand H．）发出一份急电，通知他说：我认为北京的局势极为严重，除非作出安排立即派增援部队进军北京，否则援军就可能来得太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