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书生筹军，挫败清政府，内讧丛生

1851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广西爆发，很快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起义者利用自己创立的拜上帝教反对传统的儒、释、道三教，把孔孟儒学称为“ 妖书邪说”。为了镇压起义，挽救清王朝的命运，以曾国藩为代表的理学士人纷纷投笔从戎，积极参与镇压太平天国的活动。他们一方面网罗士人，组织湘军等地主武装，进行武力镇压；另一方面打出“卫道” 的旗帜，呼吁振兴孔孟程朱之学，以对抗太平天国的“异端邪说”，恢复被起义打乱的封建秩序。可以说，这场全国性的社会动荡为程朱理学焕发余晖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领导的起义在广西桂平县（今桂平市）金田村爆发。太平军一再击败清军，夺取了大片土地，清政府统治摇摇欲坠。

为了挽回败局，清政府发布诏谕，令各省举办团练，镇压太平军。咸丰二年十二月（1853年1月），曾国藩接到了协助湖南巡抚办理湖南团练的谕旨。他一度十分犹豫，既想借此一展身手、建功立业，又担心居丧期间出面参战会被时人抨击。但不久太平军西征军攻占武汉，战祸蔓延至湖南，加之好友郭嵩焘和父亲曾麟书的劝说，曾国藩决定前往长沙办理团练。

曾国藩到任后，认为当务之急是迅速镇压造反民众。对于拥兵甚众的太平军，曾国藩一时没有办法，但面对零星反抗的群众和小股起事，曾国藩却显示了他的干练凶狠和铁石心肠。他直接跳过清朝法律对刑案的审理程序，实行“就地正法”的严刑。曾国藩还把地主组织起来，捕杀、捆送本乡、本族的“莠民”，以杀一儆百的方式，震慑任何敢于反抗统治的民众。地主镇压农民起义的积极性被迅速调动了起来。曾国藩家人在家乡带头响应，肆无忌惮大开杀戒。湖南很快陷入一片恐慌之中，民众为此给曾国藩送了一个外号—“曾剃头”，以谴责他杀起人来如剃发一样轻易、彻底。

面对太平军的兵锋，为了安抚地主阶级人心，曾国藩创作《保守平安歌》三首，第一《莫逃走》，第二《要齐心》，第三《操武艺》，四处传播，劝地主武装自己，组织团练抵抗太平军。

对于团练，曾国藩总结自己和他人的经验，将“团练”一分为二，赋予不同的含义：“团”，就是保甲，担负清查户口、搜捕群众等任务，以维护社会的稳定；“练”，则是编组的军队，用于与太平军作战。

此时清军用于与太平军作战的八旗、绿营等官军军纪涣散，战斗力低下，完全无法抵抗太平军的进攻。曾国藩曾尝试对湖南绿营兵进行改造，为此特别提拔选用了会打仗的低级将官塔齐布。但绿营兵害怕辛苦，不肯训练，对此曾国藩想进行处罚，结果引起提督鲍起豹、副将清德忌恨，他们嗾使兵变，围攻曾国藩住处，曾国藩差点被乱军打死。湖南的地方官员们也对曾国藩处处掣肘，他在长沙难以立足，于是前往衡州，打算在那里另起炉灶，编练一支真正能听其指挥、效命打仗的新式军队。这便是湘军。

曾国藩从多个方面努力打造这支军队。

在素质方面，曾国藩明确要求，不收游卒滑弁，只择“乡民壮健朴实者”，“练一人收一人之益，练一日有一日之效”。选入的兵丁，保留了乡民固有的诚实和勇敢，未曾沾染军营浮华的习气，因而比较容易训练。

在编制方面，乡勇原是民间自卫的力量，属于没有编制的队伍。曾国藩为了体现队伍的“正规化”，专门研究、颁订营制，以三百六十人为营，后增为五百人。每个营分四个哨，每哨分八个队，有劈山炮、抬枪、鸟枪、刀、矛诸队，加上亲兵六个队，共三十八队；每营长夫一百八十名；数营或数十营设统领一员；水师每营三百八十八人，船长、炮手、篙、舵、橹、桨，各有定制。

