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改革的中坚者：探究清朝历史

从嘉庆二十五年（1820）到道光十八年（1838）这18年间，林则徐先后任江南道监察御史、浙江杭嘉湖道、江南淮海道、江苏按察使、江苏布政使、陕西按察使、湖北布政使、河南布政使、江宁布政使、河东河道总督、江苏巡抚、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湖广总督等职，办理赈灾、蠲缓、堤防、河工、漕运、盐务、刑狱等诸多事务，基本都与国计民生密切关联。他认真办事、秉公处置的作风也为他赢得贤名满天下，“至儿童走卒，妇人女子，皆以公所莅为荣，辄曰：‘林公来，我生矣！’”他丰富的为官履历也证明了道光帝对他的信任和对他能力的认可。因此，每到有要紧、棘手的公务时，道光帝总会在第一时间想到林则徐。反观之，林则徐能够仕途发达，建功立业，将经世济民之思想付诸实施，也得益于皇帝的知遇之恩与大力支持。

那么林则徐为什么会得到道光皇帝如此的青睐与信任呢？这需要从两个方面解释。

一是道光皇帝的治国思想与时代背景。

嘉道之际，曾经风光一时的康乾盛世已经日渐没落，官场腐败愈演愈烈，社会矛盾尖锐。内地先后有白莲教大起义、天理教起义，边疆地区则有张格尔叛乱。从外部来说，西方列强如英国者，早已将侵略触角伸向亚洲的印度，又由印度开始觊觎中国，一再试图打开中国的市场。乾隆末期，英国曾派出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但所有请求均遭清朝拒绝。嘉庆时期，英国再派阿美士德使团访华，嘉庆帝拒绝接见。英国还将军舰开到广州之外的伶仃洋外海，对中国进行军事性试探。嘉庆十三年（1808），英国派军舰闯入香山鸡颈洋，派兵300人登陆澳门岛，占据炮台，试图夺取澳门，其军舰甚至进到黄埔一带。两广总督吴熊光认为英国人志在贸易，其军费出自商税，因此只要闭关不与贸易，足以致其死命。但若轻率用兵，与英国开战，那英国军舰远胜清军数倍，战必不敌，而东南沿海也将受其害。因此吴熊光不主张用兵，仅令停止开舱，要等英军退出澳门后，方准贸易。他也没有急于将此事奏报朝廷。一个多月后，嘉庆帝接到此消息，他认为吴熊光遇此挑衅，没有立即调兵开战，反而示敌以弱，故严诏切责。英国的军舰直到十月间才陆续退去。吴熊光被议罪革职，效力南河，不久遣戍伊犁。

在这些内忧外患之下，继任的道光帝力图振作。他的总体思路是重用经世派官僚，提升汉人士大夫的地位，尝试推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道光帝继位伊始，便对中枢部门军机处进行了调整。领衔军机大臣托津、排名第二的军机大臣戴均元都以撰拟诏旨错误被罢值。卢荫溥、文孚也因同样的原因被降级。第二年，卢荫溥罢值，文孚则留任。同时，道光帝让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曹振镛入值并领衔，又以太子少保、户部尚书黄钺和吏部尚书英和入值。不久，英和罢值，次年代之以松筠。由此道光帝基本完成了对军机处的人事调整，这种调整非常彻底，基本将中枢旧臣一扫而空。军机处自创设以来，多以满人领衔。乾隆、嘉庆之际，也曾有张廷玉、刘统勋、于敏中、董诰等人领衔军机大臣，但像道光帝这样一上台就将汉人大学士任命为领衔军机大臣的，在清代也是仅此一例。曹振镛自此以后执掌中枢近15年，后人对他多有非议，认为他无所作为，但实际上，道光时期的一些重要成就，如平定张格尔叛乱等，曹振镛皆被道光帝列为功劳第一。而两江总督陶澍主持的盐政、漕运改革等，也多赖曹振镛的支持，才得以获准与展开。曹振镛家几代为盐商，时陶澍倡盐法改革，包括曹家在内的旧盐商利益受损。以曹振镛的地位与权力，他完全可以阻止陶澍的改革，但他说：“焉有饿死之宰相家！”并力促道光帝批准盐政改革。

