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鸦片战争的方法和技巧

1840年6月中旬，英军抵达广东沿海的蒸汽军舰已达四艘。6月21日，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率领部队抵达澳门外海。之后林则徐与广东巡抚怡良向道光帝奏报了英军的情况以及清军备战的情况。28日，英军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正式爆发。由于林则徐严密的军事布置，英军改变了准备破坏江面防御工程的计划。30日，义律和英军总司令懿律与伯麦会合。其后英军移师北上。7月6日，英军自东门进入浙江定海县，清军“不战不守，纷纷溃散，各顾身家”。

战争中，林则徐制定了种种方略，英勇抵抗英军。他采用“攻首尾跃中舱”之法，主要作战形式是以炮台对敌舰，这些都是传统的战术。林则徐没有航海及作战的经验，仅凭自己的认识去指导战争，不免有纸上谈兵之嫌。但他还购买了“甘米力治号”舰船和新式大炮，同时加强沿海炮台的设防，并利用民心进行抵抗，动员了一批沿海民众参与到战争中去。

1840年7月，道光帝收到英军进犯定海的消息，继而又收到定海失陷的奏报，这大出道光帝的意料。其实，从早期的战争准备状态便可看出定海失守不足为奇。随着战争形势的恶化，朝廷中对林则徐的诽谤越来越多，甚至称“夷兵之来，系由禁烟而起”。同年，义律至天津，致书琦善，说广州禁烟自林则徐和邓廷桢二人开始。琦善把这一信息上报给了道光皇帝，道光帝对林则徐的信任发生了动摇，转而决定以重治林则徐换取英军退兵：“上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3]他以“办理终无实济，转致别生事端，误国病民”为由，将林则徐、邓廷桢严加议处。道光二十一年（1841），林则徐被降为四品卿衔，速赴浙江镇海听候谕旨。到镇海后，林则徐积极参与了当地的海防建设事宜，力图“戴罪立功”。在此过程中中英战况仍在升级，1841年5月，清廷组织和发动的第一次抗英战役—广州战役失败后，道光帝批准签署《广州和约》，他把广东营务废弛诿过于林则徐、邓廷桢，于农历五月初十（6月28日）下旨，将林则徐、邓廷桢流放伊犁。

其实虎门销烟后，林则徐本可以就任两江总督，但他仍旧陷于“夷务”中，主要原因在于他想彻底消灭鸦片走私贸易。他认为“最近所实行的严厉措施，目的完全是为了扑灭鸦片买卖”，“违法的交易必须马上制止，其他正当贸易则受保护”。“凡经营正当之贸易并与夹带鸦片之恶行确无牵涉之船只，应给予特别优待，不受任何连累。凡从事私售鸦片之船只，必严加查究，从重罚治，决不丝毫宽容。总而言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者不必挂虑，如常互市，必无阻碍。至于恶者，唯有及早改恶从善，不存痴想。”吊诡的是，道光帝希望有能力又务实的林则徐去禁烟，林则徐的确做到了，但他的禁烟实效却又使道光帝免了他的职。这实在是对一个实干家最大的讽刺与不尊重。

但林则徐继任者的遭遇也并不比林则徐好。1841年1月25日，继任两广总督的琦善向英国妥协，签订《穿鼻草约》，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随后英军武力占领香港岛。2月26日，道光帝收到怡良揭露琦善割香港岛的奏折，龙颜大怒，将琦善革职、抄家，发往军台效力。如此一来，被后世人定位为主战派的爱国者林则徐和被定位为投降派的琦善，几乎受到道光帝同样的处罚。殷鉴不远，在嘉庆帝在位时，两广总督吴熊光也曾因为向英国人示弱，未能出战而被革职流放。但这几位被处罚的原因大相径庭：吴熊光因为自知不敌不愿出战被处罚；林则徐因为禁烟过于严厉引发战争，故道光帝试图借惩罚林则徐以止战；琦善则又因为妥协止战而被处罚。不打不是，打也不是，由此，处于与西方列强打交道第一线的两广总督成为一个最危险的官职。其背后折射出的是由两代皇帝及满朝文武对西方的无知造成的具体政策上的不知所措和自相矛盾。

再来看看道光皇帝对西方的认识。在鸦片战争发生两年后，道光帝才向大臣询问对手的相关信息：“（英国）女主年甫二十二岁，何以推为一国之主？有无匹配？其夫何名？何处人？在该国现居何职？……该国制造鸦片烟卖与中国，其意但欲图财，或另有诡谋？”“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其最为强大、不受该国统属者共有若干？又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其实，《四洲志》《海国图志》里已经介绍了诸多国外的情况，包括英国的立宪制度。林则徐在广东期间所翻译的一系列报刊书籍没能送到道光帝面前，连最高统治者都对世界形势一无所知，朝野上下一片茫然，这也就不难理解林则徐为何无法预判鸦片战争了。(www.xing528.com)