在训练和风纪上，曾国藩仿造明代骁将戚继光的训练法，每日操练各种阵法、技击。新兵至少要操练两个月。在此期间，体弱多病者、技术低劣者、油腔滑调者，都陆续被淘汰掉。曾国藩希望打造一支纪律严明、不扰百姓的队伍，为此他“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盖欲感动一二，冀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然而，湘军在这一点上最后做得并不好，在历史上留下了屠杀、劫掠百姓的污点和罪名。

在用人方面，曾国藩选择营官非常慎重。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则万不可以带兵。故吾谓带兵之人须智深勇沉之士，文经武纬之才。”他又说：“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劘，而后可以言战也。”无奈当时知晓军事的儒生寥寥无几，于是只要是能“以忠诚相期奖”者就可招入。由于儒生终究是信奉孔孟的，面对太平军创设的新教旨，必然以死相拼卫道，大有“我不知战，但知无走，平生久要，临难不苟”的精神，在曾国藩看来，这是最宝贵的，因此他认为儒生即使军事素养低，也可以任用。

在粮饷方面，曾国藩也是多番谋划。他知道绿营战斗力不强的原因之一就是待遇太薄，又不按时发放粮饷，兵弁们打仗不肯效死力，于是规定湘军的口粮如下：操演日给予一钱；出征本省土匪，每日一钱四分；征外省粤匪，每日一钱五分。队长、哨长以次而加；养伤银上等三十，中等二十，下等十两；阵亡恤银六十两。这比绿营的饷银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如此在物质上极大地保障了湘军的士气和战斗力。湘军的粮饷最初由捐募而来，后来由湖南、湖北的厘金等税收拨给，这就有了更稳定的来源。

在军中关系方面 ，湘军每一营内都是同县人，且各营人又都是湖南人，他们之间有同乡、同里、同族的关系，所以能齐心作战。但曾国藩也看到其不足之处：一旦长期征战，必然会引发思乡之情，加之营中皆为同乡，容易传染这种思乡气氛，导致军队失去征战之志。后期在围攻安庆、天京时，这方面的短板就暴露了出来。曾国藩为此投入大力做思想工作，后期甚至放任了湘军的一些劣行。

湘军的装备属于冷热混用，但仍以冷兵器为主。其中有相当数量的西洋火炮，是从广州等口岸进口的。但曾国藩对洋枪的使用颇为抵制，这使得湘军与后来的淮军比，在武器装备方面要落后许多，甚至一些太平军的部队，火器装备都要比湘军好。

在军事上，曾国藩明显地受到理学的影响。湘军集团的首领和骨干人物，如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郭嵩焘、刘蓉、刘长佑、曾国荃均为受当时学风影响讲习理学、注重实用的人物。曾国藩主张以礼治军。他认为，“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还说：“将领之管兵勇，如父兄之管子弟。父兄严者，其子弟整肃，其家必兴；溺爱者，其子弟骄纵，其家必败。”曾国藩的这套做法就是把封建伦理观念同尊卑等级观念融合起来，将军法、军规与家法、家规结合起来，用父子、兄弟、师生、朋友等亲友关系掩饰、调剂以至补充上下尊卑关系，以减少内部的摩擦与抵触，使士兵或下级易于服从。为达到这一目的，曾国藩非常重视对士兵的政治思想训练和军官的选拔、培养。但是，理学对他的影响也造成他在军事上出现了一些弱点，譬如行军迂缓、用兵呆板、不善打运动战，尤其不能亲自带兵打仗，等等。

