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侵华史-震撼的历史农民起义运动

义和团运动之所以在短时期内取得如此蓬勃的发展，除了它代表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全国人民的响应支援等两个客观方面的原因以外，还有一个主体方面的原因，那就是说，义和团运动是在极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一次极为特殊的中国农民起义运动。同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运动比较来看，义和团运动具有的特色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它从起义以来所标榜的斗争锋芒和打击目标乃是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侵略和瓜分势力，而不是像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那样，以打击封建统治势力为首要目标。为了有效地打击帝国主义，它甚至要联合包括封建统治势力在内的、主张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一切爱国力量，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最早提出这类性质的口号的，是余栋臣起义而不是义和拳。提出这类口号或打出这面旗帜的根据，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已经下手瓜分中国，它同中国人民的矛盾已经上升成为主要的矛盾。打出这面旗帜之所以可能，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中已经有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抵抗派从投降派中分化出来，他们听任团民活动，不加干涉，从而减少了或减轻了义和团发展的阻力。1899年底，主张把拳民尽行剿绝因而被列强看中挑选去山东就巡抚任的袁世凯到达济南以后，在清政府中曾经发生过一次如何对待拳民运动的辩论。以翰林院侍讲学士朱祖谋、御史黄桂鋆和熙麟等人为代表的抵抗派官员提出了以事实为根据的有力论点：即（1）自第二次瓜分危机开始以来，列强占据沿海军港以后，实际上已把其势力范围看作是他们的殖民地了。“自德人据有胶澳，意直以山东为其所有”；德人如此，俄人在东北，英人在长江流域，法人在西南，日人在福建，亦莫不皆然。（2）拳民纪律严明，有口皆碑。“第该拳会等为徒虽伙，未闻扰害平民，劫掠官府。偶与教堂滋事，但择其一二渠魁，责令地方官缉获惩办，自足了事”。（3）在民教斗争中，在瓜分危机迫在眉睫的形势下，清政府到底站在拳民一边，还是站在教民一边？这个重大问题是决不能等闲视之的。如果站在教民一边，则：

“仇教者既被夷诛，从教者益行恣肆，一日不入其教，一日不安其生，势必驱中国之民胥归彼教而后已。天下皆教民，国将谁与立乎？载舟覆舟之喻，不可不深长思也”。

“岂可专护教堂，为丛殴爵哉！”

“自侍郎袁世凯奉命署理山东巡抚，……似惶惑愈甚。其强悍者，则思纠众附团，劫洋目以抗官兵；其懦弱者，则思质地保险，避官兵以从洋教。……则东省全境，不属于团，即属于教。属于团，已难猝办；属于教，何计挽回。是山东一省，将不复为国家有矣”。

“大军所临，耳目震骇，铤而走险，已属可虞，甚至势成燎原，洋人以助剿助守为名，干预军事，小则索偿兵费，大则占据城池，操纵两难，为祸愈烈。即不至此，而诛戮过重，拳会之势虽戢，教堂之气益张，彼无告之民，不敢入拳会，势必入教堂。夫拳会仇洋，犹是朝廷赤子也；既入洋教，则蚩蚩者氓，岂复为朝廷有哉！此亦可虑之大者也。”

抵抗派这些意见是，即便为清政府本身着想，在民教冲突中也是不能站在教民一边去镇压平民的。话虽如此说，这时业已屈服于列强侵略势力的清政府，却在1900年春仍然命令直隶总督裕禄镇压拳民，而拳民在清军的镇压下却只好坚持反击了。

有一篇载于《日本邮报》（the Japan Mail）中的《义和拳揭帖》（A Boxer proclamation），猛烈地抨击了清政府的整个朝廷以及各地衙门都是“恶劣透顶的”，贪污腐化，“卖官鬻爵”，无所不为。“整个人民群众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所有的官员都是他们生计的剥夺者”。“皇帝本人就是罪魁祸首”。“洋鬼子来华传教，天主教民和新教教民已经为数甚多”，他们都是“贪得无厌的”。这篇不是“扶清灭洋”而是“扫清灭洋”的揭帖，我颇疑心它是裕禄在直隶镇压拳民，特别是派出武卫前军杨福同、杨慕时等人大举剿杀拳民时的产物，以此在当时被译成外文而广泛传颂，并认定义和拳是慈禧太后“他们所不能控制的怪物”的。不过，由于拳民军事胜利所造成的形势急转直下，刚毅奉命去涿州同他们谈判，清政府改“剿”为“抚”，不再要求解散拳民，而是听任他们大举进入京、津以后，义和团就又立即重新举起他们“扶清灭洋”的旗帜，以便共同抵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瓜分罪行了。所以，“扶清灭洋”这面旗帜，就其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一点来说，是具有意义的。

