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战后北部中国抗击八国联军

在京、津军民反帝斗争的鼓舞下，北部中国的反帝斗争日趋高涨，发展迅猛。

首举义旗的山东义和团，这时又冲破袁世凯的高压，“复起响应”，或赴京、津助战，或就地进行斗争，动辄“其数逾万”。面对清政府对外宣战和招团御外这一新形势，袁世凯一方面于6月底派兵把内地各州县的外国人全部护送到青岛、烟台躲避，并保证将来归还和赔偿他们的财产；一方面驱令山东义和团北上助战，以减轻义和团对山东的压力，同时借此把留在山东坚持斗争的团民打成“假团”和“土匪”，使自己继续镇压义和团合法化。待到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袁世凯更毫不顾忌地打起了“奉旨剿团”的旗号，颁布《严拿拳匪暂行章程》，驱令部将严剿团民。

山西省义和团在1900年5、6月间就开始活动，清政府宣战后很快以太原为中心，发展到大同、朔州、五台、徐沟、榆次、汾州、平定各地，焚毁教堂90余所。这既是列强竞相侵略山西的结果，又与山西巡抚毓贤的态度有关。毓贤调任山西后，便有意利用义和团，甚至发布告示表示予以“支持”，给山西义和团的斗争提供了某些方便。但他出于盲目的仇外情绪，相继诱杀和捕杀150余名外国传教士及其眷属，助长和煽动了山西义和团众的排外狂热。

河南省的东部地区，也在1900年夏天前后出现义和团的活动。7月初，全省四分之三的教堂被捣毁，其中以围攻南阳靳岗教堂的规模最大。该堂是河南天主教总教堂，教堂周围筑有高达三丈的混凝土围墙，并设有炮楼和枪垛。主教安西满平时操纵官吏，欺压人民。南阳数万义和团民愤怒围攻靳岗教堂，并捣毁了城内其他天主教堂。

义和团的斗争风暴于1900年5、6月间波及到内蒙古。到了7月，东至察哈尔西四旗和兴和一带，西至阿拉善旗三盛公一带，北至乌盟四子王旗，南至伊克昭盟鄂托克旗、乌审旗最南端的城川等地，都有了义和团的活动。义和团在攻击城川教堂时，封建王公派兵镇压。义和团提出了“上打洋人下打官”的口号，夺取了教堂的枪支，击退前来镇压的士兵，还活捉了西南蒙古教区的主教韩默理。当时，声势最大的是东北义和团抗击俄国侵略军的斗争。1900年2、3月间，营口就出现了义和团。6月，义和团以铁路沿线为中心地区发展到奉天府。不久，旅顺口发现了“扶保中华，逐去外洋”的揭帖，吉林和黑龙江等地也相继打出了“保国灭洋”的大旗。团民的斗争从捣毁各地教堂和打击为非作歹的传教士开始，很快就发展到袭击中东铁路沿线的俄国护路军。清政府对外宣战后，部分清军也和团民共同破坏中东铁路，驱逐俄国侵略军。短短一个月年，中东铁路几乎全被焚毁，俄国损失7100万卢布。早就想独占东北的沙皇尼古拉二世，这时自认为抓到了侵略借口，于7月上旬调集11．6万军队，以保护中东铁路为名，分兵七路入侵我国东北。7月30日，俄军占领海拉尔、珲春、三姓。8月，先后占领哈尔滨、瑷珲、营口、齐齐哈尔和宁古塔。9月，又占领了伯都讷、吉林和辽阳。10月1日强占奉天，6日占铁岭，31日占锦州。至此，东北主要城市和交通线都被俄军占据。11月8日，阿历克谢耶夫用武力胁迫清朝盛京的代表签署了一个所谓“奉天交地暂且章程”，规定：俄国驻兵盛京及其他各地；中国军队一律撤散，收缴军械：拆毁炮台、营垒、火药库，俄国在盛京设总管，预闻要公；中国设马步巡捕，数额由双方商定等。按照这个“章程”的内容，盛京名存实亡。沙皇尼古拉二世为了将这个“章程”的各项规定推广于全东北，又授意炮制了《俄国政府监理满洲之原则》。在这个殖民计划中规定：中国军队要全部撤出东北地区；俄国官员有权监督清朝将军与副都统的行动：中国政府委派官吏要经过俄国的同意；设立军事法庭“处理”中国居民中“攻击俄国军队或污辱俄国军事长官之罪人”，等等。这套“原则”显然是要使中国东北沦为俄国的殖民地，难怪俄国资产阶级的喉舌《新闻报》，这时竟狂妄地把东三省改称为“黄俄罗斯”。

