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康有为最重要的弟子之一，康、梁之间关系紧密，自不待言。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自幼熟通经史，尤其擅长训诂考证之学。他于1890年在学海堂同窗陈千秋的带领下结识了康有为，康有为向他介绍了学问的方针、“陆王心学”和“史学、西学”的梗概，梁启超由此倾倒于康有为的思想与学问，自述“生平知有学自兹始”，遂投拜康有为门下。光绪十七年（1891），梁启超、陈千秋等人请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康有为强调“逆乎常纬”，独辟新路，讲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与传统规矩不同。他以孔学、佛学、宋明学（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对列强压迫、世界大势、汉唐政治、两宋的政治都做讲解，每讲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并引欧美事例以做比较证明，学生除听讲外，主要是靠自己读书、写笔记。他们当时入草堂，读的第一部书就是《公羊传》，同时还要读《春秋繁露》，除读中国古书外，也要读很多西洋的书。此外，学生每人还有一本功课簿，凡读书有疑问或心得，即写在功课簿上，每半个月呈缴一次，再由康有为逐个批答。这种新颖生动的教学方法和与时代要求、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教学内容，使习惯于读经诵诗、死记硬背的梁启超感到新奇而兴奋。他勤奋学习，几乎全盘接受了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在此期间，他还协助康有为编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这样的重要著作，成为康有为的高足和得力助手。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梁启超和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正值清廷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出，群情愤慨。同年四月，康有为、梁启超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运动，集合1000余名举人联名上书清廷，要求拒和、迁都、实行变法，从而揭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重要助手，不仅协助组织会议、联络士人，还撰文誊录、起草奏疏，发挥了突出的作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梁启超就从一个人微言轻的普通士子，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维新运动领袖人物了。变法理论的宣传，有力地促进了维新运动的开展，但也引起了那些反对维新运动人物的不满和嫉恨。当梁启超在上海办《时务报》时，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授意汪康年进行干预，力图控制《时务报》，梁、汪矛盾日益激化。梁启超难与其争，遂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离沪赴湘，就任长沙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由办报改为教学，条件和环境都不同了，但梁启超并没有放弃宣传工作。在讲学过程中，他大力阐述康有为的改制理论，宣传维新思想，培养维新人才。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趁火打劫，力图扩大自己在华的势力范围。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德国出兵侵占胶州湾，康有为赶到北京，积极组织救亡活动。梁启超由于在湖南受到反维新势力的攻击，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返回上海，随即辞去《时务报》主笔之职，于三月初来到北京，跟随康有为奔走呼号，决心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尽自己的一分力量。他撰文演说，呼吁要使全国民众“咸知吾国处必亡之势，而必欲厝之于不亡之域，各尽其聪明才力之所能及者，以行其分内所得行之事”[9]。随着维新运动的高涨，梁启超的作用和名声也越来越大。在“百日维新”期间，有关新政的奏折、章程，不少出自他的手笔。同年五月，光绪帝召见梁启超，“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大加奖励”，赏六品衔，并命梁启超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逃出北京，东渡日本，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初到日本之时，他一度与革命派接近，甚至利用康有为去加拿大组织保皇会的机会，与孙中山等革命人士往来密切，并试图联合立会，后因康有为得知此事严厉反对，联合立会才告作罢。但是，梁启超与革命派毕竟不是同路人，他继续追随康有为，坚持改良立场。为了控制、利用舆论，扩大保皇派的影响，梁启超十分重视宣传工作，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1898年12月）在横滨创办《清议报》，鼓吹“斥后保皇”，为改良活动摇旗呐喊。此后，以康、梁为首的“保皇派”（即“改良派”）与以孙中山等人为首的“革命派”之间的博弈成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一个主流，当权保守势力的圈子不断缩小，最终生发了暴力革命。(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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