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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奔走宣传,光绪帝变法政治争斗揭开序幕

时间:2023-08-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消息传来,各级官员和到京会试的各省举人纷纷上书反对。为了变法的顺利开展,康有为奔走各地,积极从事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为了满足其不断扩张的权力欲望,光绪帝积极在身边培养政治势力,以抗衡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势力,同时试图借变法这个契机强化帝王权威。因而就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逐步展开之际,一场帝、后两党之间的最为残酷的政治争斗也在 拉开序幕。

康有为奔走宣传,光绪帝变法政治争斗揭开序幕

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彻底终结了清朝统治者“同光中兴”的政治幻想,也刺激了举朝上下救亡图存的危机意识。1895年4月17日,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日本总理大臣伊藤博文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消息传来,各级官员和到京会试的各省举人纷纷上书反对。康有为此时在京参加会试,见群情激愤,意识到有必要联合有志之士,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请愿运动,以将其变法图强的主张上达天听,遂为众人所推,起草了一份洋洋洒洒18000字的《上皇帝书》,借此将其早已酝酿好的有关变法图强的腹稿挥洒于纸墨丹青之上,发动了浩浩荡荡的“公车上书”。同年5月,康有为考中进士,并借机递上《为安危大计,乞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教士治兵,求人才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图自强折》,即所谓《上清帝第三书》,交都察院代递。此折包含两大部分内容:一是提出了以“富国”“养民”“教士”“练兵”为中心内容的自强雪耻之策,二是提出为实现此目的所应采取的“求人才而擢不次”“慎左右而广其选”“通下情而合其力”等具体举措。[4]所谓富国之策,是国家发行钞票,民间筹款修筑铁路,开办机器厂,设立轮船公司,开发矿山,各省设立局厂,自造银圆,官办邮政等。所谓养民之策,是向西方学习,成立农学会、茶学会,推广新技术;鼓励发展工商业,各州县设立考工院,译外国制造之书,选派学童肄业;国家设立商院,各直省设立商会、商学,以商务大臣统之;劝工、惠商、恤贫。[5]所谓教士之策,重点是普及教育,改专考弓刀步石的武科为艺科,令各州县遍开艺术学院,凡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等分立学堂;设立报馆,介绍西学。所谓练兵之策,包括整顿绿营、寓兵于农、重振旗兵、改善装备、设立武备学堂、加强海军。在革新庶政方面,除裁汰冗员、改革官制外,还建议实行普选基础上的 议会制度。

值此国破家亡的危急关头,即使是清朝统治集团中最冥顽不灵的守旧派,也不能不为顾全身家性命而考虑在一定程度上更张旧法、变通成例了。因此,都察院经过磋商,于6月3日将这个充满改革新思想的长篇条陈呈给光绪帝。急欲雪耻的光绪帝对此折非常重视,即命另行抄录。6月7日抄就,递呈慈禧太后。6月11日,慈禧太后阅毕,发下交军机处封存。随后,又有多位官员上书请求“仿照西洋新法,整顿中国旧法”,自上而下实行变革。在这股变革浪潮的推动下,光绪帝于同年7月19日颁布谕旨,明确表达了其急欲实施变革以救亡图存的决心。之后,在8月11日,根据户部对给事中褚成博奏折所作之“仿照西例,改归商办”的议复,光绪再次颁布谕旨,明确支持、鼓励和保护民营企业,鼓励民间资本收购效益不佳的官僚资本,明确宣布“一切仿照西例”,尤其鼓励侨商资本的注入。光绪帝的这两道谕旨标志着清朝维新运动的起点。变法初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各地官府与乡绅集资认股,创办近代实业,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投入近代化的生产产业中,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变法初期的成就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传统的政治体制却并未被触及。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三书》中提议设立议会,甚至还将之与汉朝的议郎相联系,渗透着托古改制的思想,但像这样触动传统政治体制的改革设想在变法初期却并未引起光绪帝的共鸣。毕竟甲午惨败,清朝统治者直接想到的是“图自强而弭隐患”,唯有富国强兵,才能救亡图存,至于政治方面的改革,一方面过于超前,为当时人所不能接受;另一方面相对于经济方面的改革收效太缓,并不能解决当时的燃眉之急。因此就连康有为自己在之后的《上清帝第四书》中,也不再强调设立议会的重要性,并将议会当作帝王统治的辅助工具,而非独立的权力机构。他认为:“至会议之士,仍取上裁,不过达聪明目,集思广益,稍输下情,以便筹饷。用人之权,本不属是。”康有为这样说,一方面还是让重点回归富国强兵事业的建设,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强化光绪帝的威权,以收取变法之效。为了变法的顺利开展,康有为奔走各地,积极从事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就在“公车上书”的同年(1895)8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了《万国公报》,随后又出京南下,于次年(1896)1月以上海强学会的名义刊行《强学报》,用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纪年,同年回粤,讲学于万木草堂,续成《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日本变政记》,继续完善其托古改制的理论,以此作为变法的依据。1897年,康有为又赴桂林讲学,并在当地成立了圣学会,创办了圣学会的半月刊《广仁报》,还仿照万木草堂的模式附设了广仁学堂,招生授课,试图在广西宣传变法思想,增强维新运动在民间的影响力。然而,就在康有为的变法宣传活动在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的同时,随着光绪皇帝的成长,光绪帝这位支持变法的领导者同慈禧太后的矛盾也在逐步累积。慈禧太后作为19世纪后半叶清朝政局的实际操控者,自然不会轻易放开最高权力,而光绪帝富于春秋,自然渴求乾纲独断的大权。为了满足其不断扩张的权力欲望,光绪帝积极在身边培养政治势力,以抗衡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势力,同时试图借变法这个契机强化帝王权威。因而就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逐步展开之际,一场帝、后两党之间的最为残酷的政治争斗也在 拉开序幕。(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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