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耻记事·八国联军入侵与妥协

侵略联军侵入京城，朝廷仓皇逃遁，文武百官也纷纷窜逃。没有来得及跑，还在京内的大学士昆冈等几个官员找到了有清朝官衔的英国人赫德，要求“设法斡旋，以救眉急”。赫德表示应该让庆亲王奕劻赶紧进城，与各国“商议和局大事”。英国人不急于要李鸿章到北京是因为他同俄国关系密切的缘故。在流亡途中的朝廷接到昆冈报告后，下令著已经跑到宣化的奕劻立即回到北京，同时催促还在上海的李鸿章北上。奕劻在八月初十日回到北京。英国、日本的军队把他护送进城，他带的卫队则全被解除武装。他进城后，见到了各国公使，但他们却并不同他“商议和局大事”。一个当时在北京的英国记者说：“人言庆王今在日本人掌握之中，如一囚徒，无权开议”。他自己在向朝廷的奏报中说：虽然由于李鸿章尚未来京，无法同各国开议，但他已经“往拜俄、英、美、法、意、比、日本各公使，备述此次拳教相仇，致使各国动兵，并婉谢各国洋兵保护宗社臣民盛意”。居然向升堂入室的强盗表示感谢，这个亲王其实不能说是囚徒而是个道地的奴才！

由于俄国人向李鸿章表示愿意承担“保护”他的责任，李鸿章在八月二十五日从上海坐船北上。他向朝廷报告说：“天津进口，须有各国保护接待，乃可畅行无阻”。他和他的随员到了大沽以后，就在俄国的哥萨克兵的伴同下乘火车到天津。这时的天津已成为列强军事管制下的殖民地城市。侵略各国在六月十八日占领天津之后立即成立了所谓“天津市临时政府委员会”，由参加天津战事行动最多的俄国、英国、日本各派一名代表组成这个委员会。后来由于其他侵略国也坚持要参与，这个委员会增加了代表德、法、美、意、奥的委员。列强共管的临时政府在天津向居民抽税，进行司法审判，用砍头示众的办法对付他们认为是义和团的中国人。李鸿章是有直隶总督的官衔的，当他到了天津后，这个临时政府认为“李鸿章可作为私人看待，而他的来临并不影响天津临时政府的工作”。一个在天津负责接待李鸿章的俄国官员说：“李氏实际上是受到礼遇的俘虏”。

李鸿章在接受俄国人保护的同时，也力求设法讨好其他各侵略国。他把随带的五十万两白银存进了英国的汇丰银行。他在天津住了半个月，闰八月初九日到达北京。庆亲王也被授为议和全权大臣，会同李鸿章办理。但侵略各国仍然不同这两个全权议和大臣开议。直到十一月初，侵略者才正式提出议和的条件。这不仅因为列强之间需要调整相互间的矛盾，经过磋商才能在议和条件上取得一致意见，而且因为它们都不急于议和。他们要乘此时机，大肆进行一番掠夺，同时对敢于反抗的中国人民进行武力镇压。它们之所以需要李鸿章和庆亲王，首先还不是要他们在议和条件上签字，而是要通过他们使流亡的朝廷懂得只有彻底采取同帝国主义合作的态度才能存在下去，并且需要他们约束残留在北方的清朝军队，顺从侵略者的意志，共同镇压义和团势力。

八国联军到处烧杀抢掠，以致京津之间，“沿途房屋未经被毁者极为罕见。大都早已变成瓦砾之场。……从大沽经过天津直到北京之路线上，至少当有五十万人，变成无屋可居”。当各国侵略联军打进北京城后，就像一群强盗在被他们打开了的宝库前面一样。整个北京城，包括城市中心的皇宫和城外的颐和园，遭到了洗劫。除了军官和士兵外，还有传教士也参加了掠夺。当时的法国报纸有这样的记载：“一个回国的兵士叙述说：从北堂我们开向皇宫。修道士们跟着我们去”，“我们奉命在城中为所欲为三天，爱杀就杀，爱拿就拿，实际抢了八天。教士们做我们的向导。”联军统帅瓦德西的笔记中招认：“联军占领北京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北京居民所受之物质损失甚大，但其详细数目，亦复不易调查。现在各国互以抢劫之事相推诿，但当时各国无不曾经彻底共同抢劫之事实，却始终存在。”瓦德西是德国的元帅，德皇威廉第二派他统率侵华德军，并且为他争取得了联军总司令的地位。德国侵略军是在北京沦陷后赶到北京的。瓦德西本人则在闰八月初才到天津，而于这个月二十四日（10月17日）到北京。他的笔记生动地描绘了英、日、美、俄、法各国军队在对北京的劫掠中谁也不甘落人之后。当时在北京的一个英国记者则记载说，在闰八月间，“仍时有新兵入城，其中以德兵为最横，天刚黑，他们就从事劫掠，自称德皇训词中命令他们这样做，他们不过是遵奉命令而已。”

