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林则徐受到革职流放的处罚,但他从不抨击朝廷,仍对道光帝充满感恩之心,他一生都在努力成为以救世为己任的良臣廉吏。鸦片战争后,林则徐的经世思想发生了新的变化—学习西方、了解西方成了他经世致用的重要方面,这也反映了经世致用思想在鸦片战争后的新趋向。“通时务”与“ 知夷务 ”互相渗透,构成了鸦片战争后林则徐思想的特色。
1842年,林则徐从西安动身前往新疆。途中,林则徐给邓廷桢所寄的诗中流露出其关心国事的情绪,“中原果得销金革,两叟何妨老戍边”。历经四个月零三天,他终于到达伊犁惠远城,见到了同被流放的邓廷桢。当年一起禁烟时结下了患难交情,在此时相见更为动容,两人继续携手经世报国于边陲。在伊犁期间,林则徐一直关注国事的发展,向伊犁将军布彦泰借阅每月一期的邸抄,以求得到最新的消息。但是他感于邸抄时间周期较长,相较于书信速度太慢,很多信息无法及时得到,因此吩咐家人把京中重要的信息摘录寄信给他。除此之外,林则徐在大量阅读当地档案资料的基础上汇编成《衙斋杂录》,这加深了他对边疆史地、边防历史的了解。林则徐潜心研究新疆史地,努力讲求筹边之策,他敏锐地觉察到来自俄国的侵略隐患。早在林则徐翻译西方报刊书籍时,他就注意到俄国对新疆的威胁,这种威胁在鸦片战争后更为明显。《四洲志》里介绍了俄国的侵略扩张史,同时也介绍了俄国在清初对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直至晚年,林则徐都在提倡海防与陆防并重。
林则徐到达伊犁之际,正值布彦泰组织开垦惠远城以东阿齐乌苏地区废地,需要解决水利问题,林则徐建议捐修水利,他带头捐修了最重要、修建最困难的龙口工程,1843年此工程完工。林则徐还在新疆的其他地方修建了很多水利工程,把新疆劳动人民使用的“坎儿井”加以改进推广。林则徐之所以重视兴修水利工程,与他早年的经世实践有关,他在为官生涯中一直重视实用的改革措施,经历禁烟抗英后,他开始重视海防和塞防,这是其经世致用思想的新发展。
林则徐在新疆所做的屯田工作也具有重大意义,尤其是在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乾隆皇帝统一新疆后,主要在伊犁和北疆,以及南疆阿克苏等地兴办屯田。道光年间,发生张格尔叛乱,屯田一度废弛。叛乱平定后,喀什噶尔、巴尔楚克(今新疆巴楚县一带)等地恢复屯田。林则徐到达伊犁后,立即协助当时的伊犁将军布彦泰垦田勘荒。1845年初,林则徐奉旨赴南疆,在大半年的时间里,先后勘查了库车、乌什、阿克苏、和阗(今和田)、叶尔羌(今莎车)、喀什噶尔和喀喇沙尔(今焉耆)七城垦地,中经英吉沙,遍历南疆八大城,勘地50余万亩。此后林则徐又接到继续勘察吐鲁番所辖伊拉里克(今伊拉湖镇)垦地的任务。9月他在吐鲁番所辖托克逊之伊拉里克勘地11万亩,10月在哈密以东塔尔纳沁(今沁城乡)勘地6000亩。
林则徐在南疆,目睹了南疆独特的地理环境、少数民族的风俗,创作了《回疆竹枝词》,其中对南疆的描绘不仅便于我们了解南疆的历史,也便于我们了解南疆的风土人情,是一部活生生的民族志。南疆勘田的目的,除了解垦地的实际情况以外,更是为清廷制定南疆垦荒政策提供真实的依据。林则徐因地制宜,或招内地移民承垦,或让当地少数民族垦种。他的上述活动,不仅充实了边地,而且达到了巩固边防的目的。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为了加强天津的军事力量,准备裁撤伊犁镇总兵,移师天津。伊犁镇总兵设于1760年,负责屯田和操练等事。林则徐从加强新疆边防的大局着眼,与各位大臣反复商议之后,起草奏折,由伊犁将军布彦泰代奏,建议保留伊犁镇总兵,裁撤西安镇总兵,添置于天津。清政府经过四个月的反复权衡,最后批准保留伊犁镇总兵,这对巩固受俄国侵略威胁的西北边防有着重要的意义。即使如此,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俄国还是趁火打劫,通过《中俄北京条约》以及后来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了我国西北七八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充分印证了林则徐的先见之明。
此时的林则徐已经年近60岁,疾病缠身,但经世报国初衷不改,且始终关注东南一带的消息,常言“中原之事,未敢忘怀”。他在《除夕书怀》一诗中云:(www.xing528.com)
流光代谢岁应除,天亦无心判菀枯。
裂碎肝肠怜爆竹,借栖门户笑桃符。
新幡彩胜如争奋,晚节冰柯也不孤。
正是中原薪胆日,谁能高枕醉屠苏。[5]
1845年10月,道光帝看到伊犁将军布彦泰奏陈林则徐在新疆开垦有功的奏折,12月4日道光帝的谕旨到达哈密,命林则徐回京以四五品京堂候补。当月,林则徐从哈密启程东还。但自此以后,林则徐对于西域的建设治理一直挂念在心。1850年,林则徐曾与左宗棠相见于湖南长沙,深谈新疆的屯田开发问题。日后左宗棠一直在践行林则徐的遗愿,他收复新疆及开展的一系列屯垦活动都受到林则徐的影响,并直言不讳地说:“三吴颂遗爱,鲸浪初平,治水行盐,如公皆不朽;卌载接音尘,鸿泥偶踏,湘间邗上,今我复重来。”
林则徐到伊犁时,想通过干出一番大事业让道光帝重新起用自己,因此在兴修水利时尽心尽责。自从革职被贬到新疆以后,林则徐以“雨露雷霆总君恩”的话安慰自己,认为“放归已是余生幸,起废难酬再造仁”,他一直对道光帝怀有感激之心,尽心尽力维护清王朝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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