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以夷制夷战术及其影响

在与外国交涉的过程中，李鸿章逐渐积累起了一套“以夷制夷”的经验。他意识到列国之间的利益并不一致，通过有重点地拉拢一些国家和利用与某些外国人之间的私人交谊，可达到制衡另一国家的效果，从而实现自身利益。在1883—1885年间中法开战时，李鸿章便利用这一策略展开了广泛的外交活动。他一方面通过曾国藩的长子、时任驻英公使曾纪泽在英国积极策动干涉中法之间的争执，另一方面也通过执掌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派人赴巴黎活动，最终主持了和议。

无论是“痞子腔”抑或是“以夷制夷”，通过种种手段展开的外交活动归根结底要以国力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否则终将是镜花水月。然而在晚清纷繁复杂的官场政局中，当权者所考虑的并非仅有国事，更需考虑自己的政治生涯。一生务实的李鸿章更是如此。于是，在晚清外交事务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染上十分浓重意气色彩的行为。当官场派系之间的纠葛过度牵涉进关于外交事务的决策当中，而忽略了国力的实际情状，国事便有可能一坏而不可收拾。不幸的是，在甲午战争前后的对外事务中，这种意气色彩恰好十分浓厚。

在此需要介绍另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翁同龢。他是江苏常熟人，父亲是咸丰帝的老师翁心存，其本人则是状元出身，同治与光绪两代的帝师，曾长期掌管户部。在晚清政局中，翁同龢与李鸿章一度是最为重要的两位人物。时人感念国事艰难，曾作一对联称“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所讽刺的便是这两人。他们之间早有宿怨，翁同龢的兄长翁同书在安徽巡抚任上因曾国藩的参奏而被下狱待斩，后遣戍新疆，而这道奏疏据说便出自李鸿章的手笔。随着光绪帝逐渐长大成人，之前曾长期由慈禧太后掌控的国家最高权力也开始向其转移，一股被视作“帝党”的政治势力渐渐形成，而身为帝师的翁同龢正是其领袖。利用长期以来在科举上的影响力，翁同龢身边会集了一批由翰林出身并以“清流”自居的年轻官吏。为扩大自身的声势及政治影响力，他们在甲午前后的对日交涉事宜中积极主战，营造了强大的战争舆论。(www.xing528.com)

然而无论是对于国际形势和日本情形，还是对于中国的自身实力，这些清流均不十分了然。在他们的想象中，日本不过是“岛夷小丑，外强中干”，而“我中华讲求海防已三十年，创设海军亦七八年”，战定能胜，因而一意上疏要光绪帝责成李鸿章“妥为筹办，不准稍涉因循”。在慈禧太后主政的三十余年里，李鸿章早已位高权重，也因此树大招风。此时国家有事，自然引得众人责成其一战剿平日本。而李鸿章与洋人打交道已有二十余年，对战局并无胜算。单以北洋海军而言，早在1891年便已由翁同龢之户部奏请停止购买外洋枪炮、船只、器械，装备长期未得到有效补充。面对日本的汹汹来势，李鸿章仍寄希望于其“以夷制夷”的老办法，指望各国调停。于是，主战者不能战，能战者不愿战，战和两端皆不可恃，甲午一战中国便在这种气氛中一败涂地。

战败之后，李鸿章被拔去三眼翎，褫夺黄马褂。失去了淮军和北洋海军的政治资本，于是外交能力成了他最大的筹码，亦成了他在官场继续生存的重要手段。对日和谈之始，清廷派遣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为代表，对方以其人微言轻、事权不足而拒绝谈判，点名要求以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负责此事，于是有了李鸿章的马关之行。由于敌军兵临城下，这场谈判已是毫无讨价还价之余地。最终，因有日本暴徒行刺李鸿章，他脸部中弹，方才换来日本减免一亿两白银赔款的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