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力行反对西方侵略，垂青美国洋务思想

五口通商后，西方侵略势力步步深入中国。到了太平天国起义时期，西式武器已被清军和太平军共同使用。此时中国的国内战事已经改变了过去那种以冷兵器为主的作战模式，进入了冷热并用时代，单靠冷兵器已经难以在战场上取得优势。曾国藩在实践中认识到，洋炮比中国的土炮性能优越，确是克敌利器，所以，他耗费巨资，前后购买了上千门洋炮。尤其是湘军水师，其船头火炮多为前膛装弹的西洋滑膛炮，每每在水战中大显威力，打得太平军樯倒桅裂。但出于理学思想，曾国藩不愿意湘军过于“西化”，故而对西洋武器的接纳程度不像李鸿章那么高，始终抵触使用洋枪。他认为，“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攻守之要，在人而不在兵”，还说：“炸炮、轮船虽利，然军中制胜究在人而不在器。”这导致在围攻天京时，面对杨辅清等装备洋枪和开花弹的太平军先进部队，湘军非常吃力，据曾国荃形容，太平军“弹如雨下”，湘军伤亡巨大。相反，淮军则尽力使用西式武器，武器先进程度超过了湘军和太平军。

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对曾国藩的思想触动更大。洋人攻占北京，火烧皇家宝地圆明园，迫使清帝仓皇出逃，死在京外。列强强迫清廷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扩大侵略权益，事后又“化干戈为玉帛”，帮助清廷镇压太平军。清廷亦发生辛酉政变，之后与洋人加强勾结，从中央层面开始维护清王朝统治的洋务运动。波谲云诡的政情变幻，对曾国藩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曾国藩的经世思想帮助他迅速调整观念，顺应这一潮流，开始应对洋务问题。他认为中国之所以遭受屈辱，是因为自身力量不足所致。

曾国藩的洋务思想主要有下列几方面：

一是限制外人干涉中国事务的程度。曾国藩认为，应与西方国家进行接触，而不是拒之门外，因为想拒绝也拒绝不了。但是不能让西方国家直接干预中国的根本性军政问题，必须将与它们的交往限制在一些次要的层面，如经济层面。当时，洋人“助剿”太平军的问题迫在眉睫。咸丰十年（1860）十月，清廷下旨命令曾国藩对俄国提出的出兵“助剿”和代运漕粮要求进行复奏。曾国藩经过认真考虑，认为不宜允许俄国“助剿”，但可同意其代运漕粮。

同治元年（1862），发生了“阿思本舰队事件”：清政府花费巨资筹建一支近代化舰队，进攻天京。但受托筹办舰队的洋员李泰国却擅自将舰队交予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指挥，要求清廷不得干预。曾国藩得知后坚决反对，联合曾国荃、李鸿章、彭玉麟等实力派强硬拒绝“阿思本舰队”前来助战，建议宁可花费的银子全打水漂，也不能要这样的舰队。最后清政府听从了曾国藩等人的意见，将舰只全部退回。在这件事上，曾国藩无疑维护了国家的主权。

二是必须搞清外国情况，有针对性地“驭夷”。他有意识地组织人手研究“夷情”，并对西方几个大国进行了分析，认为英国最狡黠，法国次之，俄国的势力大于英、法，英国对其有所畏惧，而美国则“性质醇厚，其于中国素称恭顺”。正是因为有这种分析，他此后进行购买武器、派遣留学生等洋务活动，皆有意垂青于美国。

三是必须加快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实现自强。这是曾国藩洋务思想的核心。咸丰十一年（1861），他明确支持奕关于购买西洋船炮的主张，在其《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中说：“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凡恃己之所有，夸人所无者，世之常情也；忽于所习见，震于所罕见者，亦世之常情也。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恃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同治元年（1862），他又重申：但使彼（洋人）之所长我皆有之，洋人恭顺，“则报德有其具”；洋人叛逆，“则报怨亦有其具”，从而进退可恃，立于不败 之地。(www.xing528.com)

由此也可见，曾国藩不仅要购买洋器，而且要实现自造。对自造他尤其重视，锐意讲求，很早便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与实践。

早在进剿太平军初期，曾国藩便设立炮局，召集国内优秀匠人前来仿制洋炮和西洋水雷。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在安庆设立了第一个近代兵工企业—安庆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后来，攻占天京后，曾国藩将该厂迁往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制造局。同治元年（1862），安庆内军械所试造火轮船，曾国藩“阴有争雄海上之志”。同年，华蘅芳和徐寿试制成功第一台蒸汽机，曾国藩十分高兴，在其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同治二年（1863），徐寿在金陵试制小火轮船一艘，曾国藩极其欣赏，命名曰“黄鹄”。这是中国最早的自制火轮船之一，且在制造过程中没有任何洋人参与。曾国藩亲乘此船试航，并打算“将以次放大，续造多只”。同年，友人将中国第一位留学生容闳介绍给曾国藩，曾国藩遂令其赴美购买机器，以图建设制造局。同治四年（1865），容闳携购得的机器归国。

李鸿章在上海期间，天天和外国人接触，曾致书曾国藩“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因此极力“资取洋人长技”。同治四年，曾、李二人在上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曾国藩命冯焌光、徐寿负责经营，华蘅芳助之。容闳曾高度称赞曾国藩设立江南制造总局的开创性功劳：“自余由美国采购机器归国以来，中国国家已筹备千百万现金，专储此厂，鸠工制造，冀其成为好望角以东之第一良好器厂。故此厂实乃一永久之碑，可以纪念曾文正之高识远见。世无文正，则中国今日还不知能有一西式之机器厂否耶！”

金陵机器制造局和江南制造总局是曾国藩一直关照的重点，他尽一切能力促进两厂的发展，使两厂成为有名的近代化兵工企业，在洋务运动和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

此外，江南制造总局还设立了一个译书局，将外国科技书籍译介到中国。这是中国洋务运动中的一件大事，此后西洋文化的输入都以此为张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