道光帝孜孜求治的心态也能从他对陶澍的信任与重用上看出来。陶澍在道光年间，由正四品的道员升任正三品的按察使，又升任从二品的布政使，至道光三年（1823）升任安徽巡抚（兼提督职能），成为正二品封疆大吏。四年之内，升了四级，可谓青云直上。接着他又调任江苏巡抚，并在道光十年（1830）升任总督，并兼兵部尚书衔，从一品，这是地方上最高的官职与品级。在非战争时期，对于一个出身汉族而且出生于清贫农家的知识分子来说，成为这样的高级官员是不同寻常的。按清朝前期的惯例，担任两江总督的大多是旗人，陶澍却以汉人的身份担任总督长达十年之久，直到逝世。且在陶澍之前担任两江总督的和在其后担任两江总督的都为时不长，而他在江苏巡抚、两江总督任上，先后主持漕运、盐政改革，获得极大成功，这与道光帝及中枢机构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道光十一年（1831）八月，陶澍上《现在盐务、灾务，并获拿匪犯办理各情形折片》，得到道光的朱批：“裕国而安民，通商而除害。汝为干国良臣，而朕亦获知人善任之美名，实有厚望焉。”道光十五年（1835）底，陶澍进京觐见，道光帝竟先后14次召见陶澍，并赐“印心石屋”四字匾额。此事在当时引起巨大轰动。大学士潘世恩、河道总督麟庆等18人《御书印心石屋诗》，英和、穆彰阿等12人写了《御书印心石屋记》，这些诗文高度评价陶澍。潘世恩的诗句云：“自从建节钺，声施益烂如。砥柱仰吴楚，广厦思淮徐。即今江南北，同在春风余。”英和的文章说：“学术昭于过庭，治绩隆于当代，忠孝大义，精白一心。”^[2]

可见，道光帝通过重用、支持陶澍等人的改革，极大提高了经世派官僚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极大改变了康雍乾时期那种“首崇满洲”的政治氛围，汉人士大夫经世济民的精神重新得到肯定与激发。

二是林则徐处于经世派官僚团队之中。

林则徐的发达不仅是道光帝支持的结果，而且他也不是孤立的，他是那个时代经世官员群体中的一员，是经世思想发展脉络中的一分子。他的前辈陶澍之所以能够把自己的经世思想付诸实践，除了主客观条件，还由于他能够团结一大批具有经世致用思想的人士，如贺长龄、贺熙龄、唐鉴、梁章钜、陈銮、林则徐、王凤生、俞德渊、姚莹、魏源、包世臣等。贺长龄、唐鉴是陶澍的亲密朋友，在北京跟陶澍同时在国史馆任职，共同参加宣南诗社，在江苏又长期共事，他们都主张经世致用。贺长龄的弟弟贺熙龄，跟陶澍在京城就关系密切，后来又结为儿女亲家，他主张“读书所以经世”，是左宗棠的老师。梁章钜是陶澍同科进士，陶澍担任江苏巡抚，梁章钜担任布政使，共同赈灾治水。陈銮具有经世才干，陶澍倚为左右手，积极协助改革，陶澍病重时即由他署理两江总督。魏源、包世臣等是陶澍的幕僚和智囊团成员。王凤生、俞德渊、姚莹等是陶澍改革盐政的重要助力。

而林则徐与陶澍在江南一度亲密合作，进行各项改革，并自称为陶澍的后辈。《清史稿·陶澍传》称陶澍“与巡抚林则徐合力悉加疏浚，吴中称为数十年之利”。两个人之间的交往细节及相关主张，我们可以通过林则徐的日记更详细地了解。魏源也曾说过林则徐和陶澍志同道合，且能优势互补。林则徐在江苏巡抚任上着重处理了繁重的钱漕事务。他在给陈寿祺的信中，称江浙漕政已成不治之症，“局面太大，积重难返”。

道光十一年（1831）十月初七，道光帝以林则徐“出膺外任已历十年，品学俱优，办事细心可靠”，擢升他为河东河道总督。对于这次职任变动，林则徐认为“河工修防要务，关系运道民生最为重大，河臣总揽全局，筹度机宜，必须明晓工程，胸有把握，始能厘工剔弊、化险为平”，自己未曾经理河工，“不敢贸然从事”，上奏婉拒。道光帝接到奏折后，仍然坚持原意，并嘱托：“一切勉力为之，务除河工积习，统归诚实，方合任用尽职之道，朕有厚望于汝也。慎勉毋忽！”(www.xing528.com)

林则徐接到谕令后，从扬州勘灾途中赶往山东，一路顺途亲勘运河应办工程，至微山湖以志桩测量水位。这是一项苦差事，林则徐深感责任重大，如履薄冰，“近来防汛闹得太不成事，弟未到任而嘱者已数十人，不禁为之害怕，奈何！奈何！”“此后无一日不在针毡之中，正不特防险担心而已”。

