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保皇党的内在逻辑

戊戌变法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热点，相关论著也已汗牛充栋，不胜枚举。有关戊戌变法的前后经过、历史意义也早已为学界反复讨论，在此便不加赘言了。康有为在戊戌政变后流亡海外，成立“保皇会”，组织“庚子勤王”等政治活动，看上去一改之前戊戌变法期间的“改革者”形象，转向了保守，因而往往受到“革命”政治话语权主导下的当今学界的批判。正如福柯所言，知识形成相应的话语体系，进而构成现实威权的基础，因此“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书写作为一种话语体系，也会受其所处时代政治权力的制约。对此，研究历史更需要采用“移情”的原则，根植当时的历史语境，尽量深入研究对象的思维世界，试图理解其行为背后的动因，这样才能尽可能地超越现实的束缚，更好地理解历史。革命话语体系将康有为维新时期的表现看作“进步的”，而把其变法失败后保皇的举动视为“保守的”，因而很容易使得人们对这两个政治活动的理解出现内在逻辑上的严重割裂，进而影响我们对康有为政治思想的整体性考察，这无疑是灾难性的。

从维新到保皇，其背后存在着一条主线，那便是今文经学的影响。康有为早年目睹了西学的先进性之所在，而清朝在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等对外战争中的表现更促使他产生了救亡图存的意识。外部的刺激充实了康有为的思维世界，使他愿意介绍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借鉴俄国、日本等国变法图存的经验，吸取波兰、土耳其等国亡国的教训。这些外部的知识构成了其宣传变法的理论依据，但却并不是其开展维新最根本的指导思想。正如上文所言，康有为早年深受今文经学的影响。今文经学有“三统”“三世”说，其核心都在一个“变”字。因而康有为撰《孔子改制考》，将“变法”这样的“改制”之举比附于孔子身上，并著《新学伪经考》，对王莽代汉以来控制儒家学坛达千余年之久的古文经学派加以否定。康有为的思想固然夹杂了很多像“进化论”这样的西方近代科学理论，但其核心还是离不开今文经学这条传统儒家思路。(www.xing528.com)

还有一条今文经学的内在逻辑贯穿于康有为从维新到保皇的政治活动中，那便是春秋公羊学中“尊王”的理念。众所周知，“尊王攘夷”是日本幕末“倒幕派”的政治主张，后来德川幕府被推翻，最高政治权力又回到天皇手上，于是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人尊奉天皇，开展了被称作“明治维新”的涉及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近代化运动，日本从此走上了强国之路。而作为维新运动的有力支持者，明治天皇更是以一种“文明开化”倡导者的形象赢得了广大日本国民的尊崇。“尊王”是伸张开明君主的权威，“攘夷”是抵御外来侵略，只有伸张了君主的权威，才能使国家在君主的领导下有力推进各项改革，更为有效地解决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危机，因而这个观念是被无数儒家知识人奉为圭臬的“王道”。在很多变法人士看来，“尊王”是维新的前提，帝王若不能拥有最高治权，变法便无从谈起，日本明治维新如此，清朝戊戌变法亦应如此。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康有为等维新人士确立了对光绪帝的忠诚，坚定地站在“帝党”一边，与“后党”形成了对立。这势必会严重威胁慈禧太后的最高统治地位，因而也使整个变法与残酷的权力斗争挂钩，最终遭到慈禧太后的疯狂镇压。同样是基于这种理念，康有为在政变失败后流亡海外的过程中建立了“保皇派”，一方面是同孙中山等“革命派”对立，但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为支持表面上“位居九五”但实际已身陷囹圄的光绪帝，而反对实际掌权的慈禧太后。虽然康有为出逃海外，慈禧太后仍旧牢牢地把握着清朝最高统治权，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权力斗争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