俄军在大举侵犯东北的过程中，制造了血洗海兰泡、强占江东六十四屯、火烧瑷珲城等惨案。

海兰泡位于黑龙江省瑷珲县黑河镇对岸，原是中国的一个居民村。俄国侵占黑龙江左岸以后，才在这里建立城市，并于1858年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到1900年，海兰泡已有三万多人口，半数以上是中国人。从7月17日到21日，俄军在海兰泡的黑龙江边疯狂屠杀被捕的中国居民，共夺去了5000余人的生命，以致“骸骨漂溢，蔽满江洋”。

江东六十四屯在黑龙江左岸精奇里江以南至霍尔莫勒津屯，有六十四个居民屯，居住着中国的汉、满、达斡尔等族人民。根据1858年的《瑷珲条约》，江东六十四屯属中国管辖。但俄国对这块地方始终抱有野心，不断强行向这里移民。7月17日与海兰泡大屠杀同时，俄军连续在江东六十四屯烧杀逞凶。有2000多中国居民被驱赶出屯，不是淹死在黑龙江里，就是惨死在俄军的屠刀下。大屠杀后，俄军将江东六十四屯强行霸占。

瑷珲位于黑龙江右岸，俄军在8月4日强行占领后，“纵火焚城，火光烛天，数日不息”，有数千中国居民被活活烧死。

俄军在其他地区，也制造了一系列屠杀事件。例如在齐齐哈尔，俄军竟然向逃难的人群开枪扫射，一时尸横遍野，死伤无数。在哈尔滨一带，俄军“所到村屯，悉行焚烧，凡遇华人，不论男妇大小，尽行屠戮，遭害者不下数千村，被烧者不下万户”。列宁痛斥俄军在东北地区杀人放火的罪行，严正指出：“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

东北义和团和清军怀着民族仇恨，武装抗击俄国侵略军。在瑷珲，凤翔率3000名守军“死力拒敌”，义和团民也高举“救清灭洋”的旗帜配合作战，坚守城池一个多月。瑷珲城破后，凤翔率部转移到兴安岭一带，与当地团民并肩杀敌，直至阵亡，部众“争前死敌，无一遁者”。在三姓，守军在松花江中横放江锁，下沉巨石，阻止敌舰驶入，并于7月25日击沉俄舰一艘，俄军上校维尼柯夫毙命。27日晨，俄军分水陆两路再次进犯三姓，军民奋战，击毙俄军200多人，击沉俄舰一艘。此后，三姓军民又艰苦守城40多天。在海城，义和团坚守城池，育字军分统承顺率兵增援，吉林将军晋昌亲临前敌，坚守海城40余日，多次击退俄军进犯。在珲春，守城清军和团民奋力抗击来犯俄军，毙敌200余人。珲春失守后，当地义和团民、猎户、路矿工人及部分清军组成的“忠义军”，转战东北各地，并提出了“御俄寇、复国土”的口号，很快发展到数万人。到1901年春天，忠义军先后夺回了海龙、通化、新宾、宽甸、凤凰、安东、朝阳等州县，收复了吉林南部和奉天北部的大片国土。

义和团和清军在中国北部的反帝斗争，使帝国主义胆战心惊。英国既害怕义和团的势力发展到它所控制的长江流域，又担心清军愈来愈倒向义和团。早在6月14日，英国驻上海代总领事霍必澜就致电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建议说：“我们应当立即与汉口及南京的总督达成一项谅解。我们完全相信：如果他们可以指望得到女王陛下政府的有效支持，他们将在所辖区内尽力维护和平。”第二天，索尔兹伯里复电霍必澜，授权他“通知驻南京的总督，如果他采取维护秩序的措施，他将得到女王陛下军舰的支持”，同时给湖广总督张之洞“一项同样的保证”。显然，英国是想通过刘坤一、张之洞加强对长江流域的控制。刘坤一、张之洞本来就竭力要求慈禧太后“明降谕旨，力剿邪匪”，更害怕英国舰队开进长江自行保护，此时得到英国这样的承诺，便立即电告清政府驻英公使，要他向英国政府保证，将“不惜代价，采取有力措施”，维护英国在长江流域的一切权益。继英国之后，美、德、法等帝国主义也参与策划“东南互保”。(www.xing528.com)

