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学人重经世-湖南理学传统带动晚清经世复兴

在晚清，湖南地区可谓人才辈出。然而直到清代道光年间，湖南的经济文化一直处于落后状态。湖南北阻大湖，境内多山，既远离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又与文化发达的江浙地区很少往来，遂使湖南士人思想保守、消息闭塞，不容易受到外部思想的影响。湖南的这种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状况，造成湖南学术界的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程朱理学一直居于统治地位，一是注重经世致用。

湖南地区的理学传统源远流长，成为晚清理学复兴的一个重要基地。乾嘉以来汉学风行海内，然而“湖湘尤依先正传述，以义理、经济为精宏，见有言字体、音义者，恒戒以逐末遗本。传教生徒，辄屏去汉唐诸儒书，务以程朱为宗”。所以湖南文士多习理学，习汉学者很少，但无论治理学或者治汉学，都注重研究有用之学和社会实际问题，而论其功力则当首推魏源。魏源长期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尤为重视历代典章制度的考订，对湖南的学术风气有着很大影响。他所辑录的《皇朝经世文编》一书，由贺长龄刊刻发行后，“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

湖南的这种学术风气对曾国藩这一代士人影响很大，可以说是曾国藩集团形成的思想基础。当时，湖南有两所名气最大的书院，一所是岳麓书院，另一所是城南书院。清代乾嘉以来，这两大书院的几代山长都讲习宋学，注重实用，因而这两所书院实际上成为培育曾国藩集团的思想教育基地。曾国藩集团的首领和骨干人物，如曾国藩本人、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郭嵩焘、曾国荃等都在这两所书院学习过。

京官时期，曾国藩真正开始了其理学实践。道光二十一年（1841），曾国藩为了弄清治学门径，向他的同乡长辈唐鉴登门求教。唐鉴，字镜海，湖南善化人，翰林出身，道光二十年（1840）内召为太常寺卿。他号称理学大师，在京师士林中颇有声望，因而曾国藩慕名投拜，向他请教“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唐鉴教导他，读书应当熟读《朱子全书》，以此为本身体力行。为了进一步强调理学的重要地位，唐鉴对曾国藩说：“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中。”他又说：“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

曾国藩在写给诸弟的信中说：“近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可见唐鉴等人对他鼓舞之大、影响之深。

道光二十二年（1842），曾国藩向倭仁请教修身之道。倭仁告诉他“研几工夫最要紧”。倭仁说颜子之“有不善未尝不知”是研几工夫，还告诉他必须“写日课”，并且要“当即写，不宜再因循”。倭仁所说的“研几”就是要抓住思想或事物发展过程中刚刚露出的苗头加以认真研究，从而发现其发展趋势和利害关系；其“克己之法”就是通过静坐、写札记等自省工夫和相互讨论，将一切不合封建王道的杂念消灭在微露苗头之时，以使自己的思想沿着封建圣贤所要求的方向发展，并且将学术、心术、治术连通一气，使学问得到增长、道德水平得到提高，从而逐步体会和学习治理国家的本领。这就是理学家那一套完整的修、齐、治、平理论。

但曾国藩对于程朱理学并不是盲目崇拜的。他在政治实践中逐渐发觉程朱理学有“指示之语，或失于隘”“病于琐”等局限。他认为应该对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采取兼收并蓄、扬长避短的态度，以此推进儒学 发展。

这一时期，曾国藩在学术问题上除向唐鉴、倭仁等请教外，还经常与刘传莹、吴廷栋、邵懿辰、何桂珍等人进行讨论。这些人多为治理学者，唯刘传莹、邵懿辰治汉学，刘传莹属古文经学派，邵懿辰为今文经学派，他们在京师都有些名气。这些交往活动不仅使曾国藩增长了各方面的见识，也使他大大提高了个人声望。

由于他的地位和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曾国藩并没有成为一位学问家，但其所提倡的经世之学、齐家方法等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财富。他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典型代表，是儒家“内圣外王”理想人格的成功实践者。儒学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论修身，曾国藩高度自律，遵行理学修身规则，成为封建道德的典范；论齐家，曾国藩注重对家庭成员的教育，《曾国藩家书》是他毕生齐家思想的真实写照；论治国平天下，曾国藩办湘军，安清朝江山，平定太平天国，镇压捻军，晚年还以实际行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掀开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序幕。(www.xing528.com)

