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这个名称来自义和拳,它的前身就是义和拳。“义和拳之名,萌芽于乾隆年间”。据我们目前所知,“义和拳”一名首见于1779年1月12日(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直隶总督周元理的奏折中。该奏折说:
“本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承准军机处抄寄山西壶关县民人张九锡呈控河南黄河漫口派累民间办料折收钱文,并首出山东、直隶有邪教聚众情事,经尚书公福隆安等审讯具奏,奉旨:此案……所控山东冠县及直隶元城县有民人杨姓等起立义和拳邪教,聚集多人之处,并著周元理、国泰迅速严查,据实复奏。……伏思民人敢于起义学拳邪教,聚众多人,实属不法。其所称童姓,既有义和拳名色,为行路推车人之所知,断难掩众人之耳目。……童姓名唤童国林,住元城县隆华村,教拳徒弟约有百余人。……山东冠县杨姓名叫杨四海,住在碗儿庄。……冠县与元城连界……”
我们知道,白莲教的一个支派清水教首领、山东寿张县人王伦于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10月在寿张、阳谷、堂邑、临清等地起义,官方文档中便已经出现了“入教从‘贼’及学义合拳”。字样。义合拳实际上就是义和团的前身。据此,则义和拳之最早记载还可以上溯到1774年。到1783年12月8日(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十一月壬寅、即十五日),在《清实录》中有一条上谕说道:
“谕军机大臣等,本日福长安奏,有直隶南宫县人魏玉凯喊禀。讯据供称,在本县魏家庄居住,该庄有乡约李存仁,及魏学宗、简七、王三、严龄等,与山东王伦都是高口地方之李姓徒弟。从前原系白莲‘邪教’,演习拳脚。四十六年(1781年——引者)后,又改为义和拳,各人供藏有绳鞭等语。经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严加审讯。据魏玉凯供,伊向当乡约,上年正月告退,即系李存仁充当;李存仁又将伊殴打过一次等供。是魏玉凯与李存仁显有仇隙;但既喊控李存仁等有演习拳脚之事,自应彻底查办,未便因其挟有微嫌,将就完事。著传谕刘峨,即派明于大员,会同正定镇,速赴魏家庄严密访查。如果李存仁等有传教敛钱、滋事不法、并藏慝绳鞭之处,即行就近详细根究,按名查拿,解部审办。如果实无此项情节,止须将李存仁等解京,与魏玉凯质讯,不必株连。至魏玉凯因何不充乡约,是否因事革退及自行告退,即查明具奏。其高口地方,是否有李姓其人,系王伦党羽,亦著一体密访,据实奏复。寻奏白莲教久经严禁,当此光天化日之下,岂可复容此鬼蜮?现已飞札镇臣全保,会同清河道梁肯堂,弛赴南宫,严密查访。其魏玉凯因何不充乡约,臣衙门并无报案,俟饬属查明另奏报闻。”
在1808年9月4日(嘉庆十三年七月十四日)年的上谕中,我们看到:
“给事中周廷森奏请严惩聚众匪徒一折,据称近日江南之颍州府、亳州、徐州府,河南之归德府,山东之曹州府、沂州府、兖州府一带地方,多有无赖棍徒,拽刀聚众,设立顺刀会、虎尾鞭、义和拳、八卦教名目,……勾通胥吏为之耳目,……自应严行惩办,……不可养痈遗患。……著交江南、安徽、河南、山东各督抚,认真查办……”
根据上述引文,我们大体上可以得出如下三点结论:
第一,义和拳是18世纪70年代前后出现于山东冠县一带冀、鲁、豫边区的一种民间秘密结社,而以“会拳”、“演习拳脚”来作为它结社的形式。在封建社会中,人民是没有集会结社的自由的。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2月,清政府重定聚众结盟罪例,凡异姓人订盟焚表结拜兄弟者,照谋叛未行律定罪;若聚众至20人以上者,为首者绞立决,为从者则发极边充军。因此,民间结社在当时都是秘密的;而人民之所以冒险结社,则是由于不堪清政府的封建统治的压迫和剥削,所以必须组织秘密结社来反抗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准备起义。乾隆一朝,是清帝国由盛而衰的过渡时期;在残酷的封建统治下,人民群众的起义已经越来越多。照同时代的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曹雪芹的看法是“民不安生”,“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那也只不过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反映。在这个时期出现的义和拳就是中国人民为了反抗清政府的压迫和剥削而进行起义准备的民间秘密结社,作为清政府的最高统治者,乾隆皇帝是一定要“严加确究”,“彻底查办”的。
