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80年代的清朝经历了中法战争“不败而败”的耻辱，从此国势正如康有为所言：“方今外夷交迫，自琉球灭、安南失、缅甸亡，羽翼尽翦，将及腹心。比者日谋高丽，而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这些大清昔日的藩属国相继沦为英、法、日等国的殖民地，以清帝国为核心的东亚地区传统的藩属体系出现了瓦解的迹象，包括清帝国在内的东亚各国被卷入了“万国竞立”的血雨腥风之中。面对这一空前危局，举国上下的有识之士不可能无动于衷，康有为的《上清帝书》（《上清帝第一书》）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康有为这份上书是在光绪十四年（1888）以荫监生赴京师参加顺天府乡试的过程中写就的，时值福建水师马尾惨败，他目睹帝国主义的强横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深感再不发愤图强、及时改革时弊，中国将国亡无日。于是他以这种急切的心情写就了这份《上清帝书》，期待清政府改弦更张，接受他的劝告，并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项具体建议。[2]所谓“变成法”，就是摒弃祖宗之法不可改变的旧观念，根据形势改革弊政，参酌古今中外的法制，推行新法以治理国家；所谓“通下情”，就是祈求清朝统治者能放下点架子，削减阻隔言路的重重障碍，使大小臣工都能发表意见，以收下情上达的成效；所谓“慎左右”，就是要求清朝统治者辨明忠奸，革除那些专意逢迎、欺瞒皇上的佞臣，提拔重用那些直言敢谏又有真才实学的忠臣，让他们参与政治。[3]由于受到许应骙、李文田等顽固派大臣的阻挠，这份上书未能送达光绪皇帝御览。这次上书固然失败了，但也引发了康有为更为深刻的思考。苦思冥想之后，康有为认识到上书失败的原因在于“国民之愚”“人才之乏”，只有通过教育培养更多的维新人才，才能扩大自身的政治基础，推进维新事业的发展。光绪十六年（1890），康有为全家迁往广州，住在城内其曾祖父康式鹏的老屋云衢书屋，广州学海堂的陈千秋、梁启超听说康有为上书请求变法遭到打击，刚从京师归来，先后慕名投其门下，成为康有为最先收的两名弟子。次年，康有为在这两名弟子的协助下，租赁长兴里邱氏书室，正式开设学堂，即“长兴学舍”，也就是后来为人所熟知的“万木草堂”。这在当地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吸引了曹泰、韩文举、徐勤、梁朝杰、王觉任、麦孟华、陈和泽、林奎等粤中俊秀入学。康有为自述其办学的目的在于“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尤其主张通经致用、挽救时局，因此他在教学中注重联系实际，喜欢征引欧美的事物，与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比较，并标举自己的思想，进而培养出一批维新的骨干力量。
从光绪十六年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间，康有为在广州一边聚徒讲学，积极培养维新精英；一边又致力于理论方面的研究。他在这几年撰写的著作中，《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尤为引人注目。《新学伪经考》刊印于1891年，这部著作是康有为在看到今文经学家廖平的著作后，沿着廖著的思路推衍而成的。在这本书中，康有为发古文经之伪，明今文经学之正，以《史记》为依据，遍考周、秦、西汉的书籍，以今文经为主要框架，遍考古文诗书，经过一番推断，证明古文经为“伪经”。《孔子改制考》更是认为孔子之前的历史茫然不可考，所谓“六经”都是孔子伪托先圣的名义“制造”出来的，进而突出了孔子“素王”的形象。他还运用春秋公羊学“通三统”的学说，指出夏、商、周是随时因革，绝非沿袭旧制；用“张三世”的学说，论证历史是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演化发展的。表面来看这是春秋公羊学的思想，但已然蕴含源自西方“进化论”的“线性发展”历史观。康有为将孔子“托古改制”的思想同其维新变法的政治实践相结合，进一步论证了维新变法的合理性。《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这两部著作在社会各界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尤其是康有为强调孔子“素王”的形象，甚至将自己比附于“托古改制”的孔子，乃至想以孔子纪年取代清帝纪年，更是引发了知识界的不小震动。(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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