第二，义和团运动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运动的特点是，它只称大师兄、二师兄等等，不称王称帝，不在组织上搞统一领导，也不另立新的朝代。这一点既反映了它作为一个爱国主义的志愿的义勇军的特色，同时也是符合于它所提出的“扶清灭洋”这个口号和自己把义和拳改称为义和团的要求的。在反洋教运动和民、教冲突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义和团运动，在过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统一领导的组织，在目前瓜分危机迫切的形势下也没有条件来搞组织上的统一领导。这是因为，如同半个世纪前的太平天国起义一样，搞组织上的统一领导需要较长时期的准备，较大面积的根据地以及一系列的胜利的武装起义等等，这些条件在义和团起义的时刻乃是很难满足的。一般说来，组织上的统一领导乃是行动一致的先决条件，但是，在义和团运动中，组织极其分散，行动却非常一致。在全国，不仅以义和团为名义的起义，并且在不用义和团作名义的起义中，他们都起来反抗外国教会的侵略和统治，在行动上呈现出罕有的一致色彩。尽管时间有先有后，全国城乡在当时爆发的起义基本上都属于反洋教斗争，好像是有一个统一的领导在那儿发号施令，号召全国人民都一齐起来参加这个斗争似的。实际上，这只不过说明中国人民反侵略反瓜分的爱国主义觉悟已经空前高涨，而他们的一致行动则可以弥补义和团运动组织分散的弱点。(www.xing528.com)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义和团运动这个在组织上没有统一领导的弱点，在这个阶段中在一定的条件下却转化成为一个优点，就是促成了这个运动的蓬勃发展。当时，在“扶清灭洋”的旗帜下，义和拳和大刀会等纷纷改“拳”为“团”。但是，业已屈服于列强势力下的清政府在1900年5月底以前始终坚持镇压的方针。如果说拳民们有一个统一领导，如果说朱红灯、心诚和尚或武修和尚等人中之一是他们的总的领导人的话，那么在他们被清政府抓去或遇害以后，其影响总比他们作为大师兄的身份要严重得多。如今，一个或两个大师兄被清政府镇压了，他们的影响诚然也是严重的，但它只及于一些派别或某些地区，并且，义和团在各地区、各城乡，有的是大师兄，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个人站起来，发展就越是迅速和扩大，使中外反动派为之目瞪口呆。他们只好惊呼：“德国的‘铁拳’难道不是企图对拳民们的军事发展加以限制的结果吗？或者，种种惩罚性的措施能有用处吗？在殉道者的血液中难道不是有一种像不死鸟一样的力量（a phoenixlike power）吗？”换句话说，中外反动派如果要通过所谓“擒王”的办法来扑灭义和团，他们总要扑一个空并使自己更加狼狈的。

第三，义和团运动比起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运动来说，是它更广泛、更充分地利用了“揭帖”这种宣传形式来作为发动人民群众起义的手段。就近代来说，揭帖是直接继承了中国人民在反洋教运动中的一种传统作法。这种揭帖、告白或通告的形式多种多样，可长可短；可以是匿名的，也可以用某人、某地或义和团的名义来发布；有时遍贴通衢，有时在一些集会场所出现。

义和团运动时期揭帖的主要内容，大体上有以下三点：

一是揭露外国教会的侵略和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罪行。“因天主教并耶稣教堂，毁谤神圣，上欺中华君臣，下压中华黎民，神人共怒，……生灵涂炭”。中国人民“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原忍至今，羽翼洋人；趋炎附势，肆虐同群”。帝国主义侵略者这种在中国的“无法无天之行为”，至今已“四十余年”了，“中国洋人到处行”，如今竟然强迫中国同他们签订各种让与权的不平等条约，准备瓜分“割据”中国了。

二是出现瓜分危机的原因，乃是“只因鬼子闹中原”，所以拳民们挺身而出，展开斗争“闹教”，为的是“免被割据逞奇能”。因此，他们发出号召，要求全国人民踊跃参加义和团。“今告尔三界人士，必须万众一心，必须精练义和团拳术”；“应协力同心，共灭洋鬼子，以熄天怒”；“不论君民商贾士农，急学义和拳”。这是因为“义和团上能保国，下能安民”。

三是利用揭帖，告诉教士教民离开教堂；或指定日期，号召爱国志士前来参加反洋教斗争。前者如“着尔耶稣教各教堂知悉：令限尔一礼拜内，教堂内之人，悉行离开，各教堂均由本会中神人居住。如敢不遵，即须用术将尔各教堂房屋悉行拆毁，纵火焚烧，彼时悔之晚矣”。后者如《保定义和团揭帖》所说：“三月二十日（1900年4月19日），各处义和团当聚万余人，同在南关聚会，以泄公愤”。总之，揭帖的内容也是多种多样、极为丰富的。不过它主要是说明拳民斗争的正义性和必要性，以便发动爱国的人民群众参加斗争。

在拳民发布的揭帖中，往往都写明一个附带条件，即要求看见它的人来尽力传播这份文件，扩大影响。“见而广传，即免灾殃”。“传一张免一家之灾，传十张免一方之灾难。倘若见而不传，必有大祸临身”。义和团一般的活动方式，大都是拳师后至，揭帖先行。爱国人民在读到揭帖以后，先有了练拳习武、保家卫国的思想准备；等到教练拳棒的大师兄一来，大家就都纷纷要求习拳，参加到义和团的队伍中了。义和团在这个阶段中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揭帖在宣传鼓动方面所发挥的动员作用乃是一个不可低估的巨大力量。

以上我们从义和团代表中国人民反瓜分的爱国主义精神，从全国各地城乡人民的响应和支援，从拳民起义作为中国史上一次特殊的农民起义运动等三个方面来论述了一下义和团在斗争中蓬勃发展的原因。总起来看，这三方面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帝国主义教会利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迫在眉睫之际，在中国城乡极度加剧了他们的侵略和统治罪行，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迫使他们不得不起来铤而走险，在过去反洋教运动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一支在基本上可以说是全民反帝爱国的起义运动。正因为如此，所以义和拳一发动武装起义，他们就在客观上代表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得到全国人民纷纷响应；并打起了“扶清灭洋”的旗帜，从改“拳”为“团”的活动中取得了半公开、半合法的地位。他们通过胜利的武装斗争使自己茁壮成长，蓬勃发展，迫使清政府在形势急转直下的局面中不得不改“剿”为“抚”，从而使他们得以大张旗鼓地进入北京、天津，同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势力展开了直接的、面对面的武装斗争，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万众一心的强大公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