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进士李鸿章庶吉士跻身清朝翰林院，曾国藩认可的大才

1823年2月15日，也就是清道光三年正月初五，李鸿章出生在安徽合肥。他的祖上世代耕读，至父亲李文安时，家族的兴旺之兆方开始显现。在1838年的戊戌科会试中，李文安高中进士。与他同榜的有后来对大清国运和李鸿章的人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曾国藩。

李鸿章字渐甫、子黻，号少荃，在兄弟六人中排行第二。从幼年开始，他便在父亲的引导下涉猎儒学经典，并投入大量精力习练科举所需的应制时文和试帖诗。在应试方面，李鸿章表现出极高的天赋，18岁便中了秀才。1843年，刚过弱冠之年的李鸿章奉父命进京准备参加乡试，并于次年顺利中举。中间经历一次会试落榜之后，1847年他又成功考取进士，成为一名翰林院庶吉士，这时的李鸿章年方24周岁。两年后，其兄李瀚章也以拔贡方式参加朝考而获一等。短短十余年间，合肥李氏成了少有的“一门三进士”之家。

李鸿章首次进京时意气风发，曾连作《入都》诗十首，其中第一首最为世人所熟知。其诗云：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定须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野鸥。

笑指芦沟桥畔路，有人从此到瀛洲。

在这篇挥斥方遒的文字中，这位青年儒生对自己向往的功业和豪情丝毫未加遮掩。对仕途前程的渴望、执迷和阔达雄健的气魄，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李鸿章的性格特质，并进而影响了他人生中的许多关键 选择。(www.xing528.com)

我们可以以曾国藩为参照来感知李鸿章的某些性格特质。在北京准备科举之时，李鸿章便“以诗文受知于曾夫子，因师事之，而朝夕过从，求义理经世之学”。曾国藩也认为这位后生“大才可用”，并将李鸿章和与之同榜的三位进士并称为“丁未四君子”。比较曾、李二人，可发现他们有着一脉相承的思想倾向，即对义理与经世之学高度认可。

清代学术发展历程一直以汉宋之争，即考据与义理之间的对立统一构成主流脉络。考据学者侧重对儒家经书内容与细节的具体考证，义理学者则更为注重对宋代以来在天下秩序中作为根本原则与规范的“道”之阐发。嘉道年间，随着社会危机的加剧，经世之学作为一种重要性不亚于二者的思想路径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魏源、贺长龄、陶澍、包世臣等均是其中代表。他们认为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士人应对国家和社会做出实质性的具体贡献，因而积极倡导在河工、漕运、盐务等与富强直接相关领域的实务改革，并留下了大量著作传世。

如前文所述，曾国藩师承多家，学兼汉宋，并深谙桐城派古文之学，以“通儒”闻名。他将学术体系分为义理、考据、辞章和经济四项，以义理居首。在他看来，考据的意义在于充实义理，辞章的意义在于阐扬义理，而经济的意义则在于以义理之道经世济民，因而显得格外重要。曾国藩生于湖湘，秉承了该地将理学的道德精神与经世致用的实效相结合的地域文化，一生以事功践履着义理之道。

而李鸿章与曾国藩虽均以事功扬名，但两人有一个绝大不同之处，即曾国藩毕生为人行事皆以其深厚的儒家学问作为根底，而李鸿章却并未在学问方面投入过大精力。虽然他自称“鸿章弱冠时，颇有志为学”，但是过早地走上建立事功之路使得他并未经历长久的沉潜于书斋中的时光。在少年的科考生涯中，他接受了儒学经典的系统训练，也具备了写出华丽雄壮的诗文的能力。师从曾国藩后，他对桐城派所热衷的“文以载道”论推崇备至，这些构成了其学问的根底，但它们更多地停留在工具层面。后来，他因办理洋务而较多接触西方人与西方的技术，但也并未从根本上去深入探究西学之堂奥。后人梁启超以“不学无术”四字概括李鸿章对世界竞争之实质的无知，可谓有其道理。

但沉潜书斋之意愿的缺乏却得以让李鸿章更进一步继承乃师的经世精神，并在事功之路上走得更远。他并不像曾国藩一样在儒家道德训练方面十分用心，而是始终以务实作为一生事业的根本基调。在晚清政局波谲云诡与内外交困的纷扰杂乱中，李鸿章能够成为全国举足轻重的人物，正是凭借了其种种气魄宏大的务实行为。然而，学术底蕴的缺乏却容易使其所务之实缺乏可以凝聚在一起的核心力量，因而在强大的时代潮流冲击面前易显得精神涣散，也无力针对现实之弊做出更进一步的大刀阔斧的根本变革。李鸿章一生勉力经营的事业终以风流云散收场，很大程度上也要归结于此。

1850年，李鸿章三年的庶吉士生涯结束。散馆之后，他以优异成绩被授以翰林院编修，正式成为一名翰林。翰林院是朝廷栋梁之材的根本储备之所，唯有曾为翰林者日后方有可能入阁成为大学士，得享士林中的最高荣誉。身为一名儒生，未经太多波折便获得了最为符合“正途”的出身，李鸿章的似锦前程似已铺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