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冬，德国强占山东胶州湾，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日益显著，国家命运危在旦夕，维新变法运动随之高涨。事件发生后，康有为于1898年初从广州赶到北京，先后递上《上清帝第五书》、《上清帝第六书》与《上清帝第七书》，以外患威迫急请光绪帝变革传统政治制度。他建议：①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采天下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②开制度局于宫中，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设十二局推行新政；③设待诏所，许天下士人上书，称旨则隶入制度局。康有为尤其以沙皇彼得一世变法图强为例，建议光绪帝模仿彼得一世实行变革。在康有为等维新派的推动下，光绪帝于1898年6月11日发布《明定国是》诏书，指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不能“徒蹈宋明积习”，而需及时变法。 “诏定科举新章，罢《四书》文，改试策论，立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兴农学，奖新书新器，改各省书院为学校，许士民上书言事，谕变法。裁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光禄、太仆、鸿胪诸寺，及各省与总督同城之巡抚，河道总督，粮道、盐道，并议开懋勤殿，定制度，改元易服，南巡迁都”。16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康有为先陈述中国在外国的逼迫与分割下，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非尽变旧法不能自强。他认为，所谓变法，需要把制度法律先行改订，否则只是变事，不是变法。他请求光绪帝统筹全局，“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接着又着重指出八股取士的危害性，“今群臣济济，然无以任事变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如何筹集到充足的资金以将变法推行下去，也是困扰着光绪帝的一个问题。对此，康有为举出日本发纸币、办银行，以及印度设田税等例子，并说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可以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效仿西洋和日本，实行财政方面的改革，但同时也指出“民智不开”是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根本问题，亟须解决。经过这次召见，光绪帝准备重用康有为，但因荣禄、刚毅等反对，只给了他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的职位，准予专折奏事，自此开始正式任用康有为参与变法。康有为借着专折奏事的特殊待遇，不断地上奏折、递条陈，有的自己具名，有的为别人草拟，在短短的三个月中，提了不少新政建议。这些建议是对《明定国是》这一纲领性文件的细化，主要包括：设立制度局总揽大局，拟定宪法，召开国会，实施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劝励工艺，鼓励创新，发展工商业，广开税源，以“智民富国”；在各省、府、州、县设立农学局，兴农殖民以富国本，并仿效外国农学会振兴农业；废除漕运，改筑铁路，废除八股取士，开设学校，改革考试制度，培养实用性人才以适应变法的需要；裁撤绿营，设立武备学堂，仿照德、日进行军事体制方面的改革；翻译各国书籍，派人留学，国家主持办报，为变法提供智力支持；定孔教为国教，禁绝妇女缠足等社会陋习，废除民间淫祠，改良社会风气；废除满、汉之别，定国号为“中华”。针对康有为的这些奏议，光绪帝也发布了相应的上谕，内容包括：政治方面，允许士民上书言事，鼓励大小臣工议论时政；命各部院删去旧例，另定简明则例，精简机构，裁汰冗员；允许旗人经营商业。经济方面，命各省设立农工商局，置办机器，试办农务；奖励士民创作新法，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十二款；京师专设矿务铁路总局，督办各处铁路；在京师及各通商口岸设立邮政局，发展邮政以取代传统的驿传体系；命户部编列预算，按月刊报，缓解财政困境。军事方面，命各省力行保甲，以新法编练军队，并筹款添设海军。文教方面，废除八股，改为策论，变通科举，命此后考试以实学、实政为主；将译书局改为官督商办，命各省学堂译外洋农学诸书；命各省挑选学生赴日本留学；改《时务报》为官报，并在京师筹办报馆；创办京师大学堂，在全国范围内兴办矿务、铁路、海军等专门学堂，命各省兴办 中、小学堂。(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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