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外交事业的正式开始，要追溯到1870年的天津教案。前文已述，当时天津发生了多起儿童被拐骗失踪事件，而在法国天主教堂所设的育婴堂中又恰有许多孩子因疫病身亡，于是关于外国人对中国儿童剖心挖眼的谣言在民间开始盛行，最终酝酿成了大量士绅、民众与外国教士之间的激烈冲突，致使法国教士侨民16人、中国教民30余人被杀，教堂被焚毁。由此，外国军舰逼临天津，各国公使纷纷抗议。朝廷委派时任直隶总督曾国藩来处理此事，曾国藩顾全大局，为消除外人寻衅开战之由，对中方犯事者处置极重，并发布《谕天津士民》对民众加以训谕规劝。舆论因而哗然，曾国藩几为士议所不容。此时，朝廷调李鸿章为直隶总督来接手此事，令曾国藩回任两江。
李鸿章在上任前，与老师曾国藩有过一番交谈。曾国藩问他如何打算，李鸿章回答：“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曾国藩微露不满，劝其以“诚”相待方为长远之计。由此亦可见二人性格之不同。李鸿章对此事的最终处置与曾国藩大体相同，而量刑稍轻，但其时正当法国忙于应对普法战争之时，在中国问题上有所放松，此事遂较为轻易地得到了结。自此之后，李鸿章能办外交的名声也开始流传。1870年11月，清廷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下设北洋大臣一职，由直隶总督李鸿章兼任，办理外交事宜。(www.xing528.com)
若说李鸿章以“痞子腔”同洋人打交道，这其实更多地体现在具体事宜的行事风格上。而究其实质，李鸿章与曾国藩、奕等均可谓是“诚”字方针的执行者。曾国藩提出“诚”的道理十分简单：“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在儒家的天下秩序中本无外交的概念，但时至晚清，旧有的“天下”范式已不能涵盖列国之间彼此互通的形势。国力既不如西方人，欲图自存，则唯有一面依其所认同之公理以诚相待，一面急图富国强兵之策，方能免于祸患。 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李鸿章等最早发现他们的目的并非简单的占我国土、凌我人民，而主要是希望从通商当中谋利，既如此，则不必事事皆付诸毫无把握的战争，如其所言：“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自周秦以后，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长久，今之各国又岂有异哉。”至于如何“羁縻”西国，则莫过于利用他们十分注重的条约的签订。李鸿章曾说过：“两国相交，全靠条约，条约如何可以改变？”基于这种认识，李鸿章主持处理了多数外交事件，先后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1876年9月）、中日《天津条约》（1885年4月）、中法《会订越南条约》（1885年6月）等一系列对外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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