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城乡人民响应支援，莫忘八国联军侵华史！

从1898年10月赵三多、阎书勤等领导的梨园屯首次义和拳武装起义以来，直到1900年5月底形势急转直下之际，在这一年半多的时间里，全国各地城乡人民，也都纷纷展开了反洋教斗争，这在客观上是有利于义和团运动的蓬勃发展的。

在这段时期中，全国城乡人民的反洋教斗争主要有：

1．贵州重安堡教案（1898年11月）

英国内地会教士飞明（Fleming，William S．）于1897年来华，到贵州苗族地区传教。1898年11月，他在重安堡（the village of Chungan）被当地群众杀死，引起了将近整整一年之久的交涉。一个英国领事被派到省城贵阳，进行调查；结果，“凶手们在审判后依法定罪，六名官员被撤职，三个绅士被取消功名，并赔款二万二千两”。但是，英帝国主义者并不就此罢休，他要求地方当局负责，认为贵州巡抚王毓藻“犯有纵容的罪，至少也犯有疏忽的罪”，在1899年6月提出“罢免该巡抚职务的要求”，被清政府拒绝。1899年10月，据报出事地点的头人已被捕获，才算结案。

2．湖北西南江湖会的反洋教斗争（1898年11月）

鄂西江湖会的反洋教斗争是在余栋臣起义的影响下出现的。“湖北宜昌、施南两府，与川省毗连。自川省余蛮子闹教以来，讹言四起。该两府哥老会‘匪’素多，亦名江湖会，群思效其所为，与各处教堂为难，广播余蛮子伪示，煽惑民心。……本年九月二十四、二十九等日（1898年11月7日至12日），施南府属利川县川、楚交界地方，有‘匪’众数百名，假托余蛮子旗号，扰至该县，将野茶坝，李子螬等处教堂、育婴堂烧毁，并焚掠教民房屋，阖县大扰。……十月十五日（1898年11月28日），宜昌府属长乐县……聚众……焚毁教堂，扰及长阳、巴东等县，杀毙比国洋教士董若望（Delbrouck，victorine）一名，到处焚掠教堂。……该‘匪’以伪主帅向策安为首，李策卿、李少白次之。……李策卿本系霆军散勇，改装道士，……招众集党，山中会‘匪’闻风响应。长乐县属渔阳关另起李清臣会‘匪’一股，与为声援，旬日之间，众至二三百人，旗上大书‘灭洋’字样。……突至湖南石门县子良坪地方，焚抢教堂教民，洋教士方娄思逃至沣州。……荆州、沙市人心亦颇惶惶，伏莽皆思蠢动”。

3．全国各地的普遍不安和反洋教斗争（1899年到1900年5月）

“在1899年的一整年中，并且持续到1900年，中华帝国的每个省份都曾经发生过不安、暴动或叛乱；在每一个省份里，教堂都受到攻击，在云南和山东的铁路工程师是在中国的外国人当中唯一不在条约口岸庇护之下的人也受到攻击。在许多省份中，不满情绪甚至采取了对现存政府背叛的方式”。其中重要的有：

1899年1月，“安徽涡阳刘朝栋、牛世修陷义门集，涡河南北纷起响应，众至二万余”。

2月，广东人民在水上起事，袭击外人，引起了香港总督的一分“有力的声明和强硬的抗议”。

3月，“在满洲，发生了一次由驻在旅顺口的俄国当局的行动所引起的骚动。他们窃取了在保留给中国管辖的领土之内征收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地租的权利”，引起当地中国居民的抗议，以此遭到俄国哥萨克兵的枪杀，“中国农民有九十四人被杀，一百二十三人受伤，其中许多是妇女和儿童”。

在湖北，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899年3月25日上奏说：“近日湖北风气，动辄造谣聚众，攻毁教堂”，他准备搞团练，“每日于团丁牌长中，择派妥慎者三五人，轮流在于教堂附近巡查，遇有争端，立即解散。教士出外游历，亦由该团丁牌长妥为防护”。总之团练一事，“其力只能戢内‘匪’，若责以械猛艺精，折冲御侮，则臣实不敢为此铺张欺饰之辞”。

4月，在山东，德军踞日照，赴沂州，又滋扰兰山，撵逐兰山县韩家村白莲峪等处居民，“焚烧房舍柴草”。在广东，九龙人民反对以九龙归英，“英军武力弹压，击毙多人”。在甘肃和新疆，也爆发了回民起义。

5月，在四川，余栋臣又“揭竿起义”。

6月，在福建省建宁县，群众将“教会房产烧毁，七个教徒被杀”。在江西南昌也“发生了反教会的暴动，并宣布在二十六日那天把所有的洋人驱出城外”。在云南，“驻蒙自的法国领事馆被乡村的一群人所焚毁，领馆的人员只是空身逃到城里躲避”。(www.xing528.com)

