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洋务人才，将来收效如何？与他们的清朝一书相关

李鸿章深知当时之世谋求自强之道的关键在于西方，而增进对西方的了解关键在于人才。因此，他从很早便开始从人才培养的角度谋求变革。1863年3月，李鸿章奏请于上海、广州这两个与西方接触最多的重要城市添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以培养通西学的人才。不久他奉旨将上海敬业书院改建为广方言馆，招收14岁以下儿童住馆学习，聘英国人为教习，教授外语及自然科学知识。这里培养的学生后来大多成为各机构的翻译人员。

李鸿章本人虽少年科第起家，但对于地方实际事务的多年操练让他深知，在传统的科举体制中士人所受的知识训练不足以应对当世变局，因而他很早便在思考对于科举现状进行改革。1864年，他致书总署，提出若要学习外国利器，培养懂得相关技术的人才，最好“专设一科取士”，因为唯有从制度层面给予出人头地的保障，令“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方能达至“业可成，艺可精”的效果，从而会集人才。另外，他也针对“习为章句帖括，嚣嚣然以经术自鸣”的反对者上疏回击，称这些士人对和保国安民有关的一切实政丝毫不加以深究，一味认为理财之道乃是为了搜刮利润，治兵之人皆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他认为“俗儒之流弊，人方之败坏因之，此最可忧”。

1872年，已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与曾国藩联名致函总署，请求派少年子弟赴美留学，由此诞生了中国第一批政府公派的留美幼童。该计划由中国首位耶鲁大学毕业生容闳大力提倡，得到李鸿章的鼎力支持。按计划拟选定共120名幼童，分四批赴美，每批学习15年，之后回国听政府派遣。在李鸿章的主持下，首批学生共30名于1872年8月登船赴美，随后三年中又有三批分别启程，120名之数全部完成。留学生以翰林出身的陈兰彬担任监督，以保证儒学训练。在设想中，他们应主要学习工程技术等西学项目，在思想意识层面仍需保持中学正统。而实际上，在美国的社会大环境中，这点很难做到。很快，这些年轻人从思维观念到饮食服饰等方方面面均已西化，甚至有人剪去了辫子。这些变化引发了极大批评，1881年，政府决定中止这一项目，将全部留学生召回国内。据容闳记载，李鸿章对这一计划的中道而止在私下里表示极为不满。虽然这批幼童当中顺利完成大学学业的寥寥无几，但却成为为中国近代化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最初一代人，其中包括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唐国安、清末的交通总长梁敦彦、民国初年的内阁总理唐绍仪等。(www.xing528.com)

虽然李鸿章很早便认识到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但此事绝非朝夕之间便可成功的，其收效更多在于将来。况且，培养新式人才乃至调整科举制度牵连甚广，在许多人眼中，这是对于中国千年来正统儒家秩序的极大威胁，会导致人心失范、风俗糜烂，因而阻力重重。在北京，恭亲王奕最早筹办京师同文馆时，便引来物议沸腾，有人创作一对联称：“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弟子拜异类为师。”这位道光帝的六皇子因多与洋人打交道而得到“鬼子六”的外号。身为天潢贵胄的奕尚且需面对如此多的非议，李鸿章所谋之事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因此，讲求务实的李鸿章并未在这方面过多致力，而是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眼前的事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