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次琦、张鼎华的影响下，康有为的关注点转移至对“经世”思想的探求上。他“念民生艰难”，产生了“救世”的想法，从此“以经营天下为志”。出于对“经世”思想的学术关怀，他研读了《礼记·王制》 《文献通考》《经世文编》《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等书，阅读时所写之笔记也是围绕着“经世”思想而展开的。同样是出于这样的人文关怀，他也开始关注“西学”，并在21岁那年去了趟香港，亲身感受了西方人“治国有法度”，不能再以夷狄视之。于是，康有为开始了其整合中西之学的尝试：一方面，他通读蒋良骐《东华录》《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十朝圣训》等“国朝典故书”，试图构建对清朝国情的清晰认知；另一方面，他“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焉”。中西融合是康有为政治思想的一大特点。在接受“西学”的过程中，康有为明显受到浓厚的传统思维的制约，因而形成了中西杂糅的复杂面相，这也为理解康有为的思想带来了很大难度。虽然学界一致将康有为认定为“维新”的主将，但这并不等于应将其思想理解为同传统因素的决裂；相反，传统因素还构成了康有为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我们讨论康有为这个人物永远绕不开的话题。“经世”思想是康有为政治思想的中心，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内生动力。这种思想自明清之际为顾炎武等人所倡导以来，多被概括为“经世致用”或“通经致用”，其中便包含着“通经”和“致用”这两个层面。诚然，“经世”思想的终极目标在于“致用”，但“通经”更是实现“致用”的必要条件。
“通经致用”是“今文经学”的主张，是在清代“今文经学”复兴的背景下产生的。“今文”的名称，最早出现于西汉时期。相传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儒家典籍有很多缺失散佚，而当时民间尚有人将之藏于屋壁之间。西汉初年设立“五经博士”，所用经书多是由当时通行的隶书写的，因而所谓“今文经”，就是用汉朝时的当代文字书写的经书的意思。到了后来，散于民间的古书逐渐被发现，多是用战国时期通行于东方六国的文字书写的，因为这些文字通行于汉以前，而当时又鲜有能识读这些文字的人，因此叫作“古文”。于是以这两种文字为载体，分别形成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这两个经学学派所研究的文本的区别不仅在于用于书写的文字不同，而且字句、篇章都各有不同，其中对于古代制度以及人物的批评也有不同，尤其是对孔子也持有完全不同的观点。相较于古文经学，今文经学现实政治关怀的色彩更为浓重。汉武帝时，出于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在汉武帝的授意下，董仲舒改造儒家学说，将经学神学化，融合为以“三纲五常”为准则的“大一统”理论。“大一统”是今文经中“春秋公羊学”的理论，董仲舒利用了今文经学的思想工具，实现了汉武帝构建统治权威的需要，因而今文经学作为当时儒学的正统，居于独尊的地位。后来到了西汉晚期，王莽以刘歆提倡的古文经《周礼》作为改制的依据，提高了古文经学的地位，以至到东汉，古文经学逐渐压倒了今文经学。到黄巾起义后的乱世，融今文、古文为一体的“郑学”（东汉郑玄所创）出现了，它既不讲政治，也不谈思想，而是适应儒家“明哲保身”的传统习惯，因而流传很广。此后，今文经学便一直被湮没在历史之中，直到清代乾嘉时期才又复兴起来。从清代今文经学的开创者庄存与（1719—1788）、刘逢禄（1776—1829），到道光年间的龚自珍、魏源，再到康有为的老师朱次琦，“通经致用”的经世思想逐渐从今文经学中脱胎而生，扫除了儒学的汉、宋门户之见，从春秋公羊学中汲取“大一统”的思想资源，以此维护清朝作为“大一统”王朝的合法统治地位，并以天下为己任，致力于惠及国计民生的改革。因此，朱次琦对康有为的影响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传递知识，更是将其纳入了清代今文经学的思想 流派之中。(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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