除了打造能作战的劲旅，要击败太平军，还必须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曾国藩认为，要攻占天京，彻底击败太平军，必须控制天京上游的武汉、九江、安庆等战略要点。其中打武汉是第一步，只有打下了武汉，再向下游推进，集中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省力量合剿，才能置太平军于死地。对于这一战略，曾国藩始终坚持不渝，十年不变，这也是他最后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控制长江水路是必需的，这就需要打造强大的水师。于是水师成为曾国藩重点发展的军种，湘军水师不断得到强化，最后纵横长江上下，控制要道隘口，成为制约太平军机动能力、压倒太平军的重要力量。

曾国藩还建立幕府，吸纳人才从事政治、军事、战略制定、情报、经济等工作。由于太平军主张打倒孔孟，导致全国儒生纷纷加入反太平军的阵营，曾国藩的幕府一时人才济济，集中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人才。罗泽南、朱孙治、王錱等一批笃信孔孟的儒生成为湘军骨干。(www.xing528.com)

咸丰三年（1853）七月，湘军赴江西救援南昌，主动向太平军发起攻击，虽然被打得伤亡惨重，罗泽南的四个弟子阵亡，但湘军拼死不退，展示了远强于八旗、绿营的战斗力。此战极大增强了曾国藩的信心，从此更加用心扩军、练军，增强湘军力量。

在此期间，战局几度紧张，朝廷一再催促曾国藩出兵。但曾国藩非常慎重，认为湘军必须彻底整训完毕方可出击。为此他甚至坐视友军败亡而不顾。

最后咸丰皇帝忍不住试问他：“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着设法赶紧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

对此，曾国藩郑重地回答：我必等到船炮造齐才能出兵。目前饷乏兵单，谁能担保有什么成效？我只有不怕死的实干就是了。与其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受畏葸不前之罪！从此事也可以看出曾国藩谨慎、稳重的作战、行事风格。

不久，战况再度恶化，组建楚勇的江忠源战死庐州，曾国藩的会试座师吴文镕也战死黄州。太平军全力进攻武汉，并分兵攻击湖南。曾国藩认识到“事机幽危，不能十全”，于是率领已经练成的水陆兵勇一万七千人出征。

在出发之前，他发表了著名的《讨粤匪檄》，抨击太平军四大罪状：“①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②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③毁宣圣之木主……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④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这一檄文对煽动地主、儒生以及众多民众参战起了很大作用。

很快，湘军便与太平军交上了手，双方各有胜负。在湘潭，湘军击败了太平军，取得大捷。但在靖港，曾国藩亲率的水陆各营却遭到大败。一出马就打败仗，曾国藩愤恨到自投于水，幸被左右救了起来。退回长沙后，曾国藩对湘军进行了整顿，强化军纪，很快使湘军恢复了战斗力，然后按照攻占武汉的既定战略方针，重新向太平军发起攻势。

咸丰四年八月（1854年10月），太平军被湘军从武汉逐出。随后，湘军三路东进，在田家镇、半壁山进行了关键一战。结果太平军再次大败，苦心经营的防线被彻底摧毁，水师基本覆没，陆师损失大批精锐，湖北疆土大部分丧失。田家镇、半壁山之捷，增长了湘军士气。咸丰四年十月二十日（1854年12月9日），曾国藩指挥塔齐布、罗泽南北渡长江，攻占黄梅等战略要地，将九江团团围困。曾国藩乐观地认为，太平军经屡次大创，“东南大局，似有转机”。

在此期间，曾国藩一边指挥湘军作战，一边努力整顿吏治、举贤荐能、减轻民众负担等，使得湖南、湖北成为湘军的稳固后方，从而有力地支援了前线战争。

太平军连续失利，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深感震惊，于是改派天国名将—翼王石达开赶赴安庆主持上游军事。石达开审时度势，鉴于湘军士气旺盛、军锋正锐，水师更占绝对优势的实际情况，釆取了扼守要塞、以逸待劳、伺机打击的方针与湘军抗衡。

