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九年五月(1870年6月),天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曾国藩再次充当消防队长,被清廷紧急委派前往处理,结果铸成了他的终身遗憾。
同治九年(1870)四月,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事件。时值天气炎热,疫病流行,天津育婴堂中有三四十名孤儿患病而死,每天有数百人到坟地围观,挖出孩子的尸体查看。于是民间开始传出“外国修女以育婴堂为幌子,绑架杀死孩童作为药材之用”等荒谬谣言,导致民情激愤,反洋教情绪高涨。有数千名群众包围了教堂,教堂人员与围观的人群口角,引起抛砖互殴。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要求清方派兵镇压,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在前往教堂的路上,与知县刘杰相理论,怒而开枪,打伤了知县的侄子刘七,民众激愤之下先杀死了丰大业及其秘书西蒙,之后又杀死了十个修女、两个神父、两个法国领事馆人员、两个法国侨民、三个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和位于教堂旁的法国领事馆,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其他四座基督教堂。破坏行动持续了三小时。事件爆发后,外国军舰驶向天津,以法国为首的七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抗议。
清政府极为紧张,一面发布谕旨严令各地保护教堂和通商口岸的外国机构,一面立即指派曾国藩前往天津查办。曾国藩此时身体已十分衰弱,患有肝病,右目全盲,左目仅剩余光,并有眩晕症。接到此谕,他立即意识到自己将陷入凶险莫测的政治旋涡之中。怀着悲怆的心情,曾国藩硬着头皮于当年六月初十到达天津。
事关朝廷安危,所以曾国藩认定处理此案的方针是不惜屈辱求和。上谕要求曾国藩“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但要同时做到这两点谈何容易。曾国藩奏称:“此次天津之案,事端宏大,未能轻易消弭。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他认为,“以后仍当坚持一心曲全邻好。惟万不得已而设备,乃取以善全和局。兵端决不自我而开,以为保民之道;时时设备,以为立国之本,二者不可偏废”,解决的办法“应以拿犯、赔银二者为结束”。
按照这个观念,曾国藩发布《谕天津士民》,对天津人民多方指责。随后他经调查,确认育婴堂并无诱拐、伤害孩童之事。于是他更加积极缉凶,先前已抓捕了80余人,但能认定为真凶的不过七八人。曾国藩担心人数太少洋人会不满意,决定进一步搜捕,定要凑足21人抵命。他向李鸿章交底说,他拟查处21人,一命抵一命,便可“交卷”。他决心对案犯无论能否找到证据,皆要定案,哪怕明知是冤屈。
这一做法遭到舆论的广泛质疑和强烈谴责,连曾纪泽、李鸿章都认为不妥,对他进行规劝。但曾国藩悍然不顾,继续我行我素,固执地认为非如此不能让洋人满意而弭衅,于是最后判20人死刑,25人流放,赔偿各国银49万两,派崇厚为中国特使赴法国“谢罪”、赔礼道歉。法国因随后发生了普法战争,无暇顾及东方事务,因此接受了这个条件。(www.xing528.com)
对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曾国藩声誉大受影响。面对沸腾民怨,清政府为推卸自身投降屈膝的责任,装聋作哑,不为曾国藩辩护,反而让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这等于宣布天津教案是曾国藩个人办坏,由于他的软弱无能,清政府不得不中途换人。曾国藩惨被朝廷作为替罪羊拋弃,但他只能再次“牙齿打脱了和血吞”。交接后,曾国藩问李鸿章:“你与洋人交涉,准备怎么办?”李鸿章回答:“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只同他打痞子腔。”李鸿章最后做判决时,将死刑改为16名死刑、4名缓刑,其余不变。
曾国藩并不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他抱怨朝野舆论根本不理解他委曲求全的苦心。到了南京后,他既对清政府的前途更加担忧,更为天津教案而内疚、恼怒,心情压抑,外症内恙不断加重,身体每况愈下。终于,在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突然逝世于两江总督衙署,终年62岁。清政府对这个忠实臣仆进行了优恤:拨专款治丧,赐祭,发上谕褒奖,开复所有处分,追赠太傅,予以最高等级的谥号“文正”。然而,这也难掩曾国藩一生所服膺、践履的理学,在面对日益加深的国内外矛盾时显得苍白无力。理学的复兴究竟还是难以拯救积重难返的衰颓国势。
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湘淮系汉族地主阶级地方势力的崛起,是清末地主阶级政治结构发生的最为明显的变化。许多出身于湘淮系的新贵,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后来大都转化为洋务派,成为洋务运动的中坚力量。理学经世派在洋务派乃至整个洋务运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曾国藩维护“中体”的思想观念终究敌不过弱国无外交的现实,所谓中兴,不管是于国还是于儒学,都是回光返照。曾国藩虽然一只脚迈进了近代化的进程,但他终究是个旧士大夫,只能被埋葬在封建王朝的暮气之中。
曾国藩是近代中国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在文学、教育、书法方面也颇有造诣,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百余年来,他一直是众多学人研究的对象,但是对他的评价却始终充满争议,难求统一。在他的身上,体现了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复杂性。他在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之一—太平天国与清王朝的战争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血腥镇压了底层人民对腐败的清王朝的反抗,手上沾染了千万人的鲜血,但也阻止了太平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过度破坏。他肇建的湘淮系成为近代军阀的鼻祖,并使汉族官僚崛起于清朝政坛,最终在日后取代清王朝。他力图通过洋务新政来为清王朝续命,却又无形中吹响了中国近代化的号角。他所提倡的新理学、经世之学、齐家方法等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财富。关于曾国藩的是非争论还会随着有关研究的深入而继续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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