在北京城内，各侵略国的军队实行分区占领。但对于紫禁城，他们相约不实行占领。这表示他们仍然承认清朝政府。不过事实上各国的军官们和兵士们都曾利用各种机会进入紫禁城劫掠财宝。瓦德西在中南海的仪鸾殿里设立他的司令部。仪鸾殿是慈禧太后住过的地方，珍宝甚多，在瓦德西迁出时，就被烧毁了。

侵略联军在所到之处屠杀义和团和其他群众。一个当时在北京的中国文人记载说：“城破之日，洋兵杀人无算。……街上尸骸枕藉，洋兵驱华人舁而埋之。畚锸既毕，即将舁尸之人尽行击死，亦埋坑中。”英国记者辛普生也记载他目击的情形说：“法国步兵之前队路遇中国人一团，其内拳匪、兵丁、平民相与掺杂，匆遽逃生。法国兵以机关枪向之，逼至一不通之小巷，机关枪即轰击于陷阱之中，约击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直至不留一人而后己”。

在侵略联军占领了天津和北京后，北京天津附近地区已没有清朝官军，但不少地方还有义和团在活动。侵略联军首先在这个地区内到处进行劫掠焚烧。例如八月间侵略联军到天津西南二十多公里的独流镇，这里是义和团活动的一个中心，侵略军焚毁了这个镇子。侵略军在劫掠北京以东的通州、武清，以南的良乡、涿州和以西的三家店等地的时候，都遭到义和团群众的激烈的抵抗。

各国侵略者争先占领从天津到山海关的铁路线。在这条铁路线上，芦台、秦皇岛、山海关等地还有清朝军队。已经到达天津的李鸿章，根据俄国人的要求，下命令给这些地方的军队对于前来占领的侵略军不得进行抵抗。俄国军占领了芦台，接着就乘火车到山海关，但英国军舰抢先一步到了山海关，占领了这里的炮台和车站。为此，英俄间发生了争执。经过瓦德西的调解，强盗间达成妥协：山海关的炮台和车站由各国共同占领，山海关要塞司令由英国人担任，而天津到山海关的铁路由俄国人管理。这条铁路线上的秦皇岛、北塘则已由德国军队占领。

侵略军队又以讨伐义和团的名义进兵冀中地区。一支法国军队到达了献县，这里是直隶省东南部天主教的中心。这支法国军队摧毁了这里的若干被认为积极进行反教会斗争的村庄，接着又向西到保定府。同时，又有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联合组成的纵队从北京和天津出发也到了保定府。保定是直隶省的首府，这时在城里的清朝最高官员是在裕禄死后曾代理直隶总督的布政使廷雍，他已奉朝廷的命令用他的军队全力镇压义和团。在北京的庆亲王根据各侵略国的公使们提出的要求，通知廷雍，一定要对顺天府和直隶省境内的义和团“迅速查办解散”。廷雍向在太原的朝廷报告说：“现查顺直各属，拳匪众多者，共计三十余州县。拟就现有兵力，先就拳匪猖獗之区办起。……总期一律廓清，以仰副朝廷除莠锄奸，绥靖畿疆之至意”。清朝军队就是这样地为外国侵略军的深入预先扫清了道路。侵略联军总司令瓦德西这样说：“当联军前进之际，常常发现中国军队与拳队相战之遗迹。各个城镇入口之处，多悬已斩拳队领袖之头，以欢迎联军”。

闰八月二十日，侵略军到达保定的时候，廷雍及其他在保定的官员开门揖盗，把他们请进城里。李鸿章在闰八月十八日到北京的当天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送急信给廷雍，通知他在联军到达保定时，要“执白旗相迎”，“务祈严谕将士，勿轻用武挑衅，致启不测之祸”。侵略联军进入保定后，进行了掠夺和焚杀，而且把主要官员们逮捕起来，说他们曾纵容义和团，并把廷雍和其他几个官员枪毙，枭首示众。这些官员对侵略军“以礼延接”仍免不了被杀，这是使清朝朝廷大为震惊的。

侵略联军从保定向南到了正定一带。它除了继续分别以小股军队骚扰冀中各地以外，又显示了要进兵山西省的姿态。九月里德、意、奥三国军队经由宣化侵入张家口。差不多同时，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军队经由易州占领紫荆关、广昌（今涞源），清朝军队退到了山西省灵邱、平型关。十二月里，德法两国军队由正定向西出兵获鹿，清朝军队退到娘子关。次年的三月初法军又进占了娘子关。

