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帝任用康有为等维新派推行变法，试图强化君权，这不可避免地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的强烈抵制。随着变法的推进，一场帝、后两党之间的残酷政治斗争也在渐渐展开。而作为维新变法的最高决策者，光绪帝在“百日维新”期间做了这样几件事：①任用维新派，颁布一条条“新政”上谕。如6月16日召见康有为，并“著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此后还任用了梁启超、谭嗣同、杨锐等维新派人士。②对实行新政较为认真之人加以奖励。如9月14日奖励湖南巡抚陈宝箴“坚持定见”，举办新政。③对后党表示让步。如在颁布新政的同时，曾十二次到颐和园慈禧太后处“请安驻跸”，并为后党也留有出路，命端方、徐建寅、吴懋鼎经办农工商总局，这几人的保荐人又是刚毅、裕禄和王文韶，还命农工商总局酌用詹事府等被裁人员。④对明显掣肘新政的旧党予以打击。如斥革文悌，以及将礼部尚书怀布塔、许应骙等六人革职。由此可见，光绪帝一方面任用维新派人士，壮大帝党的政治力量，积极推行变法新政；另一方面既驳斥后党，又任用后党，对后党做出了若干让步。不难看出，光绪帝是想在维持帝、后两党之间的政治平衡的前提下推行变法新政。然而，帝、后两党彼此间处于政治的对立面，后党又控制着军政实权。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同年6月23日，后党的要员荣禄被实授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从而“身兼将相，权倾当朝”。同时，后党也不时借机削弱帝党，打击维新派。比如，就在“诏定国是”后四天，在慈禧太后的默许下，支持维新派的帝党成员翁同龢被黜退；不久，后党的许应骙又以康有为“少即无行”，“借端牟利，借经弋名”为理由，对他予以指斥；后党甚至想调康有为至沪督办官报，以削弱维新派。此外，在新政的执行过程中，中央各部院和地方官员也多执行不力，甚至故意推托。比如7月29日上谕各部院衙门删去旧例，另定简明则例，吏部就一直强调“例案太繁”，后来经过光绪帝的一再催促，吏部才于9月1日具奏办理。至于光绪帝寄以极大希望的地方官僚，除湖南巡抚陈宝箴认真办理外，其他督抚有的借词推托，比如关于裁兵一事，各督抚认为“无可再裁”，张之洞就以变通武科后，使“民藏兵器”，而“武生、武举本多强梁生事之徒，又假以利器”，“宜防隐患”为借口，进行抵制；有的彼此观望，比如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谭钟麟对“谕令筹办之事”并无回复。光绪帝固然锐意改革，任用康有为等维新派力量，却遭到来自中央与地方的多重阻力，这是由于手握军政实权的后党进行了大力阻挠。光绪帝迫于来自后党的压力，于7月26日命康有为赴上海督办《时务报》，实则将之调离了北京。此后，帝、后两党的矛盾日益加深，而光绪皇帝仍旧举棋不定，谭嗣同等维新派人士又对实际情况判断有误。最终，慈禧太后先发制人，于9月21日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再出“训政”，扼杀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
其实，若单论康有为的变法思想，若后党的慈禧太后、荣禄等人从一开始就反对的话，那么作为变法纲领文件、由光绪皇帝正式发布的《明定国是》诏书就不可能发布出去，毕竟此时慈禧太后还把持着朝政，因此，这至少证明慈禧太后对变法的内容基本上还是接受的。但康有为试图通过制度局控制全局，实现其变法理想，这种夺取最高统治权的尝试无疑会引起慈禧太后的反感，使整个变法陷入帝后党争的泥潭之中，面临着夭折的重大风险。王照在“戊戌”前后与康有为“过从甚密”，他甚至认为变法之局虽然由光绪帝开创，但实际上有赖于慈禧太后的默许，至于慈禧太后到变法后期拉拢守旧派，走向变法的对立面，他则认为慈禧太后这是出于争权夺利的一己之私，而要想使变法顺利进行，需要调和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矛盾，“以名誉归太后”，即尽可能地不去触动慈禧太后的最高地位。[6]王照准确地看出了康有为强烈的夺权欲望，而这势必会招致居于高位的慈禧太后的严重反感，徒增变法的阻力。这也正如茅海建先生所言，当时守旧派与维新派在许多地方的斗争是权力斗争，而非政治理念之争。[7]虽然康有为是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深邃的维新思想家，但他在变法期间结怨太广、夺权的欲望过强，对帝后党争的复杂局势分析不足，将筹码片面地押在了光绪帝这位封建君王身上，使这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逐步沦为赤裸裸的权力之争，这也就为变法的失败埋下了 祸根。(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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