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近代工业之祖：修战守之具，办民用工业

李鸿章早年所开创的洋务事业集中于军事方面。他曾言道：“彼见我战守之具既多，外侮自可不作，此不战而屈人之上计；即一旦龃龉，彼亦阴怀疑惧而不敢遽尔发难。”提升自身实力来应对外部挑战，是李鸿章长期关注的重点。前文已提及，在编练淮军与太平天国相对抗的过程中，李鸿章便已深刻意识到西洋枪炮的重要性。“自强”的意识令他绝不会满足于仅从洋人手中购买装备，刚率淮军到达上海不久，他便开始筹建自己的兵工厂。1862年12月，李鸿章授命英国人马格里和中国官员刘佐禹创办了上海洋炮局，开始生产弹药。此局在李鸿章的主导下先后迁移至苏州与南京，并改组为金陵机器制造局。此后百余年中，虽历经政权的多次更迭，这个兵工厂却一直保存下来。在民国时的抗日战火中，它西迁重庆，抗战胜利后迁回南京，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组为南京晨光机器厂，最终发展成了今日的南京晨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李鸿章创办的最大的军事企业是1865年6月在上海成立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曾国藩亦筹划了它的建立，但总体来说出力最多的是李鸿章。这一机构的前身是一个美国人开设的铁厂，后又引进了容闳从美国订购的一批机器。曾、李在会奏中指出，设此局的目的在于“将外洋各种机器实力讲求”，“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另外，他们也有着在日后进一步生产有裨于民生日用的各种耕织、印刷等机器的打算。在之后的数十年中，这一机构成了江南的洋务制造业基地和国家的机器生产重镇。它下设十多个分厂，承担了生产军火、修造轮船、制造机器、炼制钢铁等多种任务，直隶与江南军队所使用的武器大部分都由其生产。它还将广方言馆纳入其中，负责翻译科技书籍、培养外语人才。这一机构的主体部分在民国后仍作为兵工厂存在，直至抗日战争时被拆毁。另外，其造船部门在清末改称“江南船坞”而开始独立运作，至中华民国后改为江南造船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改为江南造船厂，至今仍是我国重要的制造企业。

自1870年调任直隶总督后，李鸿章便将洋务事业的重点转向近代民用工业的创办，其中重要的民用工业包括上海的轮船招商局、机器织布局，唐山的开平矿务局，天津的中国电报总局。因政府缺乏足够的资金，这些企业多向商人募股，采用官督商办的形式。

1872年成立的轮船招商局是李鸿章所办民用企业中业绩最好的一个，它的主要建设目的在于防止外商垄断中国的民船航运业。其总部设在上海，在国内的天津、烟台、汉口、广州等主要港口和国外的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地都设有分局，买办商人徐润、唐廷枢、盛宣怀先后主持局务。招商局成立后，与当时占据中国航运业主要业务的美国旗昌轮船公司、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等展开了激烈竞争。官方的背景令招商局得以承载了许多诸如漕粮运输之类的大宗业务，顺利站稳了脚跟。1876年有奏折中提及，因招商局之成立，“中国之银少归洋商者，约1300余万两”。1877年，它以220万两银购买了美国旗昌公司的全部旧轮船和其他设备，将船只增至33艘，业务能力大为提高。在航运业务之外，轮船招商局还出资创办了中国近代的第一家银行、第一家保险公司、第一家电报局，并修建起了第一条铁路。此外，它参与筹办的南洋公学，成为今天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1909年轮船招商局改为完全商办，民国后又被国民政府收归国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招商局在大陆的一部分先由人民政府接收，迁往香港的全体员工及13艘轮船后亦宣告起义。如今从时常可见到的“招商银行”之名号中，我们仍可依稀追忆起李鸿章当年所开创的事业。(www.xing528.com)

1878年，李鸿章开始主持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在此之前，他便曾感叹：“英国洋布入中土，每年售银三千数百万，实为耗财之大端。”此织布局之开设，正有与洋人争利的目的。1880年，著名学者、自幼即从事买办的郑观应为上海机器织布局草拟了招商集股章程，李鸿章又为之奏请“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也就是说十年之内不准中国商人在上海另行开设同类性质的企业，只能将资金投入该厂以分股息，从而保证该厂的利润最大化。此外，它还享受减免厘税等多重优惠政策。然而由于中途发生的上海金融风潮和人事更迭等原因，这一企业迟至1890年才开工投产。三年后，厂房又因火灾而焚毁。李鸿章深知与洋纱、洋布争利的必要性，毅然决定重建。1894年，由盛宣怀等募股，将之改名为华盛纺织总厂，建成投产。繁盛之时，厂中工人多达数千。在中国棉纺织史上，上海机器织布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李鸿章洋务事业的另一重点在于开矿，其中又以煤矿为重，在这方面成绩最突出的是开平矿务局。早在筹办各类军工产业之时，李鸿章便深切意识到能源的重要性。1877年，李鸿章委派主持轮船招商局的唐廷枢负责筹建开平矿务局，次年8月正式设局开井，这成为中国第一个使用机器的近代煤矿。自1881年开始，开平矿务局全面投产，煤炭得到不断开采，其投资者渐多，效益也越来越好。此后，煤矿开采量不断实现跳跃式猛增，大幅占领市场，有效抵制了洋煤的销售。据统计，1882年天津煤炭市场上投入的洋煤尚有5400余吨，至1886年这一数字已减至300吨左右。此外，该处所出产的煤矿还大量销售至香港和海外地区。1892年唐廷枢去世，江苏候补道张翼继任矿务局总办，经营腐败，入不敷出。后来，这一煤矿逐渐落入英国人之手。

“官督商办”是李鸿章后期所办诸多洋务事业的主要形式，它极大程度地反映出古老的中华帝国体制与近代商业资本运营之路结合初期的一些特点。所谓“官督”即由官方委派总办、会办等职，代表政府参与管理；“商办”即参考西方股份制公司的形式，募集商股筹办并扩大企业。因此，这些洋务企业中的主要负责人，如盛宣怀，便带有十分浓厚的“亦官亦商”色彩。采用“商办”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社会资金扩大规模，也避免了政府方面有可能遭受的风险损失。而“官督”的背景则可谓利弊参半。一方面，它使得企业具备了官方提供的保护和特权，能够更大程度地集中力量应对风险和竞争，也有能力去破除许多社会观念所带来的巨大阻力，而这些都是仅靠民间力量所无法实现的。另一方面，晚清官场的暮气也从一开始便进入了这些新兴的产业当中，令其难以进行最为优化的合理运作。人情干预、贪墨腐化等难以根除的官场陋习仅是负面影响之一部分，更主要的还在于这些企业需承担政府的许多巨额财政开支，如电报局便曾在八年间先后为朝廷报销银140余万两，轮船招商局更时时要负担诸如赈灾、筹防、恭贺帝后生辰等事项的款项。由李鸿章的手笔描摹出的这一开创性的“官督商办”图景开启了中国近代化事业的道路，同时也预示着这条道路注定充满坎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