曾国藩尤其强调重视《礼》学和人的心性修为。他认为人的心性修养既要尊德性，又必须行以实际，反对空浮宽泛之论。曾国藩汉宋兼采，“尊德性”与“道问学”两者相辅相成，彼此统一，而其统一的结合点即在于经世思想。他的“尊德性而道问学”在实践上的体现是组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挽清王朝于既倒。

曾国藩一生服膺“挺经”，非常相信主观意志的作用，有时甚至把自己一生中取得成功的原因归之于“坚忍”二字。他说：“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又说：“本部堂办水师，一败于靖港，再败于湖口，将弁皆愿去水而就陆，坚忍维持而后再振。安庆未合围之际，祁门危急，黄德糜烂，群议撤安庆之围，援彼二处，坚忍力争而后有济。至金陵百里之城，孤军合围，群议皆恐蹈和、张之覆辙，即本部堂亦不以为然，厥后坚忍支撑，竟以地道成功。”通过这些经历，他得出结论，“凡发一谋，举一事，必风波磨折，必有浮议揺撼”，“可见‘天下事’果能坚忍不懈，总可有志竟成”。曾国藩与太平军鏖战十余年，屡败屡战，最终成功。

镇压太平军后，曾国藩认为此时应当“功成身退，愈急愈好”。他断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奏请停止向他拨给广东厘金，以削利权；大量裁撤湘军，特别是不再保留曾国荃所部，该部被清政府视为曾氏弟兄嫡系部队，是清廷最不放心的一支力量；基本保留李鸿章的淮军，作为继续镇压各地起义军等反清力量的工具；奏请曾国荃因病开缺，回籍调理。这四个举措受到朝野的一致赞赏，极大缓和了他与清政府的矛盾，曾氏家族的功名、地位皆得到保全。曾国藩“忠君体国”的理念深入骨髓，加之清廷对其也有隆遇之恩，因此他是断然做不出取清廷自代之举的。

此时，理学官员在朝中已经荣登显要，他们占据朝内外要津，引起统治阶级内部各派势力的盈缩消长，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在地方，湘系及与之关系密切的将领随着曾国藩地位的上升与巩固，一个个飞黄腾达，如李鸿章先为江苏巡抚，后升两江总督；刘长佑任直隶总督；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沈葆桢任江西巡抚；曾国荃任浙江巡抚等，他们都与曾国藩有密切的关系，因而成为地方大员。这些具有理学背景的人物，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逐渐成为统治阶级内部一批新兴的实力派，支撑起清王朝岌岌可危的江山。

《曾国藩家书》是曾国藩的书信集，记录了他近30年的活动，主要包括修身、齐家、治军、为官等诸多方面，所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虽然涉及的领域广泛，但其核心内容始终围绕着修身做人、治家教子展开，其中蕴含着优秀的道德思想内涵。曾国藩的家庭道德教育思想广泛吸收儒家的仁、孝、忠恕思想，践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同时也深受道家持盈守虚思想的影响，追求静虚、寡欲、盈亏之理；此外还受墨家强本节用思想、佛家慈悲平等思想的影响。

曾国藩在家庭道德教育方面回归原始儒学，强调修身从齐家开始，把传统伦理道德付诸家庭德育实践。其核心表现为行道妻子，孝悌为本；勤俭持家，克己奉公；乐天知命， 修身为本；读书明理，不忮不求。他的家庭德育思想既有对儒家的传承，又与时俱进，强调道德与实践的统一。他的家庭德育思想影响深远，近代许多人曾提倡阅读《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的思想始终以理学为核心，而又显得博杂多变，这与他一心为封建统治阶级尽忠报效的政治志向和经世致用的治学作风是分不开的。他将平生所学付诸实践，以期挽回封建统治阶级日趋衰落的形势，重新振兴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曾国藩力图恢复经济发展、整饬吏治、巩固清王朝统治。但是，他很快发现民生凋敝越来越严重，阶级矛盾在继续发展。而最使他失望的是清廷中枢无人能力挽狂澜，大清朝可谓“抽心一烂”，中兴已无希望。在这种背景下，曾国藩仍然循规蹈矩，勤政理事，清案、赈灾、察吏、治水，无所不至，还撰写了不少文章，深入研究学问。只是，他的内心实际上惶惶不安，几乎难以度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