一本天主教会编的书描述当时的形势说：“南至正定，北至张家口，东至山海关，均在联军势力圈内，往来巡逡，足迹殆遍。凡拳匪巢穴，无论官衙民居，遇则焚毁，往往全村遭劫”。李鸿章向朝廷的报告中也说：“联军”入京后，“迟迟不允开议停战，以致纵兵四出，大肆掳掠，并向地方官绅勒逼银钱”。(www.xing528.com)

上述保定的情形，是清朝官兵对待侵略者的态度的典型。作为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描写归他所统率的军队的情形是：“偶与洋兵相遇，或勉强应敌，溃败相继，或逡巡避退，仅能全师。”但事实上，连“勉强应敌”的情形也罕见，有的只是“逡巡避退”。宋庆（他带领军队从天津战场一直退到山西境内）在侵略军西到获鹿时这样说：“正值议和之际，所到各城，官皆出迎、供应，民亦力求勿战，免撄其怒，遂使洋兵无所忌惮，且到处要挟，收我军械，前进不已，无所底止”。应侵略军的要求，在直隶省境内的清军都向西撤退，李鸿章和奕劻甚至向朝廷无耻地奏报说：“查洋人性最好胜，因晋军仍驻井陉县境，营垒相望，势不两立，必开攻战之衅。请饬各防军全数退入晋境，勿在井陉左近与洋军作相持之势，致令借口进兵，是为至要。”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朝廷，在闰八月初八日从太原迁到了西安，一心一意地盼望李鸿章和奕劻能在北京早早同侵略各国讲好议和条件。它虽然很怕侵略军继续深入，但竭力制止自己的军队在任何地方对侵略军实行抵抗，以免惹怒了侵略者而妨碍“和局”。朝廷给山西官员们的训令是：“现在将与各国开议和局，万不可决裂。……如洋兵前进，即著先行派员劝阻，固不可鲁莽从事，亦断难听其长驱直入”。显然，这是个步步退让的方针。甚至对河南省，朝廷也下了类似的命令。由于侵略军南下到正定，而且还一度分兵骚扰直隶省南端的大名、磁州等地，所以河南省也感到非常紧张，惟恐侵略军通过豫北而西叩潼关。朝廷于九月间命令河南巡抚说：“现在正将开议和局，万不可决裂。如果敌兵临境，先行遴派妥员前往劝阻。固不可轻启衅端，亦断难听其直入”。在北京的李鸿章也致电河南巡抚，就说得更明白了：“如洋兵到豫，丰备牛羊诸品，礼貌相迎。”

当时，进入京畿和直隶省的八国侵略联军，经过逐步增加，最多的时候一共也只有十万人多一点，而且各国之间互有矛盾，作为统帅的瓦德西并不能实行统一的指挥。侵略军在占领了北京、天津直至山海关一线之后，很难深入内地。它之所以显得那样威风，好像要到哪里就能到哪里，因为它有了一个事实上的同盟军的缘故。清朝统治者已经全力从事消灭义和团的工作，并且对外国侵略者绝对地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因而已经成为外国侵略军的不可缺少的助手了。

义和团虽然在外国侵略者和清朝统治者的合力镇压下失败了，但是千百万仇恨外国侵略者的中国人民还存在着。如果侵略联军分散兵力，深入更多的地方，势必更加激起这种仇恨，重新引起已经在义和团运动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激烈的反抗。固然清朝统治者只会节节退让，但这一来它作为中国统治者的地位将更加削弱，它作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同盟者和工具的作用也将更加削弱，这也是帝国主义列强所要避免的。正因此，列强的联合侵略军把自己的军事活动限制在直隶省境内，而把在其他广大地区内镇压中国人民的工作，让清朝统治者自己去做。为了教训清朝统治者老老实实地接受列强的议和条件，这点军事行动是足够的了。

沙皇俄国把天津、北京相继被帝国主义列强占领的形势看做是它侵占中国东北的好机会。前面已经说过，义和团运动在五六月间已经蔓延到东北三省，主要是盛京（辽宁）。英国、法国、美国人办的教堂和俄国人修的铁路成为群众仇恨集中的目标。奉天（沈阳）和其他各地的教堂被焚毁。俄国修的东清铁路已经快要全线修通，它从它强占的旅大地区向北修筑的铁路也已经修到了开原。俄国人在中国领土上，驱使中国的劳力修筑铁路，早已激起群众中广泛的愤怒。六月十八日盛京将军奏报说：“查俄人假道兴修火车，其意本属叵测”。“自兴工以来，强占民地，虐待土工，无不疾首痛心”。“现在由省北至开原，南至海城，计五百里，所有俄铁路桥房均经百姓拆毁”。由于朝廷已经下了宣战诏书，这三省的长官虽然再三奏报说，他们的兵力不足以抵御俄国军队的进攻，但又不得不说，他们已遵照朝旨，召集义和团，布置兵力，准备作战。

