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清朝权力挑战解析

说到戊戌变法，先得从光绪帝上位开始说起；而要说光绪帝的继位，则不得不提及慈禧太后之子—同治帝的驾崩。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年1月），亲政不到两年的同治帝去世，年仅20岁。皇帝的死，对于一个历史阶段的影响有的时候是很小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后面的最高统治者或许能够带给这个国家更大的辉煌；可是同治帝的死对于晚清的历史走向则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影响。试问没有同治帝的离世，慈禧太后的第二次、第三次垂帘听政还能实现吗？历史无法假设，今人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同治帝的离世，让这个原本打算安享晚年，把江山社稷逐步交由同治帝一手掌握的太后，彻底打破了幻想和侥幸。更可怕的是，同治帝的逝世，开启了晚清末代皇帝无子嗣的悲剧，这对于重皇嗣、重血脉的清代皇室来说，打击无疑是致命的。至此，慈禧太后的一生经历了一个女人所能经历的最大痛苦：少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这使得这个女人再次把自己武装起来，扛起这个王朝的重担，重新登上了执政的舞台。真正意义上的完全属于慈禧太后的时代，也就此拉开了序幕。晚清历史的航向从这里开始驶向一个由慈禧太后掌舵的 航线。

咸丰帝去世时，留下了慈禧太后和同治帝这对孤儿寡母，尚可为伴；而同治帝去世后，膝下无子嗣，慈禧太后便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如果说咸丰帝去世后，慈禧太后还有同治帝作为生活的最后依靠，那么同治帝的早逝，便彻底让这个女人失去了最后的稻草。如果还要活下去，按她的个性，必须要找一个依靠，让自己能够在这上面寄生发展。而慈禧找到的东西，不用说就是皇权。只有绝对的皇权才能够让她的人生得到寄托、生命得到安顿。正如末代皇帝溥仪在自传中所说：“慈禧是个权势欲望非常强烈的女人，绝不愿意丢开到手的任何权力。对她来说，所谓三纲五常、祖宗法制只能用来适应自己，决不能让它束缚自己。”这样的心态今人看来十分畸形，但是结合前面的说辞，或许人们也能够理解了：她除了清王朝的统治权力外，什么都没有了。

光绪的故事要从这里开始谈起。同治帝去世后，慈禧太后选择了她妹妹的儿子作为皇帝，以皇帝年幼不能担政为由继续对政治实行操控。后来，慈禧太后一度放权，让光绪帝掌权，戊戌变法即由此而来。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社会的震动是巨大的，强烈地刺激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兴起，也给了康有为将自己的维新思想介绍给对西方制度、思想有着无比好奇和崇拜的光绪帝的机会。泱泱大国败于“蕞尔岛国”日本，既明确地向国人昭示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又促使国人深刻地反省中国洋务运动的失败。维新派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洋务运动的局限在于仅做了器物层面的变革，从学习西方的角度来看，是只知皮毛而不知本原。在维新派看来，西方富强的根本不在于近代机器生产与军事装备的发展，而在于近代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变革。显然，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思想主张已经明显地超越洋务思想的技术改造而上升到制度创新的层面，这是之前的洋务运动所缺乏的，是中国向近代化迈出更大步伐所必不可少的。在维新人士看来，技术与制度有着内在的关联，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因此，中国要想变法图强，不能点滴枝节地变革，而必须实行全面的、根本的改革。正如康有为所说：“能变则全，不变则亡； 全变则强，小变 仍亡。”

甲午战争后，在维新派的宣传鼓动之下，以日本为榜样进行全面维新变法一时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想要有一番作为来证明政局已经脱离了“慈禧时代”，“不甘作亡国之君”的光绪帝对维新派采取了积极接纳的态度，一举将维新运动推向高潮，从而上演了“百日维新”的一幕。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发布了一系列变法谕旨，具体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可以说，由洋务运动开启的中国近代化运动在维新时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如同洋务事业举步维艰一样，维新变法遇到的反对阻力有过之而无不及。慈禧太后起初对变法是持冷眼旁观的态度。但是，康、梁做了一件大错事—他们居然敢于怂恿执政不久的光绪帝对慈禧太后实施软禁。这样的作为天真得像是教唆孩童用幼稚的方式向大人表示反抗一般，只会起毁灭性的反效果。慈禧太后勃然大怒，转而坚定地支持守旧势力，发动了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于瀛台，康、梁逃亡海外，谭嗣同等“六君子”喋血菜市口，维新力量遭到近乎毁灭性的打击。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转瞬间便灰飞烟灭，只留下一堆没有得到实施的规划蓝图。(www.xing528.com)

实际上，慈禧太后对于维新变法并不反感，就像她对于洋务运动也不反感一样。问题或许出在慈禧太后内心仍旧没有平息的权力欲上，也可能出在光绪帝太心急于摆脱慈禧太后的操控而自主腾飞的想法上。维新派想要软禁太后的做法，是真切触到了“老佛爷”的逆鳞。晚年的慈禧太后在让女官服侍时，要求女官翻译西方的报纸给她听。当听到“康有为逃至新加坡”的新闻之后，竟然勃然大怒，喋喋不休地数落外邦为什么要留一个中华的罪人，为什么这样的人还能够逍遥法外。纵使过了这么多年，这群人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对于她而言，既然他们曾经触及自己的底线，在她心中，就是一刻也不能够出现的名字。

“维新变法”这个历史事件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慈禧太后内心自我权威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外界的一切没有骚扰到她还好，一旦威胁到她，等待对方的就是让对方彻底消失在眼前的极端做法。说慈禧太后血腥、强势，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自我意识强的人，都容易有维护自我的极端作为。另一方面，慈禧太后这样保守，其实也是“祖宗之法不能变”的思想深植于心的结果。在描写晚年慈禧太后的传记中，可以经常看到她在发表对于西方先进新制度的赞扬和肯定观点的同时，不忘提带本国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在她眼中，更准确地说是在所有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心中，中华的祖制是千年文明的沉淀，经受岁月的磨洗，是最优越的。但她却从来没有意识到闭关锁国带来的落后已经在慢慢腐蚀着这个国度和 文明了。

在慈禧太后晚年接待外宾时，她一般不会让光绪帝出面。她的理由是“皇帝害羞”，这是一个站不住脚却又无人敢于反驳的理由。诚然，光绪帝由于自幼受到慈禧太后的强势压制，的确在历代皇帝中算得上是没有“龙威”的一位，他所谓的“懦弱”不是天生而来的，都是后天在日日夜夜的浸染下形成的对于太后由衷的惧怕。但有压迫就有反抗，维新变法就是光绪帝的反抗。虽然和所有尚未成熟的政权试图推翻已有政权一样，新生的羽翼不够丰满却试图起飞，只会重重地摔到地上，但光绪帝又确实是除了溥仪这个不算皇帝的皇帝之外思想最开化的一位皇帝。他天资极其聪颖，在德龄入宫后，她发现他不但对于外语掌握速度极快，而且对于国际事务有着充分的了解，并能发出独到的见解。这对于在封建时代深封于禁宫里的人来说实属不易。所以说，如果时间过得再久一些，光绪帝在执政方面再成熟一些，此时康、梁再出现，或许会有不一样的故事。然而这一切未可知，今人也没办法进行进一步的假设了。总而言之，光绪帝的懦弱和慈禧太后的强势在晚清的政坛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组对比也极大程度上促成了清王朝的最终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