当帝国主义加紧和东南督抚进行勾结的时候，督办芦汉铁路大臣盛宣怀正在上海。他同帝国主义、东南各省督抚都有密切联系，便在当中穿针引线，出谋划策。清政府“宣战上谕”发布后，刘坤一、张之洞拒绝执行。在英国的策动和盛宣怀的积极串通下，6月26日，刘、张授权盛宣怀和上海道台余联沅，同各国驻上海领事正式会商，共同炮制了一个《东南互保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此后，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等，都对“东南互保”表示支持。浙江巡抚刘树棠宣布参加“东南互保”。闽浙总督许应骙也宣布“与江鄂办法不谋而合。“并于7月14日同俄、英、美等六国驻福州领事签订了《福建互保协定》，规定福建地方当局要“在其权限内采取一切措施，保护外国驻福建官员、商人及教士之生命财产不受侵害”；“如有不良分子散布侵害外国人的谣言”，须“认真予以逮捕及惩罚”。东南督抚的这些行动，表面上与清政府的“宣战”有抵触，实际上同它的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一贯方针是一致的。所以，清政府接到他们实行“东南互保”的报告时，认为意见“正复相同”，同意他们的做法。“东南互保”表现了东南地区当权的洋务派官员与西方列强合作抵制义和团的意向，并在推行过程中保全了西方侵略者在长江流域和华南的利益，维护了这些地区督抚的势力。他们之间的互相勾结，破坏了东南各省人民反帝斗争的发展，同时有利于帝国主义集中兵力镇压义和团。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一开始就坚决主张剿灭义和团。他们对于朝廷听从守旧派官僚的主意，以“抚”字诀对待义和团是一贯反对的。他们以为这样做，只会得罪外国帝国主义而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刘坤一、张之洞在5月19日联名电奏朝廷说：“拳匪势甚猖獗，各国纷纷征兵调舰，大局危急。……如再迟疑不自速剿，各国兵队大至，越俎代谋，祸在眉睫。”这个电文还提到，赫德有电给他们说：“大局若无速转机，各国定并力大举，危亡即在旦夕”。可见代表英国利益的赫德这时正在动员坐镇长江流域的这两个总督，想用他们的力量来影响朝廷的决策。长江流域是被英国视为势力范围的。这时英国政府又授权驻上海和驻汉口总领事通知这两个总督：如果他们“采取了维持秩序的方法”，他们将受到英“帝国海军的协助”。张之洞5月22日电告刘坤一说，他已向英国人表示：“我与刘帅皆极愿与英联络”。张之洞还照会各国驻汉口领事说：在湖南、湖北，对于“洋商洋教士”，“本部堂力任保护，当不致痞匪滋生事端，即使偶有生事猝防及防者，乌合之众，官兵威力，亦可立时弹压扑灭，断断不能任其滋蔓。长江下游一带，有两江总督部堂刘。昨与电商，亦已严密布置防范，意见相同，力任保护下游”。可见，张之洞与刘坤一已明确表示，一定要负责保护各帝国主义国家首先是英国在长江中下游各省的利益。

5月25日朝廷的宣战诏书下来以后，两广总督李鸿章把它看成是个伪诏，决定不照办。他有一电报给在上海的盛宣怀说：“廿五矫诏，粤断不奉。希将此电，密致岘香二帅”。“岘香二帅”就是指刘坤一、张之洞。任铁路督办的买办官僚盛宣怀，这时成了串连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共同实行所谓“东南互保”的中心人物。盛宣怀致这几个总督的电文中说：“各省集义团御侮，必同归于尽。欲全东南以保宗社，东南诸大帅须以权宜应之，以定各国之心。”这个电文的意思是，如果东南各省按照上谕所说，发动义和团这类组织抵御外国侵略，那就会同归于尽，所以必须采取权宜之计来维持各省的现有秩序，使各国放心。

在盛宣怀策划下，由上海道台余联沅加上张之洞、刘坤一委派的官员，组成代表团在上海同以美国总领事古纳为首的各国领事进行会商。双方在5月30日签订了所谓《东南保护约款》九条，其中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公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均归南洋大臣刘坤一，两湖督宪张允认切实保护”。对于刘坤一、张之洞和外国人订立的这个章程，李鸿章当然完全赞成。长江上游的四川总督奎俊也立即表示同意和响应。闽浙总督许应七月二日电告盛宣怀，他在福州实行的也是同样的办法，因为他已同驻福州英领事建立了类似的联系，所以他同意加入“东南互保”。这个章程使帝国主义各国可以放心地在北方用兵而不必担心南方发生对他们不利的局势。所以当时的美国人说：“所有的南部和中部各省的高级官员，……都已与各国结成联盟”。英国并有十三艘兵舰驶入长江。七八月间，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又相继派了一些军队在上海登陆。

和南方各省督抚采取同一立场的，还有陕西巡抚端方和山东巡抚袁世凯。袁世凯所部号称是北洋军队中的劲旅，他的驻地又同天津战区近在咫尺，但他不出一兵一卒援助天津。他在山东实行所谓“保境安民”。在英国人向他征询对于东南互保条约的意见时，他答复说：“我的意见和那几位总督相同”。

