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光绪帝的关系：揭秘他们的清朝

康有为与光绪帝之间的关系比较耐人寻味。对于康有为而言，最先使其进入光绪帝和慈禧太后这两位最高统治者视野中的，是其1898年1月呈递的《上清帝第六书》，此书后被康有为收入其1911年编纂的《戊戌奏稿》之中，并易名为《应召统筹全局折》。该折强调“明定国是”的重要性，认为“自古开国之法无不新，故新为生机；亡国之法无不旧，故旧为死机”，因而必须审时度势、明定国是、变法维新。康有为还特别强调借鉴日本明治维新的政治经验，“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设立制度局与待诏所推行新政，并深化国家与地方各职能部门的改革。除了借鉴日本的改革经验，康有为还呈递了《俄彼得变政记》一部，以彼得大帝“发愤变政”为榜样，要光绪帝“垂鉴此书，日置左右”，这样一来，“彼得举动，日存圣意”，光绪便能够发愤图强，以强大的君权推行新政。彼得一世与光绪帝同为专制君王，康有为请求光绪帝以彼得大帝为榜样，恰恰能够吸引拥有极强权力欲望的光绪帝的眼球。虽然该折涉及很多体制性改革，但康有为不提倡在中国设立议会制度，认为当时“民智未开”，推行议会制度只会徒增改革面临的阻力，救国之策不在于开议院，只要光绪帝“留意人才，拔至左右，日与讨论，立即施行”，便“拱手垂裳而土地可保，中国可安矣”。康有为抓住甲午惨败后民族危机空前加深的历史契机，向光绪皇帝大力推销其有关变法的政治学说。相对于各项具体的变法主张，康有为鼓励光绪帝以俄国彼得一世为榜样，奋发图强，抵御外侮，塑造完美的君王形象；主张通过伸张光绪帝的君权以推进变法，并强调“变”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见，今文经学中的“尊王攘夷”思想，以及“通三世”等“变”的思想渗透于康有为的上奏内容之中。众所周知，光绪帝为康有为的这次上疏所打动，而他之所以会被打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帝后之争的政治需要，并有感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思想底蕴，康有为能将其改革政治体制的激进主张以今文经学的形式表达出来，从而使一些现代性的政治主张与传统的思想资源水乳交融，因而获得光绪帝的青睐。后来，在维新变法期间，康有为利用专折奏事的特殊待遇，提了不少新政建议，其回应则是光绪帝维新期间诸多涉及变法的具体领域的上谕。从上谕的内容来看，光绪帝对康有为军事和文教方面的建议几乎全盘采纳，但在政治方面对康有为提出的定宪法、设议院则未曾涉及。光绪帝虽曾在此段时间的上谕中提到决心“开懋勤殿以议制度”，然据学者考证，所谓“开懋勤殿”云云，是在8月20日提出的，这是后党阴谋渐露，“朕位几不保”时的冒险企图，且懋勤殿实际未开。此后，光绪帝发布《振兴庶务兼采西法诏》，提到“今将变法之意布告天下，使百姓咸喻朕心，共知其君之可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强中国，朕不胜厚望”。其中，“咸喻朕心，共知其君之可恃”，强调的是“君”“朕”，不是民权。即便是光绪支持保国会时所说“会能保国，岂不大善”，也是因为它“并非有碍国家，有碍君权”。光绪帝还对“斥民权之乱政”，有利于封建名教的《劝学篇》“详加披览”，亦可见他关注的是“君权”而非“民权”。 此外，光绪帝虽然对康有为经济上的改革建议有所接受，但对大筹巨款以行新政的建议，则于9月16日命户部编列预算，按月刊报，仅示“准备”。至于废漕运、撤厘金，则未有上谕颁布。光绪帝的改革重心是在军事、文教等方面，即便是经济领域的改革，也是围绕着与军事有关的工业展开的。比如《振兴工艺给奖章程》第一款中提出鼓励的，主要是“制造船械枪炮等器”；而“许以专利”的，也是开河、筑桥、电线、电话等与军事有关的工业，这些自非一般民族工商业者所能承办；对民族工商业的“恤工设厂”，却未见拨专款。毕竟光绪帝锐意改革的直接动因是甲午战败以来的严重外患，尤其是1897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这场近在肘腋的侵略，更是刺激了光绪帝急切改革以救亡图存的敏感神经。所以，在包括光绪帝在内的清朝当政者看来，此时他们面临的是生存问题，即如何在这个日益血腥与残酷的“万国竞立”的国际格局下生存的问题。在他们看来，生产现代化的枪炮等军事方面的改革可以直接增强国防实力，文教方面的改革也可为推行变法提供人才储备，而经济方面的改革虽然有助于实现富国强兵，但并不能直接看到成效。因此，光绪帝考虑的主要是改革所能取得的军事方面的短期成效，但他对国家经济的长期发展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另外，正如有学者所言，光绪帝在经济上的改革上谕，主要是布新，而没有除旧。 比方说，康有为所提的裁撤厘金，实为扫除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障碍的重要措施，但光绪帝却对之不予重视。如此一来，旧的不去，封建桎梏犹存，通商、惠工仍受阻扼。再有，康有为提到“夫今已入工业之世界矣，已为日新尚智之宇宙矣，而吾国尚以其农国守旧愚民之治与之竞”，要求“去愚尚智，弃守旧，尚日新，定为工国”，希望使中国从传统的农业国家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家，但光绪帝仍然固执地认为“农务为中国大利根本”，即便设立农工商总局，所任用的端方、徐建寅、吴懋鼎等人之间的意见也不一致，导致行政效率十分低下。经济方面这些没有“除旧”的改革措施，也代表着光绪帝并没有想过变封建的中国为资本主义的中国。(www.xing52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