7月，在四川省大竹县，发生了反洋教斗争，“有许多教民被害”。在甘肃固原州海城县，有冯百潮等领导的回民起义。

8月，在福建厦门，发生了“一次反对日本人的暴动”。在云南昆明，还发生了“一次反对法国人的暴动，街上张贴着揭帖，号召爱国志士起来反抗洋人；住在庙里的法国铁路工程师被赶走”。

9月，在广东，以“会‘匪’猖獗，命谭锺麟等剿办”。在湖北，据报在该省西南部，“已经在春季镇压下去的叛乱，计划在1900年春季重整旗鼓，再次爆发；对于洋人或与他们有关系的人绝不再加宽恕；并以南京作为帝国的首都”。

10月，在浙江绍兴府和宁波府，因歉收发生了抢米的“风潮”。在江西广信府的河口镇（今铅山）“发生了一次暴动，内地会教堂被毁”；在饶州府也“发生了一次普遍反对天主教会的起义，教堂被毁，神父逃窜”。在陕西三原县，在1898年底已有“消灭洋人的阴谋”，到本年10月，巡抚魏光焘的离省又给“各秘密会社以起义和攻击教会教堂的又一次机会”。

11月，在四川，“据报哥老会用武力占据了与湖北交界的川东四县”。

12月，在江西萍乡，发生了一次“可怕的叛乱”，甚至蔓延到了邻省湖南，据称“要想镇压它，须派出六千名军队”。

1900年1月，安徽人民“受到山东大刀会成功的鼓励”，成立了“一个名为‘小刀会’的组织”，据宣布，其目的为劫富济贫，许多劫夺教民的案件“都是他们干的”。

2月，在云南，由于英军强占片马，屠杀我国人民，致使在距离腾越200英里的勐格地方，有两名属于中英缅甸划界委员会的成员英人纪德（Kiddle，Walter）和苏得龙（Sutherland，A．B．）被“当地人所杀”，腾越英领事烈敦（Litton，George John Letablers）亦“受伤”。在河南，发生了“普遍不安的情况”，“特别是更直接地反对政府和富人”。在山东，高密人民进攻“鲁家庙德国公司”，“张庄人民炮击德人”。

3月，在湖南，由于维新党人唐才常等在上海的活动，“有发生总起义的危险”。在湖北，“民间普遍传说当年将要发生叛乱”。

4月，在云南，由于法帝国主义的活动，流传着“磨快你的刀，准备即将来到的战斗”。在广东，革命党人杨衢云自香港赴日本，“与孙中山商议在粤举事”。

5月，在广东，清政府官员显然在积极准备对付“夏季的大叛乱”。在浙江台州府，又发生了教民本身间的仇斗，“一个天主教的传教士受了重伤”。在广西，“永福会党数千入横州，围困防营”。

以上我们列举了自义和拳首义以来全国城乡人民的各种主要斗争，其中以反洋教运动为主，也涉及到其他有关方面。这些斗争当然远非全豹，不过我们可以举一反三地看出拳民运动时期中国内各地的一般形势。这种形势既推动了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同时在客观上又是对它的响应和支援。全国普遍不安的形势表明，在第三次瓜分危机迫在眉睫之际，全国人民反侵略、反洋教、反瓜分的起义形势已经成熟。在直、鲁地区，如果没有义和团运动，也必然会有其他的反洋教运动发生，正如全国各地所呈现出来的形势一样。义和团运动既然敢于同帝国主义列强的瓜分狂潮相对抗，它就是任何强大势力所阻止不了的。另一方面，它一经起来，就“会像燎原的烈火一样迅速烧遍全中国”。众所周知，义和团运动本身也不只是在直、鲁地区发展，拥有拳技的拳民同时还去附近各省发动斗争。比如在河南，“1899年5月间，一个名叫高志忠的山东人，开始在开封教授当地人演练神拳”。“1899年秋季，义和团向河南南部蔓延，浙川义和团在信阳散发揭帖”。到1900年春夏，在山西、内蒙、东北各地，已有义和团活动，并且发展很快。“二月，营口附近居民群起练拳”；“三月，锦州一带”，“练拳习刀，日盛一日”。六七月间，在山西晋阳一带，已经是“联群结伴”，“练者纷纷”。在内蒙古也是“旬日之间，蔓延各地，风靡一时”。

义和团运动本身在直、鲁周围各省的发展和全国各地城乡人民的反洋教斗争，都是对拳民运动的响应和支援，成为义和团运动在反洋教斗争和反清军围剿中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