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中国的兴国希望

戊戌变法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却是一场发生在甲午战争后“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维新”之名，始见于《诗经·大雅·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后来人们称改变旧制、推行新政为“维新”。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伴随着中西文化的交融、冲突，“维新”的概念也变得和过去不同，指“维”资本主义之“新”，“变”封建主义之“旧”。^[8]启蒙，是对传统的反思与批判。戊戌维新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它对旧传统的冲击主要表现在对封建纲常名教的冲击上，而这种冲击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戊戌维新在政治上使皇帝的权威发生了变化。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统治下，皇帝的权威是不可动摇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封建社会的三种主要道德标准，也是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石。皇帝的权威被视作“天理”，是不容违背的。康有为主张学习西方，但在今文经学“尊王”观念的主导下，他坚持在光绪帝这位君王的主导下推行变法，同时也立足中国国情，认为当时中国是大国、弱国，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不能不学习西方，变法图强，但也不能只学西方的“器艺”而忽视“西政”。他通过对比中外异同，主张“择法俄、日以定国是”。在他看来，俄国、日本这两个国家都是依靠其君主自上而下地推行变法，因而中国的变法也要依靠光绪帝，这便需要年轻的光绪帝冲破后党的束缚，伸张其皇帝的权威。然而事实证明，在后党的围追堵截下，光绪帝不但没能将变法推行下去，反倒自身被囚，这不啻为对君主权威的致命损伤。后来到了《辛丑条约》签订时，时人甚至有所谓“载湉小丑，未辨菽麦”这样对光绪帝的蔑视之辞，专制君王权威之受损可见一斑。(www.xing528.com)

二是戊戌维新在文化上使孔子的权威发生了变化。自从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建议，尊儒家为一统后，儒家思想浸润甚深，孔子“述而不作”的圣人形象受后人崇奉勿替。为了变法的需要，康有为撰写了《孔子改制考》，塑造出“托古改制”的孔子，以对抗“述而不作”的孔子，把封建时代的大圣人演为维新的改制者，并把资产阶级的民权、议院、选举、民主等都附会到孔子身上，还用自己的观点阐发儒家经籍，想借用孔子的权威来“托古改制”。孔子是封建时代尊奉的圣人，其地位的“转移”，自然会引起封建卫道者的反对，他们纷纷诬指康有为“乱成宪”“伪六经”“背叛君父，诬及经传”。这样一来，维新人士以“孔子改制”始，又以“孔子改制”被封建卫道者诬为“背叛君父，诬及经传”终，封建时代的圣贤经传既遭到“诬及”，孔子的“圣人”地位也就发生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