道光帝一直奉行的是“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的禁烟政策，而这一要求本来就自相矛盾，不管是谁都无法完成，因而林则徐以及他之后的几任两广总督都在鸦片战争中获罪。这些禁烟大臣的结局充分证明了“弱国无外交”的现实。我们从清朝官员及皇帝与外国接触时仍称西方人为“夷”，可以看出他们还是以“夷夏之辨”的传统观念去看待西方，这阻碍了中国与西方的正常交流，使中国不能正确认识西方的 发展。

道光帝的罢黜成全了林则徐的美名。林则徐没有经历惨烈的战败，没有经历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他在这场战争中的中途缺席，使得人们对他抱有无限的遐想。比如，林则徐的幕僚梁廷枏在其《夷氛闻记》中认为，林则徐“终其任，未尝有所挫失。论者遂谓文忠倘获始终其事，必能令桀骜之夷叩关悔罪，由我操纵，畏若神明”。

一年之间，林则徐由禁烟“英雄”变成引发鸦片战争的“罪人”。清廷认为鸦片战争是由于林则徐误判英国只要求贸易，不会发动战争，而且低估了英国的武备所致。林则徐被贬也源于此因。因此在清人笔记中，也有把林则徐视作国家生乱第一祸首的。“赘漫野叟”在《庚申夷氛纪略》里说“初作难者，以林则徐为首，而成之者裕谦也，甚之者僧格林沁也”，并且发恨说“参之肉其足食乎？”，最后总结：“（林则徐）于国家毫无裨益，若论肇开夷衅一节，古人重首祸，是其罪浮于裕与僧也。”然而同一时期也有截然不同的观念，新任闽浙总督颜伯焘和新任浙江巡抚刘韵珂，则因林则徐在禁烟及鸦片战争中的坚决抵抗，认为他为“夷所畏忌”，要求朝廷起用林则徐。这种思路也体现于广东民众在《尽忠报国全粤义民申谕英夷告示》的反问中：“尔既枉称厉害，何以不敢在林大人任内攻打广东？”鸦片战争后的三部史著《道光洋艘征抚记》《夷氛闻记》《中西纪事》将这种思路延续下去，皆谓林则徐在广东防备严密，英军无隙可乘，遂北犯定海，最后将战争的失败归因于清廷罢免林则徐。然而，林则徐尽管常被称赞为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对西方人的认识还非常有限。

林则徐、邓廷桢等人低估了英国人以战争为鸦片贸易保驾护航的决心。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期间，为了了解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情况，积极网罗人才，组织翻译西方报刊书籍。他组织翻译了《澳门新闻纸》《中国丛报》等报刊，将所收集的有关西方的各种信息汇集编成《洋事杂录》，同时将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翻译成《四洲志》。魏源深受林则徐影响，在其《海国图志》中多次强调了解西方情况的重要性，“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虽然翻译的目的是“借以探访夷情”，但这确实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大门。然而，即使主动了解了西方的情况，林则徐仍认为英国人“虽其中不无波折，而大局均尚恭顺，非竟不可范围者”。他误把敌情判断为义律等人的言语恫吓，将即将到来的战争判断为大规模的鸦片武装走私。从林则徐的奏稿中可以看出，林则徐过度相信外国人，“闻该夷平日重一信字”，同时他还认为外国人有天良，是可以教诲的。最不可思议的是，林则徐称赞义律“诚实居心，深明大义，恪守天朝禁令，保全夷众身家，恭顺勤劳，洵堪嘉尚”，所以当义律一而再地抵制具结措施时，林则徐仍然相信他不敢违反法令。直到看到英舰来势汹汹时，林则徐才意识到战争不可避免，转而迅速备战。

在贸易方面，林则徐认为英方在茶叶、丝绸等物的进口上依赖于清朝，若是阻断贸易，必使英人大为受挫，“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他还以天朝上国的高傲姿态威胁英国女王，称如若不服从禁烟，中国将会停止出售茶叶之类英国必需的物品。事实上，他一直无法正确认识到英国侵华的目的与其军事实力，对战争的逼近几无察觉。在作战方面，他始终认为清朝在与英方的斗争中，占有足够的优势。林则徐在给道光帝的一封奏折中提及：“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对于英国人的战斗能力，林则徐描述为“一仆不能复起”，缺少陆战能力，因此他认为英国人绝不会采用陆上进攻的策略。这些都展现出林则徐对西方军事知识、力量的缺乏了解。林则徐仍是活在清朝“天朝上国”氛围中的一个人，他仍深受天朝思维的影响，难以超脱其所处时代社会思想的藩篱。^[4]与林则徐同样有着丰富经验的邓廷桢，对鸦片战争的到来也没有预感。鸦片战争爆发前，林则徐多次提醒“严加防范”，但邓廷桢除了在福建稍做了抵抗的准备，其他地方都毫无准备。1840年，在一个月之内，邓廷桢先后任云贵总督、两江总督、闽浙总督，这种频繁的调动和当时禁烟的活动不无关系。邓廷桢在福建认真办理禁烟，但他和林则徐一样不相信禁烟会引起鸦片战争。他甚至对下属“告以夷人之无能为，我师之大可用”。在厦门开战后的第四天，他还不知道英国远征军已到，认为厦门之战是为了牵制清军，直到陆续收到情报，他才得知英国战船的 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