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身为“帝师”，处在“帝党”和“后党”两大政治势力的平衡点上，是晚清政局中的重要人物。1888年，康有为赴北京应顺天府乡试，并借此行展开了同“清流派”的交往。时值中法战争后，清朝国势日蹙。康有为试图向在京高官，尤其是以翁同龢等人为代表的忧国忧民的“清流派”官员推销自己以西方近代体制变革清朝政治的学说，但“清流派”官员整体上对此反应冷淡。其中，翁同龢也拒绝了康有为同其见面的请求。不过康有为未因求见被拒而气馁，他随后起草了《为国势危蹙，祖陵奇变，请下诏罪己，及时图治折》，即《上清帝第一书》。康有为在此书开头便向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揭示了清朝周边形势的险恶和社会上存在的空前危机，提出了著名的“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政治主张，提倡“采周汉之法意”，也就是将西方民主政治文明附会于传统的儒家思想，充满了“托古改制”的色彩。翁同龢这次虽然仍拒绝代递康有为的上奏，也没有接见康有为，但私下却对康有为刮目相看，将其上述内容详细摘抄。据康有为自述，他真正得到翁同龢的赏识是在1895年呈《上清帝第四书》不达之后，而且这次翁同龢是亲自登门拜访。据康有为说：“时翁常熟以师傅当国，憾于割台事，有变法之心，来访不遇，乃就而谒之。常熟谢戊子不代上书之事，谓当时实未知日本之情，此事甚惭云。乃与论变法之事，反复讲求，自未至酉，大洽，索吾论治之书。时未知上之无权，面责常熟，力任变法，推见贤才。常熟乃谓：‘与君虽新见，然相知十年，实如故人，姑为子言，宜密之。上实无权，太后极猜忌。上有点心赏近支王公大臣，太后亦剖看，视有密诏否。自经文芸阁召见后，即不许上见小臣。即吾之见客，亦有人窥门三数巡之者，故吾不敢见客，盖有难言也。’吾乃始知宫中事，然未知其深，犹频以书责之，至谓：‘上不能保国，下不能保身。’常熟令陈次亮来谢其意。然苟不能为张柬之之事，新政必无从办矣。”虽然康有为的自述不免有夸张之处，但至少说明翁同龢在此次会面的过程中还是赏识康有为的。
然而随着“变法”的开展，翁同龢与康有为之间的分歧也开始显现。针对康有为影响下光绪帝关于“专讲西学”的决策，翁同龢认为“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这其中明显含有与光绪帝变法改革的主旋律不相和谐的因素。光绪帝试图将康有为提出的变法改革思想运用到政治实践中去，以此强化自身作为君主的权威，这使得这场变法也成为光绪帝借以夺取最高权力的工具。翁同龢素以稳重著称，作为帝党的要员，他纵横于帝、后两党矛盾日趋尖锐的晚清政局，力图维持帝、后两党之间的政治平衡，进而也确保了晚清政局的稳定。而康有为作为一名激进的维新思想家，政治经验却远远不足，又颇为自负，打着“托古”的旗号“专意讲求西法”，虽然利用了大量的传统儒学“今文经”的思想主张，但在实际效用上却是用西方近代思想严重挤压了传统制度赖以存在的政治空间，最终会妨害清朝的立国之本。甲午惨败激发了清朝朝野上下谋求变革的强烈欲望，翁同龢更是如此，这从其先前对康有为的支持便可见一斑。但作为一位政治经验丰富的传统官僚，他也注意到“变法”应适度进行，至少不能使之超出各方势力所能掌控的范围，更不能使之成为引发各方势力激烈争斗的导火索。然而对翁同龢这一片“苦心”，光绪帝所做出的回应则是1898年5月辞退了这位政治经验丰富的“老臣”。缺乏翁同龢这样的温和派作为中和剂，康有为与光绪帝所主导的这场变法在一条过于激进的道路上走向失控，最终陷入权力斗争的无底深渊。(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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