第二,义和拳是属于白莲教系统的民间秘密结社,具有宗教的色彩。在清政府看来,它是“义和拳邪教”,认定它“从前原系白莲邪教”,是后来“又改为义和拳”的,并且把它同1774年10月王伦在山东寿张领导的清水教起义联系起来,清水教本来就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我们知道,就清代人民起义的组织来说,基本上有两大系统:一是宗教系统,一是会党系统。会党系统以天地会、哥老会为主;宗教系统除拜上帝会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外,基本上是白莲教系统。白莲教产生于宋代,历史悠久,势力遍及大部分中国。自此以后,历代都有白莲教及其支派领导的人民起义运动,1355年爆发的红巾军起义和1796年爆发的川楚白莲教起义则是其中有名的和大规模的革命运动。由于封建统治者的镇压,白莲教的名目时有变化,支派甚多,如八卦教、天理教、先天教、灯花教、文贤教、大刀会等等,都属于白莲教系统,名目繁多,不胜枚举。义和拳既属于白莲教系统,它同各支派都会有些关系。有人认为:“义和拳即八卦会”,或“又名八卦教”;它曾以八卦之名来组织拳会,是否就是八卦教呢?有人又认为它“初起名曰大刀会”,大刀会“持红双缨枪”,“不畏棒击刀砍,不畏火枪洋炮,以其浑身工夫都用到刀枪不入之故也;所以又有金钟罩、铁布衫、无影鞭之名号”。义和拳后来自称能避刀枪,是否就是大刀会或金钟罩呢?我们说它既是又不是:说它是,是因为它具有这些支派的特点;说它不是,是因为它还可能同它们有些细微区别,所以它就没有改为这些支派的名称。总之,义和拳本来就是白莲教这些支派中的一派,它可以吸取各派甚至是白莲教系统以外的其他秘密结社的、适合于它或对它有用的优点或特点。另一方面,义和拳虽属白莲教系统,虽同白莲教各支派有关系,但也不能否认它们之间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有时会发展成为对抗性的矛盾而互相敌视或火并。这种情况在世界宗教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了。因此,我们不能据此来否认义和拳与白莲教及其各支派之间的关系。(www.xing528.com)
第三,义和拳自18世纪70年代前后出现于山东冠县一带以后,它的发展是很快的。到18世纪初叶,从直隶之南宫县到“江南之颍州府、亳州、徐州府,河南之归德府,山东之曹州府、沂州府,兖州府一带地方”,均有义和拳活动。这就是说,它的活动范围已经遍及冀、鲁、豫、苏、皖等五省交界处的大部分地区。正是在这个时候,爆发了1796—1804年的川楚白莲教大起义,参加起义的人民群众多至数十万人。起义的失败使白莲教及其各支派的活动不得不更加隐蔽,被清政府认为与白莲教有关的义和拳,很可能就是在这个时期以后“改称梅花拳”的。流行于冠县一带直鲁地区的“梅花拳供‘乾坤正气’与‘天地君亲师’牌位,分为文场和武场两种组织,也叫内功与外功。武场是公开的,凡愿意练拳的人都可以下场,不一定要行拜师礼。文场是不公开的,入文场是入道,要经过道众介绍,拜师叩头,……信仰所谓‘寿元老母’、‘老老太母’、‘千佛教主’等六尊神号,称‘六炉行世’。……文场的职能是占卜算卦,为人治病,祭神,治病有各种咒语,……还有一首只为老师父掌握的秘诀,它作为拳会之间联络的暗号,以区别于其他的会道门”。
直鲁地区的梅花拳,同当地的大刀会、红拳会等一样,都保持了民间秘密结社的斗争传统。自两次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外国教会的侵略势力逐步向我国内地的广大农村深入发展,这一带地区的民间秘密结社也同全国各地一样,相继领导了人民从事于反洋教的斗争。自1869年(同治八年)法国传教士在山东冠县以北十八村的梨园屯(今河北威县)建立教堂以来,“民、教屡经构衅,结怨甚深”。1886年,德国传教士朗神父将梨园屯玉皇庙拆毁,改建教堂,“村人大哗,群起抗拒”。村民中平日善习“红拳”的阎书勤、高元祥等18人起来帮助群众夺回庙基,展开了武装护庙斗争,深受群众爱戴,被称誉为“十八魁”。但教会在地方官吏的支持下,坚持修建教堂。这样,毁庙建堂、毁堂建庙的斗争就一直继续下去。这里的情形,同余栋臣起义前四川大足县龙水镇人民因建庙一事多次捣毁教堂的情况有其相似之处。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随着瓜分危机的到来,外国教会的侵略势力日益嚣张,使直、鲁、豫、苏边区一带人民的反洋教斗争更加高涨。1895年底曹县、单县、城武、丰县、沛县等地的烧毁教堂事件乃是外国教会向大刀会首刘士端、曹德礼等“一再寻衅”引起的。至于1896年刘士端领导的大刀会起义则是因教会抢割江苏砀山县(今属安徽)农民庞三杰的麦禾导致的。而1897年被德国作为强占胶州湾借口的巨野教案则是德国传教士韩理等作恶多端、横行霸道、民愤极大所造成的。在人民群众反洋教斗争的高涨声中,“十八魁”首领阎书勤于1897年初便率领红拳会众参加支持他们斗争的梅花拳,并拜梅花拳首领赵三多为师,继续同教堂争夺庙地。同年3月24日,赵三多和阎书勤等聚集梅花拳民约“800至1000人”在梨园屯“亮拳”比武,拆毁教堂,向教会示威。自1897年底德、俄分别强占胶州湾和旅、大从而开始了第二次瓜分危机以来,1898年二三月间,即旧历光绪二十四年“正、二月间,谣言来有洋兵,梅拳遂又麇聚,以至远近惊惶,民教震恐。当经卑府(即东昌知府洪用舟——引者)传到拳首赵三多剀切开导,晓以利害,即将梅(花)拳解散。……自是以后,各路拳民间或聚会亮拳,遂讳言梅拳,仍旧立义和名目。”“盖梅花拳本名义和拳,直东交界各州县地处边疆,民强好武,平民多习为拳技,各保身家,守望相助,传习既众,流播遂远。豫、晋、江苏等省亦即转相传授,声气广通。”据此可知,大约在1898年3月左右,梅花拳恢复了义和拳的名称。