修工程之外，他还对各道河库钱粮进行了详细盘查。林则徐于道光十二年（1832）正月初四（2月5日）、初八（2月9日），先后亲赴运河道库与衮沂道库，盘查河库钱粮，确认并无亏短。正月二十二（2月23日），林则徐审核奏办山东运河之泇河、捕河、上河三厅闸座工程三案，说明确系工程难缓，估银36370余两，并无浮滥虚报，请准山东司库拨款。当日他即从济宁启程，前往河南东部黄河两岸，查验河防各厅的料垛，并顺道盘查河南开归道库、河北道库钱粮。他亲自从北岸的曹考厅查起，一直往西到黄沁厅，然后南渡，挨次东查，“周历履勘，总于每垛夹档之中逐一穿行，量其高宽丈尺，相其新旧虚实，有松即抽，有疑即拆，按垛以计束，按束以称斤，无一垛不量，亦无一厅不拆。”在兰仪厅蔡家楼，林则徐发现垛底有潮湿之料，立刻决定将该厅同知于卿保撤任，并要他赔补损失，其缺委河南祥符县知县邹鸣鹤署理。林则徐一丝不苟，认真办事，博得沿河兵夫居民的啧口称赞，因此，每到厂汛工地，“观者如堵”。

通过实地考察，林则徐对河务形势有了初步的了解。对于河南、山东黄河地段，自道光元年（1821）孙玉庭、黎世序提议采用碎石工程，次年在北岸黄沁厅马营挑坝试抛两段，道光五年（1825）开始推广，六年来共用银65万余两。但由于两岸堤长20余万丈，堤前有埽的不过6800余丈，埽前抛石者仅270余丈，防险经费未见节省，以至道光帝怀疑碎石工程是否必要。林则徐两次上堤，向年老兵民查访用碎石埽堤护堤的实际效果，最后得出“碎石之于河工有益，实可断为必然”的结论。为了有效指挥治河，林则徐把住所当作“工程指挥部”，“题所居室联云：春从天上至，水由地中行。题客座联云：芦中人出，河上公来”，又“绘全河形势于壁，孰夷孰险，一览而得”。这样，“群吏公牍，不能以虚词进，风气为之一变”。

在查验黄河两岸河务的过程中，林则徐注意钻研治理黄河的办法，初步形成使黄河改道，由千乘，即利津河入海，以克服河患的改革方案。他致信陈寿骐：“则徐窃不自量，谓欲救江、淮之困，必须改黄河于山东入海，而以今之黄河于淮涸出洪泽湖以为帝藉。……尝谓古之善治河者如神禹。禹之治河，固非后人所可思议，若汉之王景，非不可学者。何以王景治河由千入海之后，史册中不闻河患者千六百年？大抵南行非河之性，固屡治而屡为患耳。”林则徐身上体现出的是实干的敬业、乐业 精神。

由于林则徐严守职责，道光帝极其赞赏他：“向来河工查验料垛，从未有如此认真者”，又说：“动则如此勤劳，弊自绝矣。作官皆当如此，河工尤当如是。吁！若是者鲜矣。”可见他对作为经世官员的林则徐之 欣赏。

由此，当鸦片输入成为一个严重伤害到国家根本利益的问题时，道光帝自然不会忘记以经世济民为己任的林则徐。面对泛滥已久的鸦片，清廷禁烟令之所以形同虚设，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各地官员阳奉阴违。而林则徐这种忠于职守的实干精神和能力正是禁烟事务所亟须的。

在江苏巡抚任内，林则徐忠实地执行禁烟法令，随时认真巡查，对犯法之人进行严惩。林则徐实施了一系列措施，比如严禁种植、贩卖、吸食鸦片；在沿海地区严密布置，在外国商船未进入港口前就严加巡逻，斩断鸦片的来源；商船进入中国以后，“如有偷漏纵越，或经别处发觉，即将牟利之奸商，得规之兵役，一并追究，加倍重惩，以期令在必行，法无虚立”。在他的治理下，江苏禁烟取得初步成效，“江南地本繁华，贩卖、买食鸦片烟之人原皆不少，节经严切查办，随案惩办，今日并无私种罂粟花作浆熬膏之人”。

1832年初，英国人胡夏米等在中国沿海进行侦探活动，史称“胡夏米事件”。胡夏米乘坐阿美士德号商船，从澳门出发，北上一路侦探中国的沿海情况，收集了大量的一手信息，为日后鸦片战争的发动准备了最早的情报信息。胡夏米在中国实行的种种活动都是有意为之，例如，他以传教士郭士立为翻译，沿途传播基督教，因此成功地躲开了清廷的查验，刺探了中国沿海地区的军事情况。林则徐对于胡夏米的态度当然是坚决将其驱逐出中国。他认为胡夏米与内地奸民相互勾结，惹是生非，需要严加防范，并推测船上可能夹带鸦片。而道光帝却由于担心“因此别生枝节，致启衅端”，阻止了林则徐试图搜缴鸦片的行动。此时，林则徐较之前对鸦片的危害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胡夏米事件中，诸多的沿海督抚中，只有林则徐和陶澍关注鸦片的走私问题，这也表明林则徐在禁烟方面的决心与坚定立场。

就是顺着这样的思路，林则徐最终走到历史的紧要关头。