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毕生以儒家圣贤之道德典范自勉，常怀急流勇退之志，太平天国的平定意味着其事功已达顶点，而他又知晓湘军将领多功高难制，遂将旧部多加遣散。但太平天国虽已勘定，捻军却仍在活跃。于是，剿捻的重任便被更多地寄托在了李鸿章及其淮军身上。1864年12月，太平天国余部与捻军会合，声势大振。不久后，被清廷倚为重将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中捻军埋伏阵亡。1866年10月，捻军在河南分为东西两支，向两路作战。12月，朝廷命曾国藩回两江总督本任，筹划后路粮草，以李鸿章为钦差大臣，专办剿捻事宜。针对捻军流动性作战的特点，李鸿章遵循并灵活运用曾国藩制定的“以静制动”策略，沿黄河设防，步步为营，两年内成功将两路捻军平定。1868年8月，李鸿章得赏加太子太保衔，升协办大学士，之后受召来京陛见两宫太后与同治皇帝。
从咸丰三年（1853）离京至此时，共历一十五载，当年的儒生历经戎马生涯，已成为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抵京后，李鸿章获赐紫禁城内骑马如仪，终于一日看尽长安花。
在历经太平天国与捻军等战乱的冲击之后，大清帝国迎来了“同治中兴”之局，但在李鸿章等“中兴名臣”的身上，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已然悄悄发生。其中最为突出的即权力之下移，地方主义势力开始抬头。自嘉庆朝平白莲教之乱中团练兴起，地方军事化的进程便已然隐现。至曾、李的湘、淮军起，这一趋势已极为明显。乱局戡定后，过去被分散的督抚权力被集中在一批汉族大员手中，他们掌握了部分的独立财政权，在用人方面也极有话语权。虽然这时的清廷作为儒家帝国秩序的正统所在，对于地方仍掌握着绝对的权力，但一些独立的苗头正在浮现，并将随着中央的衰落而日益增长。由湘、淮而至日后的北洋，地方权力始终在传承并强化，终于在民国时期酿成了军阀混战的格局。(www.xing528.com)
另外我们也应注意到，这场“中兴”是一场儒家秩序的胜利。曾国藩是儒家道德的坚定维护者和自觉实践者，他将正统秩序中潜藏的力量加以最大程度的调用。对于洪秀全杂糅了种族论及基督教教义的反叛思想，他在檄文中称之为“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并高呼“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由此他成功地调动了地方士绅的活力，并以之为骨干筹练湘军。清廷作为儒家正统秩序的维护者，对当时整个中国来说仍有存在的必要，这是这场胜利的根源所在。
李鸿章虽与曾国藩同样是儒家政教的坚定维护者，但正如上文所指出的，他身上也有着不同于乃师的一些特质。正是这些特质让他走得更远了一步，让他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时代乃“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并通过种种实际行动成为中国近代化之路的开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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