由此可见,在18世纪70年代前后以山东冠县为中心兴起的义和拳是在19世纪初期可能因白莲教大起义的失败而改称梅花拳,到1898年3月又因第二次瓜分危机的到来,借清政府地方官吏劝令解散梅花拳之机而恢复了它本来的名称义和拳的。现在的问题是,他们为什么不坚持已有的名称或改为别的名称而要恢复他们原来的名称义和拳呢?
我们认为,这个名称的恢复,在1898年初祖国面临第二次危机的时刻是最能表达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感情和救亡图存的决心的。所谓“义和拳”就其含意来说,就是为了正义的事业而和衷共济、同心协力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拳民。他们为了保家卫国而习拳练武,这是无可非议的。这面旗帜一下子把全国人民的衷心愿望都说出来了,它是不可抗拒的、义不容辞的。因而也就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号召力。如果简单地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义和拳”就是义勇军。英使窦纳乐在1900年1月向首相索尔兹伯里谈到这个名称的意义;他说:“该结社的名称,在照会中作‘义和拳’,是同‘拳民’一样的。‘拳民’这个名称,最初不是传教士就是新闻报纸提出来的,但它没有表达出中文名称的意义。这个名称所包含的意思是:为了维护正义事业,该结社成员应团结起来,在必要时使用武力。”窦纳乐的解释是正确的。这样看来,他们恢复这面旗帜既保存了它在18世纪70年代出现时的反抗封建统治压迫和剥削的光荣传统,又能增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的爱国内容。对于人民群众来说,两者全都是正义的事业,而后者尤其是时代的要求,即使没有清朝地方官吏劝令解散梅花拳,这个名称迟早也是会恢复的。特别是在1897年11月14日德军强占胶州湾以后,12月18日德皇威廉第二在欢送亨利亲王率舰队来华的基尔演说中有对中国要“用铁拳打进去”的话,中国人民在1898年初恢复“义和拳”这个名称,就可以被看作是用我们的“义和拳”去打倒德国侵略者的“铁拳”的意思了。两年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前进报》的社论说:
“毫无疑问,中国人民运动的爆发,是几年以前宣布的对中国的‘铁拳’政策所引起的。维也纳《时代报》上发表的一位熟悉中国情况人士的文章认为,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时期应从德国强占胶州湾算起。德国发出侵占的信号,俄、英步其后尘,而这一切的自然结果,便是出现了一个民族自卫的团体。出自著名的基尔演说的‘铁拳’一语,很快也在东亚变成流行的话。因此,中国也举起了它的铁拳,这就不足怪了。我们倒要来看看这两个铁拳究竟哪一个要厉害些哩。”
由此可见,“义和拳”这个名称的恢复可以说是最合时宜的了。实际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义和拳”就是拳民们“以义勇为名”的义勇军。“简单地说,义和拳运动就是一个纯粹爱国主义的自发自愿的运动”。另一方面,就白莲教各支派的名称来看,如大刀会、红拳会、八卦教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名称,似乎都不可能提供我们以赋予“义和拳”这样名正言顺的含意,因此,它就不可能对秘密结社以外的群众具有较大的号召力量。同时,又因为“义和拳”本来就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所以它又易于被已经参加了当时遍及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白莲教各支派秘密结社的人们所接受。在中国历史上,“义”是一个很重要的关于道德价值的范畴:人们为了维护正义或公益的事业,可以“大义灭亲”,有时甚至赴汤蹈火,亦所不辞;在中国面临亡国危险的第二次瓜分危机之下,保家卫国,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乃是当时最伟大的“义举”,“见义不为,无勇也。”所以余栋臣在组织民间秘密结社哥老会起义时,他就自称为“义民”;而梅花拳在恢复义和拳的名称以后,“道路传闻异辞,即因义和之民,讹为义民会”,“虽系传讹”,却是事出有因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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