在天津沦陷后，朝廷给东北三省长官下命令，要他们务必让俄国人了解，拆毁铁路全是“拳民”干的，官方只是“弹压不及”，而如有战事，要“令拳民作为前驱”，这是前文已经说过的了。这种卑鄙的方针，显然是要三省的官兵在俄国军队前来进攻的时候实行不抵抗主义。三省的军队本来已腐朽不堪，又在这种方针指导下，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和侵略联军在关内由天津向北京进军的差不多同时，俄国军队全面进犯东北三省。它一方面由北面和东面分路侵入黑龙江、吉林省境内，一方面从旅大地区沿铁路线向北攻击。黑龙江将军寿山在敌军占领瑷珲、墨尔根（嫩江）时，派员求和，表示已自行镇压义和团，这也不能使敌军止步。八月初六，俄军进入省城齐齐哈尔，寿山自杀。吉林将军长顺向来反对对外作战，在三姓（依兰）、宁古塔、珲春被敌人占领后，他就让各地官兵持白旗迎接敌人。八月二十九日，吉林省城也为俄军所占。在南路，继熊岳、盖平、营口、海城相继失守以后，俄军于闰八月初八日不战而进入了奉天省城。盛京将军增祺已经率残部事先逃走了。只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俄国军队占领了几乎东北三省的所有主要城市。在占领过程中，俄军到处残酷地杀戮中国的平民。六月下旬，俄军在进攻瑷珲时，把黑龙江北岸的海兰泡（布拉戈维申斯克）的中国居民五千多人驱逐过江，迫使他们几乎全部溺死在江中。接着俄国军队又在江东六十四屯屠杀和驱赶中国居民，造成二千多人死亡。这是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上罕见的惨剧。

俄国为什么要“保护”李鸿章入京，并且向他表示要在议和中给以协助？为的就是要换取李鸿章的效劳，使清朝政府容忍它在东北自由行动。在侵略联军进入北京后十多天，八月初四，俄国突然照会其他列强，建议侵略联军退出北京城。虽然其他列强一致反对，但俄军自行把它在北京的大部分军队撤退到了天津。其用意也是为了向清朝政府表示“友好”，以达到它对东北的欲望得到满足的目的。

虽然沙皇政府长期来抱着的独占中国东北的野心似乎已经可以如愿以偿，但它认为不宜于实行公开的兼并。这是因为它看出来由俄国人直接统治中国这样大的地区是很危险的事。当时占领旅大地区的俄国军事长官阿列克塞也夫就认为“在关东省以俄治华的试行中，已充分暴露出条件还未成熟。在这样大的范围内再犯同样的错误，实在是冒险”。这就是说，还是要实行以华治华。再则，如果俄国公开兼并中国东北，那就势必引起列强的强烈反对，并可能造成列强纷纷兼并中国的各个地区的形势，这种形势是并不仅仅满足于吞并东北的俄国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俄国当局决定在形式上恢复清朝在东北的行政机构。盛京将军增祺逃出奉天后，躲在新民厅。俄国的关东区军事长官阿列克塞也夫叫人去找到了他，让他派遣代表到旅顺进行谈判。所谓谈判就是要在一个所谓“交还奉天”的临时协定上签字，按照这个协定，形式上清朝的盛京将军仍然回到奉天，恢复其地位，实际上全省仍然在俄军控制下，而盛京将军则成了对俄国的关东区长官负责的属吏。作为盛京将军增祺的代表的几个官员起初不敢在这样的条约上签字，说是如果这样做了，他们“有被视为卖国而被贬和受审的危险”。在俄国方面的威胁下，终于不但这几个代表，而且增祺本人也签了字。这样，到了十月初，增祺就回到了省城奉天。吉林、黑龙江也是同样的情况。沙皇政府自己制定了一个“俄国政府监理满洲原则”，按照这个原则，东北三省实际上成了俄国军事占领的殖民地，只是在名义上的行政管辖权算是属于中国。

李鸿章当时通知增祺等人说：“东三省各城，俄廷已允交还，惟保路之兵，一时尚不允全撤。”但这种交还，显然不过是个骗局。

由于日本、英国、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反对，俄国占领东北的问题还没有就此了结，下文还将继续谈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