从十二月（1855年1月）始，湘军连续向九江、湖口等地发动猛烈进攻，但连连碰壁。石达开利用湘军大小战船配合不力的机会，将两者分割围攻，大败湘军，焚毁大量船只。不久，太平军再次发动更大规模的袭击。九江与小池口的太平军各抬小船数十只入江，冲进湘军船队纵火，焚烧了大批战船。太平军小船又将曾国藩的坐船团团围困，打死船上多名手下。曾国藩羞愤至极，再次投水自尽，被救起，送往罗泽南陆营。

这一仗让湘军上下心惊胆战，士气低迷。太平军转败为胜，重新掌握了主动权，随即开始了反攻。咸丰五年二月十七日（1855年4月3日），太平军第三次占领武汉，再次控制了湖北大片土地，又分兵攻江西各地，江西全省动荡不安。湘军大将塔齐布、罗泽南继续围攻九江，但仍是坚城难下。塔齐布于七月十八日（8月30日）患气脱之证呕血而死。咸丰六年正月二十五（1856年3月1日），太平军又攻占重镇吉安，随即乘胜北上攻破湘军樟树镇大营。曾国藩困守南昌，四面被围。为了打出一条出路，曾国藩派罗泽南回援武昌，会合湖北巡抚胡林翼的队伍去反攻。罗泽南想着尽快将武汉攻下来，再往救曾国藩，日夜在战场一线督战，结果被火炮击中，重伤而死。一连损失两员重要大将，战场劣势无法扭转，江西的官员又对曾国藩处处排挤掣肘，这无疑是曾国藩最困难的时候，大有山穷水尽、众叛亲离之感。

然而，曾国藩并未放弃。他所服膺的“挺经”—顽强坚持，不屈不挠，“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的思想，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他生平长进全在受辱之时，总是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忝然自馁”。艰难困苦，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的好时机。“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曾国藩咬紧牙关，继续对湘军水陆师进行整顿，顽强抵抗太平军进攻。

只要坚持住，事情便会有转机。果然不久之后，内外形势便发生了变化。太平军方面可谓连连失误：先是在南昌指日可下之际，石达开被调回天京破江南大营；更严重的是，咸丰六年八月初四（1856年9月2日）发生了“天京事变”，太平军诸王内部厮杀，杨秀清、韦昌辉先后被杀，部众人头滚滚、万人成骨。石达开离开天京，脱离洪秀全的控制。最初的五王死逃一空，从此天国元气大伤，走上下坡路。

清廷方面，胡林翼担任湖北巡抚以后，竭力经营，不久把武汉克复，和总督官文合作施治，替曾国藩布置了一个坚固的后方。湘军将领李续宾统率罗泽南旧部，和杨载福的水师、鲍超的霆军，都到了九江。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也从家中出来，招募了一支两万人的队伍前来救援，成立“吉字营”，攻吉安。这支部队后来成了曾国藩倚仗的嫡系，是湘军中最强悍、凶残的一部。至此，湘军才大有起色。

经过挫折，曾国藩的战略变得更加慎重。他常以“扎硬寨，打死仗”勖勉部下，不尚诡谋奇，力求稳慎。曾国荃也有“稳扎稳打，机动则发”之言，他生怕自己做不到，还特地写字句自勉：“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

曾国藩的谨慎态度自有其道理。就他所处的环境而言，他虽是督师，实居客寄的地位，筹兵筹饷一无实权，州县官都不听他的指挥，各省督抚又常常窘谑他，只有胡林翼诚心帮他的忙。湘军将士虽然拥戴他，可是他们的官职有的比他还高，他更像是一个道义上的统帅。因此，曾国藩是经不起败仗的。他的苦衷一般人哪能明了，于是他只能自己默默承受，牙掉 和血吞。

艰苦的境遇，终于使得他在咸丰七年（1857）听到父亲死去的噩耗，立刻就率曾国华、曾国荃回籍奔丧，大有急流勇退的意思。清廷虽不允他终制，勉以“全忠即为全孝”，但他立志守礼，加之江西形势基本稳定，咸丰帝也就顺水推舟，予以同意。曾国藩就此在籍守制，在家住了一年零四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