这些督抚自行和帝国主义各国联络，承担保护他们的利益的责任，这在形式上显然同北京朝廷的宣战诏书相抵触。山西巡抚毓贤在6月11日报告朝廷，他刚收到盛宣怀从上海来电说，“长江、川、东、苏、浙、闽、粤各省，已与各国议明，中外互相保护，两不相扰，各国已经照会应允。”毓贤表示，他看到这个电报后，“不胜骇异”，认为“似此情节支离，显系奸宄捏造”。这大概是朝廷第一次得到有关此事的报告，但它对此并不采取任何措施。后来还有官员弹劾李鸿章，说他“纠合十余省督抚，保护外洋商务，使敌国无粮饷匮绝之虞，并力抗我”。也有官员攻击说：“东南各省督抚，谬托保守大局之名，定约九条，实则为苟且偷安之计”。这些官员都不懂得朝廷宣战的本意。朝廷不但不责备东南各省督抚，而且是同意他们这样做的。

6月25日，刘坤一、张之洞和四川总督奎俊以及安徽、浙江、江苏三省巡抚联合奏报，用含糊其辞的说法报告了他们同各国“订定章程”这件事。朝廷在答复他们的上谕中却毫不含糊地表示了同意：“朝廷本意，原不欲轻开边衅。故曾致书各国，并电谕各疆臣，及历次明降谕旨，总以保护使臣及各口岸商民为尽其在我之实，与该督等意见正复相同”。到了各国侵略联军占领北京后，逃出北京的朝廷在一道上谕上说得更加明白：“前据刘坤一、张之洞等奏，沿海沿江各口商务照常，如约保护。今仍应照议施行，以昭大信。”

在这些督抚中，李鸿章是个头头。他虽然在光绪二十四年由于英俄矛盾而被排挤出总理衙门，但在官僚集团中，仍然被认为是最善于同洋人打交道的人。他在二十五年底任两广总督，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他奉旨立即北上入京，那正是大沽口被侵略军夺占的时候。朝廷这时起用李鸿章，当然是为了想靠他来联络各国，和缓局势。李鸿章看到北方局势混饨，他还要观望一下，所以借故留在广州，迟迟不北上。他在广州“五次电奏，均请先清内匪，再退外兵”。六月五日他致电刘坤一说，“荣庆尚不能挽回，鄙人何敢担此危局？各国兵日内当抵城下，想有一二恶战，乃见分晓”。他是在坐待这场“恶战”的结果，然后再定他的行动方针。

二十六年六月十二日，朝廷又授给李鸿章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样的有实权的职位。经过朝廷的催促，李鸿章在六月二十日才乘轮船离开广州到了上海。这时天津已经沦陷了。他并没有按照朝廷的要求赶快入京，而是在上海停留下来。七月初一日，刘坤一、张之洞纠合了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两广总督德寿、陕甘总督魏光焘、山东巡抚袁世凯以及浙江、安徽、江苏、陕西巡抚等共同电奏，要求授李鸿章以“全权”，让他“就近在上海与各国电商，藉探消息，察其意向”。这个电文表明这些督抚一致主张赶快求和，而且他们一致把李鸿章看作唯一能担当这个任务的人。这时，李鸿章在上海已开始同清朝派驻各国的公使直接联系，让他们探听各国意向。七月初六日，李鸿章在上海同刘坤一联名上奏朝廷，要求朝廷立即下令各省督抚和各统兵大员办几件事，其中主要的就是“按照条约一体认真保护”“各国洋商教士”，并“认真剿办”一切“土匪”和“乱民散勇”。这时侵略联军尚未从天津出发，这个奏文中说：“目前各国添兵，以救使剿匪为词，声明天津之战非与我国家开衅，尚不致为非常之祸”，但延迟下去，再不切实地剿匪和保护外国人的利益，京城就难免受灾了。这个奏文很明显的，完全是按照侵略各国的意旨说话。

当侵略联军在从天津到北京路上的时候，七月十三日，朝廷授命仍在上海的李鸿章为“全权议和大臣”。于是一方面是各国侵略军攻入北京城，一方面是李鸿章在上海向各国打听在什么条件下才可以停战。到了北京已经沦陷后，七月三十月，正在向山西太原逃亡的朝廷下令，“全权大臣李鸿章，著准其便宜行事，将应办事宜，迅速办理，朕不为遥制。”

这样，洋务派官僚成了收拾时局的中心力量。向占领首都的侵略者求情乞和的任务落到了洋务派的领袖——李鸿章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