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前后张之洞与康有为之间关系微妙，尤其是近年来“张之洞档案”的发现，更是补充了不少相关史料，引发了研究者的强烈关注。甲午战争失败后，张之洞上《吁请修备储才折》，希望朝廷总结失败教训，变法图治。他力陈振兴国家的主张，支持反抗侵略，又办洋务企业，因此康有为在公车上书时称张之洞“有天下之望”，对这位封疆大吏抱有很大的希望。康有为组织强学会，张之洞对此表示全力支持，并捐5000两银子以充会费。由于帝师翁同龢也加入强学会，当时有“内有常熟（翁同龢），外有南皮（张之洞）”之称，翁、张成为强学会的两大支柱。康有为与张之洞初次会面是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一月，时值甲午战败，张之洞时任两江总督，康、梁等人已于前一年发起“公车上书”，变法的帷幕正慢慢拉开。康有为此时赴南京拜见张之洞，受到张之洞的热情欢迎和接待。康有为准备在上海设强学会，推举张之洞为会长，并代张之洞起草《上海强学会序》。后来上海强学会成立时，请张之洞列名，张之洞以会外赞助人的身份列名，并捐私款500两、公款1000两加以赞助。光绪二十二年到二十三年（1896—1897），维新派在上海创刊《时务报》，梁启超主笔，汪康年为经理。张之洞以总督的名义要求湖北全省各州县购阅《时务报》，并给予报纸经济上的支持。陈宝箴任湖南巡抚后，湖南掀起了维新运动。他在湖南的新政包括办厂、改革教育等，都得到张之洞赞许。在张之洞的影响下，陈宝箴也命令全省各州县书院的学子阅读《时务报》。变法时湖南成立南学会，创办《湘学报》《湘报》，张之洞利用其政治力量推销《湘学报》于湖北各州县。因此，从甲午到戊戌年间，作为先后担任过两江总督与湖广总督的地方实力派，张之洞还是给予了维新派较大程度的支持。但理念上的冲突却是张之洞与维新派人士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比如《湘学报》从第十册起刊登了关于孔子改制与鼓吹民权思想的文章，这便引起了张之洞这位湖广总督大员的不满。张之洞甚至认为这件事“关系学术人心，远近传播，将为乱阶，必宜救正”，因而对湖南的维新运动施加压力。“托古改制”是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进行变法的核心理念，而这种理念在张之洞等洋务官僚看来却是对世道人心的祸乱，因而需要抵制。对于张之洞的文化性格，曾任张之洞幕僚的辜鸿铭说得最清楚：“张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也。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至于无政也。……文忠步趋文正，更不知有所谓教者……文襄之效西法，非慕欧化也；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吾谓文襄为儒臣者为此。”因此，归根结底，张之洞虽然也主张变革，但其前提与目的是维护清朝既有的政教秩序，相比之下，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立足于今文经学的范畴之内，是对理学指导下的清朝既有的政教秩序的挑战。此外，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也有一语正中问题之要害。他是陈宝箴之孙，而陈宝箴与张之洞从属于同一政治派系，文化源流也是一脉相承的。陈先生认为，历经英法联军入侵与甲午惨败等空前危机，陈宝箴等人深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并主张“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这与康有为“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的理念截然不同，因而，“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10]在陈寅恪先生看来，理念的严重冲突造成了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员与康、梁等维新派人士之间的对立，也就是说，从变法一开始这两派的理念便已背道而驰了。而近年来茅海建等人对新发现之“张之洞档案”的挖掘更是以充足的材料印证了 这一点。[11](https://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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